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税制改革:经验与启示

摘要：澳大利亚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其矿产资源税制改革既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又经历了充分博弈，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矿产资源税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从经济因素、资源配置、国际贸易和政府财政收入等方面，分析了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税制改革的背景和原因；对比分析了陆克文政府的资源超额利润税（RSPT）和吉拉德政府的矿产资源租金税（MRRT）两个改革方案以及新矿产资源税制的形成过程；根据我国矿产资源税改革进展情况，探讨了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税制改革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澳大利亚 矿产资源税制 资源税制改革 矿产资源租金税（MRRT）

一、引言

在矿产资源日益稀缺的时代，矿产资源税制改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调节日益重要。2012年3月19日，历时两年经过几轮博弈和波折、旨在调节矿产资源收益合理分配的澳大利亚资源税改革法案获得议会通过。此法案主要针对煤炭、铁矿石和海上油气资源开采征收“矿产资源租金税”（Mineral Resource Rent Tax，MRRT）。“矿产资源租金税”的有关立法，自提出之日起就在澳大利亚饱受争议，并导致了陆克文政府的。吉拉德政府上台后，在绿党和独立派议员的支持下，终于推动这两项税赋法案在议会通过。吉拉德表示，这将会是澳大利亚历史上一次深刻的经济改革，此项措施旨对在澳经营的大矿企的巨额利润部分征税，可以使更多（尤其是较为贫困的）澳大利亚人民享受澳大利亚的资源所得收益，进而打造更加公平、平等的经济模式。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包括矿产资源税改革在内的税制改革，此次税制改革正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攻坚战。因此，总结市场经济成熟国家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税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分析其矿产资源税制改革的理念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情况，对我国矿产资源税制的改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税制改革的背景与诱因

（ 一 ）澳大利亚的政治环境和税制概况 澳大利亚是地方自治基础上的联邦制国家，有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全国划分为六个州和两个地区，实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其行政事务由内阁负责，内阁由总理主持。联邦国会是国家的立法机构，议会实行两院制，即众议院和参议院。各级政府行政管理层次分明，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基于联邦制下的地方自治制度，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分立，在税收上实行分税制。税收收入分为联邦税收收入和地方税收收入两类，其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分别对应于三级税收权限。根据澳大利亚的法律，陆上资源为各州或私人所有，一般是公有地上的为州或地方政府所有，私人土地下的为私人所有，海洋大陆架上的为联邦政府所有。传统上，体现矿产资源所有权者权益的权利金由作为所有者的州、地方政府和私人收取，联邦政府因拥有大陆架（海洋）上的矿产及石油资源的所有权，因此联邦政府只收取其所拥有的海洋大陆架上的矿产资源租。澳大利亚的税制中，涉及矿产资源租的主要税种有权利金、租金（矿地租，即开矿所占用土地的租金）和资源租金税。澳大利亚的权利金有三种征收方式：从价权利金、从量权利金及以利润为基础的权利金，从量权利金以生产数量（重量或体积）为征收基础，新南威尔士州规定煤、铝土矿、铁矿石、石灰石、花岗岩、磷酸盐等采用专门权利金，以利润为基础的权利金不多，只适用于北部地方的大矿山，布罗肯希尔银锌矿及Cobar矿山控股公司采用以利润为基础的权利金制度，金红石、钻石、钛铁矿、独居石、石榴石、石油等采用从价权利金费率，费率一般为销售收入的5%到10%；租金是指探矿权人和采矿权人每年向资源所有权人缴纳的矿地租，在澳大利亚，除海上石油资源和北部地方的铀矿为联邦所有外，矿产资源所有权收入主要为州政府所有，矿地租因条件而异，各个州或矿区征收水平不同，探矿阶段为每平方公里3到27澳元不等；资源租金税在澳大利亚是在上一次矿业繁荣的1975年首次提出，旨在对开采条件特别好的、能产生级差地租的矿产企业所得征收的附加利润税。

