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体制的“认受性”危机

摘要:本研究试图运用社会学的“认受性”概念,建构一个分析类型化的框架,探讨中国体育体制的“认受性”变迁逻辑,探讨可能的体制创新。建国初期,体育体制面临攘外安内的社会环境,军事化色彩的全民体育体制,政治认受性和社会认受性较高;时期,尤其是体育脱离世界奥林匹克大家庭,政治认受性削弱,“以劳代体”的群众体育使得体育的社会认受性降低;改革开放初期,在全球化的话语下,体育体制的政治认受性赋予新的意义,竞技体育成为中国登上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示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重要手段,并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整个体育体制倚重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1995年前后,体育执政者还要重建社会认受性,全民健身计划启动,同时,面对追求经济增长的快速发展期,体育产业化势在必行,体育执政者的经济认受性初显;21世纪,单方面追求经济发展的全球危机出现,中国发展模式必须转向以建设“和谐社会”为最终目标的科学发展模式,执政党的认受性追求已经从“经济发展”转向“社会发展”,增强人民体质必将成为体育体制的根本目标,扩大体育参与,才能更好地发展竞技体育。因此,如果坚持以单方面追求金牌为目标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必然背离中央的“和谐发展”要求,违背增强体质的人民需求,政治认受性和社会认受性出现危机。此外,宏观的经济体制改革环境要求体育行业必须完成从行政指令、行政干预方式的体育经济发展模式,转向现代化的体育运营机制,促进体育资源整合、提高使用效率、拓宽体育投资渠道,如果体育体制坚持财政拨款,政府大把花钱,经济认受性遭到挑战。因此,体育体制改革必须应对政治、经济和社会认受性危机,及时做出适应性转变。

关键词:体育体制;改革;合法性;逻辑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0)01-0001-04

Abstract:This article tries to construct an analysis Framework by “Legitimacy” the core concept of sociology. It will explore the Legitimacy transformation logistic of Chinese sports system and possibl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n the beginning of PRC, sports system were pressed by internal disorder and foreign invasions from all sides, sports for all of military had a political and social Legitimacy. In the Period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ese sports go out of world Olympics family. political Legitimacy decreased and worked in the field instead of sports system had a low social Legitimacy. On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sports system had a new political legitimacy under the pressure of globalization. Competitive Sports as a tool certificated Chinese the successful reform and opening up system to the world. National Sports System was strengthened in an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to China and lasted going on now. On the median nineties twenty century,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 responsible for the sports reconstructed the social legitimacy through the National Fitness for all program and economic legitimacy appeared under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ckground. In the 21 century,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hit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 In order to pursuit the legitimacy, Chinese governing party transfer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the harmonious social development. Strengthen the people’s fitness will be the sports system fundamental goal. Competitive Sports also base on the sports for all. Therefore the National Sports System just focus on the golden medal of Competitive Sports couldn’t conform to sports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betray the goal of strengthening all people’s fitness. There will be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legitimacy crisis. Besides, sports system must transfer the administrative commanding and intervention to modern sports economic operation style. Integrating sports resources, increasing the utilization rate and widening the financing channel is very important on economic legitimacy. China sports system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transferred when we are confront of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legitimacy.

Key words: sports system; transformation; legitimacy; logistic

1 “合法性”的渊源及其应用

“认受性”(Legitimacy)是韦伯首先提出的,关心政党的权威是怎样产生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相互认可的理念,是政权得以维持的基础,即广大民众在道德价值体系上(或特定规范上)承认或认可的政治统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有学者认为认受性(他使用“合法性”)既有由于被判断或被相信符合某种规则而被承认或被接受,体现公民对政府、群众对政党的承认,是一种“下”对“上”的承认,也适用平行的承认和“上”对“下”的承认。并可分为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行政认受性四个方面(高丙中,2005)。

周雪光用 “认受性”概念分析制度变迁,一是制度存在的力量。制度不单是一个‘强迫’机制,而是一个相互认可的机制;二是制度存在的基础就是它的认受性,它超越个人私利,为大家所承认并接受的,是合乎情理和社会期待的。如果规则建立功利性、实用性的基础上,这种规则或制度永远是不稳定的(周学光,2003)。

本研究把认受性分为三类:政治认受性指体育体制由于符合国家的思想价值体系而被承认享有的合法性;社会认受性指体育体制由于符合民众的需求、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等而被承认的合法性;经济合法性指体育体制在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以及其它相似行业的改革影响下,而被国家或社会认可的合法性。

2 研究的问题

体育体制要在不同时期,完成不同的历史任务,而政府执政的认受性,是体制改革过程的基本保障,如何追求“变迁中求发展,振荡中求生存”?如何认清体育体制的认受性危机?在服务型政府的时代要求下,如何有效提高体育资源配置的效率,体现公共服务的效益?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背景下,如何拓宽体育发展的渠道,营造良好的体育产业环境?问题关乎到中国体育制度的生存与发展,也影响到政府行政权力维系的认受性基础。