（ 二 ）澳大利亚税制改革诱因分析 20世纪7O年代，石油危机和石油价格暴涨引发了经合组织国家（OECD）经济“滞胀”， 凯恩斯经济干预理论失败，导致西方国家寻找新的宏观经济控制方法，税制改革应运而生，其目标是“公平、简化和经济增长”，基本措施是“降低税率，扩大税基”，。澳大利亚作为OECD的重要成员国，也于1985年对本国的税制进行了改革。20世纪90年代后，虽然大规模税制改革的浪潮已经过去，但是持续的调整仍在进行。2000年7月1日，再次当选总理的霍华德开始了以商品和服务税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税制改革。2008年，澳大利亚再次启动了包括矿产资源租金税在内的近50年来澳洲税制最大规模、冠名为“澳大利亚未来税制”的税制变革，旨在应对来自国内外社会、环境、经济等方面的巨大挑战。就经济因素而言，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经济增长缓慢是改革的关键诱因之一；气候变化、温室效应将会降低居民的福利水平，而且福利损害会因为减排措施的延误而迅速增加。为此，澳大利亚政府在2008年制定了《炭污染减排计划》。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资本和利润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同一国家不同投资项目之间的转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对来源于投资收益的税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挑战相互交织，并以较为复杂的方式影响着税收与转移支付体制。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2000年后矿业繁荣时期矿产品价格的迅速提高，在澳大利亚矿业部门的利润率大幅提高同时，抬高了国内的原材料、劳动力和资金成本，使得非矿业部门的采购、招聘以及融资成本上升，相对于矿业部门的竞争力下降，经营困难进一步加剧，非矿业部门的生存条件恶化。澳大利亚此次调整矿业资源税主要是为了防止资源部门挤压其他部门发展空间的“荷兰病”发生。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角度看，矿产资源品出口增长大幅推高了澳元汇率，2009年到2011年两年间，澳元汇率大幅升值50%左右，大大降低了国内制造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同时，资源品价格的上升吸引国际金融资本加速流入澳大利亚，加剧国内通货膨胀，加大金融系统波动，提高了整个经济的系统风险。因此，澳大利亚急需进行税制改革，以适应时代要求。从政府财政收入角度看，在最近的十年内，尽管矿产资源和能源产品的价格飙升，但政府所获得的矿业红利不多。以石油为例，1998年末世界原油价格大约15美元一桶，2008年7月曾一度涨到147.27美元一桶，不到十年上涨了近十倍。澳大利亚矿业公司的净利润在近10年间也水涨船高，增加了800多亿澳元，而按照既定的矿产资源税制，政府所分享到的税收只有不到90亿澳元。据测算从2000年至2009年，澳大利亚的实际资源税率（资源税税负占矿业收入的比率）下降超过了20%。在矿产资源日益稀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及其收益分配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经济时代，澳大利亚原矿产资源税制及所确定的税率和征收方式就显得不合时宜：一是无法让社会公众及非矿企业分享到自然资源价格上涨的红利，毕竟矿产资源是属于整个国家的，而不是仅属于州政府和矿商的，更何况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荷兰病”是由全体澳大利亚人承担；二是目前澳大利亚各州都有不同的矿产资源税率，以煤炭为例，澳大利亚产煤各州，即昆士兰州、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西澳大利亚州根据煤炭种类和能量值不同制定了不同的税率，使税收体系庞杂，效率低下。三是历史上和现实中，许多国家的中央政府在矿业繁荣时期，都相应征收了暴利税性质的矿产资源税。如美国上世纪石油危机期间的暴利税，英国的特别利润税，加拿大对权利金的调整；在本轮矿产品价格高涨期间，我国也开征了石油特别收益金，加拿大、美国等许多国家都大幅调高了权利金率。因此，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为了分享矿产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经济利益，规避荷兰病，调整矿产资源税制并提高矿产资源税总体税率就在所难免。基于上述原因，对于澳大利亚这样一个矿产资源在整个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矿产资源税制改革自然就成为塑造“澳大利亚未来税制”的重中之重。

三、澳大利亚新矿产资源税制的形成过程

（ 一 ）陆克文政府的资源超额利润税（RSPT） 资源超额利润税（Resource Super Profits Tax，RSPT）是澳大利亚统一全国资源税制计划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于2010年5月由澳大利亚财政部公布。根据这一方案，自2012年7月1日起，澳大利亚政府将面向全部非可再生矿产资源领域征收高达40%的超额利润税，将对矿业公司根据吨位征税变成根据利润征税，旨在对因矿产品价格上涨带给矿企的超额利润进行再分配，如通过增加的资源税收益以减少企业所得税，补充社保基金（有减少社会保障税的效果）。在大选之际推出此次税改政策，陆克文政府也是想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以期获取非矿企业和退休群体的拥护。然而，事与愿违，资源超额利润税遭到了多方的反对，主要原因为：（1）根据澳大利亚的法律，联邦政府没有权利制定专门针对矿产资源租的税收；（2）以利润为税基的企业所得税的税权虽然属于联邦政府，但企业所得税不应该有行业差别，而资源超额利润税明显是针对矿业企业“超额利润”征收的，其他行业也会有超额利润，资源超额利润税却只在石油、煤炭和铁矿石行业实施，因此具有歧视性；（3）一旦开征资源超额利润税，会降低矿山投资者的投资回报预期，投资者会将投资转到其他资源国，严重影响澳大利亚经济的长期发展。陆克文政府推出此项税改的初衷是使全体民众都能够分享矿产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利益，但却没有充分考虑到矿业相关利益集团的众多及其博弈能力，如矿业公司、矿业及相关行业从业者群体及其操控政治经济舆论的力量。针对此次矿产资源税制改革，澳大利亚调查机构尼尔森做的民意测验显示，有将近一半民众“反对”征收资源超额利润税，中产阶级更是普遍认为这是对矿产资源行业的过度索取，反而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郭鹏，2010）。最终执政的工党在选举前换帅，资源超额利润税计划也随之流产。