3 中国体育体制变迁的认受性逻辑

3

.1 建国初期的政治、社会认受性并行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于中华民族体质孱弱而被看作“东亚病夫”,攘外必先强内,当年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以下简称“体总”),1952年,为新中国体育工作题写“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2个大字,并要参加第15届奥运会,并相继得到国际游联、篮联、足联等国际组织的承认。随后推行学习苏联的《劳卫制》,各行各业的体育得到有效保障。

因为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竞技体育取得突破性进展,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运动员,1952年,中国参加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在国际赛场上崭露头角。1955年,:“党中央和从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和远大前途着眼,一再指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并且规定这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体育体制的政治认受性确立,认受性基础源于国际压力,体育是一个向世界展示新中国的舞台。于是,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国家有计划地投资建设公共体育场馆和训练场地,举办多种形式的运动会以推动群众体育发展,真正做到社会体育为竞技体育服务,竞技体育为政治服务,中国共产党把体育作为政治力量推动,是 “全民体育”时期。

社会认受性主要源于党中央把人民体质放在首位,通过增强人民体质,带动竞技体育发展,进而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也充分展开,人民群众广泛接受。各厂矿企业、学校、部队、医院等积极建设各类供群众锻炼的体育设施,如北京体育馆、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工人体育馆、首都体育馆等。

3.2 时期的政治、社会认受性动荡期

1966～1976年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均处于在动乱不安当中,人民日报发表《彻底搞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从此新中国实行了十七年的高考制度被废止,学校体育作为一种基本教育制度形式,被“下乡劳动”所代替。社会秩序混乱、经济发展受挫、文化观念扭曲的形势下,“以劳代体”的学校体育制度,致使体育失去群众基础。期间,由于国际政治关系,中国脱离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体育作为国际政治舞台的地位失去,政治认受性不复存在。

把人民生活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体育体制的社会认受性遭到重挫。

3.3 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社会认受性恢复,经济认受性确立期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百废待兴,面对全球化的趋势,中国体育不得不考虑再次走向国际舞台,并于1979年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家庭,并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第13届冬奥运。至此,正式确立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为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进入全面备战状态。同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指出中国的竞技体育已开始全面登上世界体育舞台,踏上了建设体育强国的新里程。

体育体制获得政治认受性,因为体育能为祖国争光,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鼓舞海内外华人的爱国热情,扩大了国际影响,体现了改革开放决策的胜利。体育返回国际奥委会,是中国真正拥抱世界,向世界开放中国的重要标志,并传递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胜利经验。

经济认受性初显,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期,GDP成为各级政府追逐的目标,各行各业都在调动一切力量进入市场化改革时期,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在关注经济增长,也是地方政府获得政绩的重要参考指标。同时,教育、卫生、住房等各个领域都在迅速地市场化。1993年,原国家体委《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确立改革的总目标是“改变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依赖国家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有自我发展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改革重点是体育的社会化和产业化,以产业化为方向,增强体育自我发展能力。加快运动项目协会的实体化,率先在足球、网球、围棋等项目上,尝试职业化。在所有制改革方面,逐步把体育事业单位推向市场,由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向经营型转变,有条件的可办成经济实体,实行企业化经营。体育领域的经济利益日益得到重视,发展“以体养体”的体育产业成为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政府致力于构建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法制化进程逐步推进,持续维系社会认受性,还必须促进体育资源享有的社会公正机制。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出炉,人民的体育权利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同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体育产业发展纲要》相继出台。体育目标发生转变,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并重。“体育先进社区”、“体育先进县”等群众体育项目相继启动,体育体制的社会认受性恢复。

4 中国体育体制面临的认受性危机

4.1 政治认受性危机

宏观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小政府、大社会”,行政体制改革必须围绕建设服务型、责任型政府为目标,尤其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形势下,政府政绩考核的标准发生转变,由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GDP)”转向“为社会服务”。体育体制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把体育的目标转向切实增强人民体质上,而不是单纯地追求“金牌”大国上。大部制改革的时代背景要求体育体制必须做出适应性转变,中央政府要金牌,更要民众的体质健康,二者并不矛盾,只有切实增强人民体质、扩大体育参与、竞技体育才能突破现有国家主导的运动训练与竞赛体制,执政部门才可以获得中央的政治认受性。

4.2 社会认受性危机

虽然,在针对群众体育改革方面,政府也制订相关的具体规章和制度,完善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但“雪炭工程”缺乏监督、体质测定虚假上报、大坝中学的“国少队”出丑等诸多问题日渐凸现。群众体育发展,无论从政策保障、监督执行、事后评估方面都远远跟不上。我国还存在人均体育设施拥有量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金牌优势项目缺乏群众基础,运动员培养周期长、比赛周期短、再就业难等问题。我们的全运会已经成为部门利益角逐的是非之地,运动员多重身份已经造成人们的审美疲劳,比赛失去群众基础,成为少数部门的形式大会。人们寻找锻炼场所难、获得体育信息难、得到体育服务难、参与体育比赛更难。