（ 二 ）吉拉德政府的矿产资源租金税（MRRT） 新总理吉拉德（Julia Gillard）向采矿行业作出了巨大让步，并在陆克文政府税改的基础上明确了转移支付的力度，提出将矿产资源租金税（Mineral Resources Rent Tax，MRRT）税款用于降低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从原来的30%降至29%，提供60亿澳元资金用于公路、铁路和港口建设，从2020年起增加对退休储蓄支出，从目前退休收入的9%提至12%。这些配套政策进一步缓和了矛盾，为新税制的最终通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10年12月21日，由澳大利亚资源部长Martin Ferguson与前必和必拓董事长Argus共同领导的政策过渡小组重新向澳大利亚政府提交了对矿业和石油资源租金税改革的评估报告，该报告包含两部分：矿产资源租金税（MRRT）和石油资源租金税（PRRT）。2011年6月10日，澳大利亚联邦财政部公布了矿产资源租金税（MRRT）草案，并于2011年11月23日获得联邦政府通过。吉拉德政府的MRRT草案解决了政府与采矿行业在此税收问题上越来越激烈的争端，为方案的实施铺平了道路。2012年3月19日晚，矿产资源租金税法案获得了议会通过，自2012年7月1日起实施。（1）新方案的设计理念。MRRT是从著名经济学家郜若素（Ross Garnaut）的资源租金模型引申而来，该模型又基于经济学的级差地租理论。级差地租理论认为，耕地优劣等级不同，使用优等地的农业经营者因产品成本低而能赚取超额利润，土地主人依据其土地所有权以级差地租形式征收农业经营者获得的超额利润。按此理论，政府征收矿山资源租金税，本质上是对采矿企业占有、使用国有资源而获得的超额利润的分割，也可以说是交纳的级差矿租。新方案本质上是对占有优质资源的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从计税方式上看，联邦政府是把州政府以销售收入为基数收取的权利金（Royalty）统合为针对利润征税，体现了“使用资源越好，超额利润越多，征税越多；反之越少；使用劣质资源没有超额利润不征税”的理念。（2）新方案具体内容。MRRT其实是2010年陆克文政府宣布的RSPT的延续和变形，是有关资源、环境一揽子税费改革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在MRRT方案中，MRRT征收额=MRRT利润×22.5%=（矿业利润-资本性支出-Royalty扣除-矿业亏损扣除-初始扣除）×22.5%。下面就公式中的内容分别予以解释：MRRT的“起税点”（Taxing Point）和矿业利润（Mining Profits）。理论上MRRT是针对使用矿产资源而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因此其“起税点”为矿产品矿山堆场。矿业利润=矿业收入-矿业支出，其中矿业支出（Mining Expenditure）是指起税点之前的活动（称为上游活动，Upstream，包括采矿、破碎、筛选、堆放等）所发生的运营支出（Operating Expenditure，也称作业费用）。但矿业支出不包括取得矿权的费用、筹资费用（利息支出）、交给州政府的权利金（Royalty）、公司所得税和商品与劳务税（GST）。上游活动所产生的收入，称为矿业收入（Mining Revenue）。矿业利润=矿业收入-矿业支出；资本性支出（Capital Expenditure）。发生于MRRT实施日即2012年7月1日以后的上游活动资本性支出，可作为矿业支出立即从当年矿业收入中核销，未能核销的递延到以后各年核销。这与计算企业所得税时按资产预期寿命提取折旧确认费用是不同的。它意味着，一个新建的矿山企业在资本性支出回收之前，不用交纳MRRT；MRRT税率。MRRT的名义税率为30%，但规则制定者承认在矿业利润中含有采矿专业技术所作的贡献（Extraction Factor），因此减让25%，即MRRT的实际征收率为30%×（1-25%）=22.5%；权利金扣除（Royalty allowance）。MRRT方案规定，已交纳给资源所有者的权利金可以抵扣。但操作中并非采用扣税法即先算出MRRT再减去已交的Royalty，而是采用扣额法，即倒算出与权利金对应的矿业利润，从计算MRRT基数即“MRRT利润”中减掉（权利金抵扣额=权利金÷22.5%）。如某企业已经交纳450万澳元的权利金，则2000万澳元（450÷22.5%）为已经交纳过权利金的矿业利润，从计算MRRT的基数中扣除；矿业亏损扣除（Mining loss allowance）。矿业收入减去矿业支出，再减去按上款计算的Royalty扣除后，如出现负数，则称为“矿业亏损”（Mining Loss）。由于州政府按矿石离岸价计征Royalty，并不考虑企业是否盈利以及盈利多少，再加上新企业的资本性支出可立即核销等因素，发生矿业亏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对此MRRT草案规定：过去年份的矿业亏损，可在本年按同期政府长期债券利率（一般为5%-6%）加7个百分点加成扣除；已有矿山企业尚未摊销的资本性支出扣除，也称为“初始扣除”（Starting Base Allowance）。对已有矿山企业尚未摊销完毕的矿业资本性支出，企业可选择采用账面价值法或市场价值法，在规定年限内摊销即抵销矿业利润。选择账面价值法的，可在5年内且可按长期债券利率加7个百分点加成摊销。选择按市场价值法的，可在不短于单项资产寿命期限内摊销，不加成计算。多个矿山项目矿业亏损可相互弥补。如果一家企业有两座及以上矿山（单独核算单位），则发生的矿业亏损可以在不同矿山之间相互结转；MRRT征收额计算。矿业利润减“Royalty扣除”、“矿业亏损扣除”和老矿山企业的“初始扣除”后，等于“MRRT利润”；MRRT征收额=MRRT利润×22.5%。此外，小企业免征MRRT。法案案规定凡是每年矿业利润低于5000万澳元的矿山企业为小矿山企业，免征MRRT。MRRT与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度并行。这两种税的会计核算和纳税互不干扰。（3）MRRT对矿企税负的影响。很明显，MRRT对煤铁矿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煤铁生产企业改革前已经承受州政府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收取的权利金以及企业所得税，实行MRRT后税负显然会增加。州政府收取的权利金每州不同，一般为销售收入的5-10%，企业所得税目前为30%，下表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凸显了MRRT对煤铁项目回报的影响（假设州政府权利金费率10%）。当然这个结论是极端简化的，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公司层面还是股东层面的总体税负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项目总体利润率、上下游业务比重、融资方案等。（4）新旧方案的比较。新的方案相比旧方案的超额利润税有如下特点：对铁矿石和煤炭产品的超额利润税方案作了大的修改，石油天然气租金税是将原来已在海上执行的石油天然气租金税方案推广到陆上，新方案未做大的修改；将铁矿石和煤炭的矿产资源租金税（MRRT）税率由暴利税的40%降至30%；各州政府对采矿企业征收的权利金可以从矿产资源租金税中抵扣；将5000万澳元的全年铁矿石及煤炭业务资源利润设定为征税门槛。可以看出，吉拉德政府的税制，比陆克文的税制，主要是税率上对大中型矿企的让步和在起征点上对中小矿业公司的让步。

四、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税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 一 ）我国资源状况与矿产资源税制改革概况 （1）我国与澳大利亚资源状况的比较。全球同处资源经济时代，具有共同的问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同样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虽然从绝对量上看，我国和澳大利亚同样是矿产资源生产大国，但从人均数量上而言我国在矿产资源方面与澳大利亚所面临的情况则大不同，我国矿产资源稀缺程度高，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期，未来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远高于澳大利亚，因此中国是主要矿产资源的进口国，澳大利亚是矿产资源出口国。相对于澳大利亚这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矿产资源税制问题更大，带来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低效率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也更严重；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够，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相当严重。在未来，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将是我国长期面临的、且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战略问题。因此，节约、高效、循环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已成为中国政府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进行矿产资源税制改革的主要目的。（2）我国矿产资源税制概况与改革进展。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逐步建立起了税种比较齐全的矿产资源税（费）体系，包括：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的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作为矿区土地使用收费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 以及转让矿权时收取的国家作为探矿和开发投资出资人权益的的探矿权、采矿权价款。但是，作为矿产资源租金收取的矿产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水平长期偏低，与不断上涨的矿产品价格极不相称。进入本世纪，随着新一轮矿产品价格的不断高涨，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矿产资源税制改革。首先是将从量定额计征的矿产资源税额有所调高，然后从2006年起按累进制方式对石油开征暴利税性质的特别收益金，再就是从2010年开始在新疆试点并于2011年下半年推广到全国对石油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税率为5%，计划提高到10%。目前除石油资源之外，其他矿产资源仍实行原来的从量定额资源税，未来计划全部改成从价税制。目前，我国石油行业的资源税制和资源税水平与澳大利亚基本相同，然而除石油之外的矿产资源税制还不完善，征收水平相对偏低，由此带来的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混乱、地方政府对煤炭等矿产资源开发收取的“费、金”庞杂，寻租腐败和收益分配不公仍然十分严重。资源税从价征收和提高征收水平的改革，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也相当大，结果导致我国资源税改革虽酝酿已久，但进展缓慢，未来任务仍然艰巨。

（ 二 ）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税制经验的启示 澳大利亚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矿产资源税制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相关利益调节相对比较规范，其改革是在法治轨道和相关利益集团充分博弈情况下进行的，能够做到科学合理和与时俱进的，这对正在进行的我国矿产资源税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一个国家的税制结构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并根据时代变化进行相应变革。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矿产资源稀缺性也不断提高，资源有效开发利用和资源收益合理分配对社会经济和谐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人类社会已进入资源经济时代。而税制结构必须进行相应变革以适应资源经济时代要求。澳大利亚政府旨在建立“澳大利亚未来税制”的矿产资源租金税改革，其目的不仅在于提高全社会分享矿产资源租的比例，而且也在于以此降低公司所得税、补充养老基金等，表明其“未来税制”向提升资源要素税比重、降低资本和劳动要素税比重的结构性转变，这符合资源经济时展要求。税制改革是利益关系的再调整，而利益关系的调整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因此，资源税改革必须在法治轨道上依法进行，并充分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和诉求，这样才能既保证有利于全社会整体利益的税制改革方案获得通过，又能合理调节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使税制改革方案顺利实施。澳大利亚作为成熟的法治国家，其矿产资源税制改革一直遵循税收法定和法依民意的法治原则，经过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充分政治博弈，其所通过从石油扩展到煤炭和铁矿的矿产资源租金税制在全球范围是独家首创。而我国现行的征收矿产资源租性质的资源税费，由不同政府部门确定，除资源税外大多不经过人大立法程序，导致现行资源税费体系存在方案确定过程不透明、部门寻租、利益关系调节不规范、缺乏综合考虑以及资源税费收益分配使用不透明等问题，为未来改革与规范加大了难度。资源税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有赖于充分的政治协商和成功的舆论动员。从理论上讲，陆克文政府的40% RSPT方案并非没有可行性，尤其是在矿产品价格长期高企、矿业公司长期获得资源暴利的矿业繁荣时期，40%的资源超额利润税是合理的。如在上一次矿业繁荣和此次矿业繁荣时期，许多国家征收的石油暴利税都非常高。显然陆克文政府的失败，有第一次把暴利税延伸到煤炭和铁矿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也在于陆克文政府缺乏政治协调能力和没能进行充分舆论动员，从而被既得利益集团成功阻截。涉及利益关系调整与规范的资源税制改革，既要充分反映包括既得利益集团在内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也要防止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吉拉德政府的矿产资源租金税方案虽然成功获得通过，但是该方案不仅将MRRT税率从40%降低到30%，而且对矿业公司作了巨大利益让步：包括所谓“采矿专业技术所作的贡献”的25%的税率折让和前期未抵扣费用或矿业亏损在长期债券利率加上5%或7%的加成结转等优惠，使包括资源所有者收益的权利金在内的整体资源租金有效税率明显低于22.5%。考虑到对中小企业5000万澳元利润以下的免征MRRT，全社会总体的MRRT税率则更低。很明显，澳大利亚的MRRT改革存在被矿业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的问题。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源经济时代矿产资源税制改革研究”（项目编号：11AJY012）和“低碳经济下中国企业管理变革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2BJY081）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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