当人们纳税意识增强,体育权利意识觉醒,体育体制的社会认受性必然出现危机,也成为日后改革的重点、难点。

4.3 经济认受性危机

以率先职业化的中国足球为例,假球黑哨、俱乐部罢赛、运动员金钱买向上输送的机会等问题都在拷问当前的体育体制,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投资主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诸多条目的行政审批干预了体育职业化的发展,足球大联盟制度“千呼万换出不来”。谁能参加比赛?比赛周期多长?场次多少?甚至选什么样的运动员教材?都要得到行政审批。投资俱乐部的法人地位得不到保障,任何时候都要不计成本地服从奥运会、全运会的“国家式比赛”。

体育俱乐部投资方市场主体地位缺失,经济利益受损,投资积极性下降,体育产业化停滞不前。过多依赖国家投入发展偏少项目,完成金牌目标。当我们驻足观望其它行业的改革,纷纷开展行业内资源整合、提高使用效率等方面,完成以“产业养事业”成功过渡经验,体育体制的经济认受性必然面临危机。

5 体育体制的认受性重构

5.1 科学重构体育发展的社会认受性

5.1.1 重视民主意识的培养

提高决策的民间参与,动员多方力量(政府、民间组织、公民)参与体育体制改革的程序。第一,在出台相应的体育法律、法规或规范时,应该事先征求民意,充分发挥“听证会”的效用,降低由于决策与需求偏差造成的决策成本较高问题,培养民众的民主意识,加强体育体制的法制化进程;第二,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效用,政府决策时,采用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广泛接受各方的合理建议;第三,待相关法制环境和社会环境达到一定水准,体育决策机构应该允许“咨询委员会”直接参与决策。在新体制的实施阶段,要召集政策设计、监督与管理等相关部门共同探讨实施规范与具体操作办法。

5.1.2 加强法制程序的建设

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建立完善的评估体系,理顺决策和实施流程,对决策进行科学评估和预测。政策形成的每个阶段都要对立法、执法、行政程序进行监督,真正做到政务公开、帐务透明、权责清晰,避免盲目开发、无序竞争、资源浪费等现象发生。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运动项目、不同活动性质等特征,出台针对性强的法律、法规、规范,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5.1.3 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公民依法享有体育资源,如公共体育场馆的使用权。体育场馆的财政投资必须考虑人民的生活需求,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宏观协调区域收入不平等差距,运用政府杠杆协调民众利益。协调体育产品的经营性和公益性,如体育专项公益金的使用、农民体育场馆专项建设、城市体育先进社区评定等。加强公民体育权利的法制建设,不能把体现人民权利的事情流于形式。

5.2 有效引导体育的经济认受性

5.2.1 明晰各行动主体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

我国大多体育资源,尤其是体育场馆,属于国有资产,如何盘活国有资产、减少国家经济负担,需要提高体育产品附加值。但前提必须建立财产归属清晰、权责分明、交接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明晰各行动主体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充分发挥企业经营体育的积极性,维护公有财产权,增强企业开拓创业和创新的动力,建立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和信用体系,完成国家关于国有资产发展的目标,提高体育产业发展的经济认受性。

5.2.2 赋予体育经营主体平等的地位和权利

“举国体制”的光环笼罩下,金牌目标需要高昂的成本,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拓宽体育融资渠道,给予经营主体平等的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和权利,提高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创造良好的体育产业经营环境,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对体育的投入。在体育场馆建设与经营、体育俱乐部的行政审批制度等方面继续深化改革,规范和简化行政审批程序,适当放宽市场准入标准,充分发挥民间投资体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满足多样化需求,提供多样化服务,使体育体制改革的经济认受性拥有社会基础。

5.2.3 “产业养事业”的创新

选择一批有市场基础、消费者需求强烈的项目,加快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建设,扩宽体育融资渠道,成立体育事业专用资金,用于支持那些缺乏市场基础、确有发展前景的项目。有效整合现有体育资源,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化改制为方向,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通过资本化运作,完成体育俱乐部的建设。选择试点项目,建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明晰、面向市场的企业集团化的示范性项目。建立各事业单位的问责制度,发挥“产业养事业”机制,把各项目的体育竞赛和群众体育抓好。消除原有体育事业单位的性质不明确、管理体制混乱、多头领导的体制,让体育俱乐部的经营管理有更多选择、更大平台、更为宽松的环境中发展。

5.3 准确定位体育的政治认受性

5.3.1 调整单纯追求“金牌”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获得突破性进展,大部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政党的认受性基础已经从“经济”转向“社会”。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把夺取金牌的短期目标长期化,体育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兴奋剂问题仍然令人谈虎色变,黑哨问题依旧亵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公平公正”精神,每届全运会的城市竞赛让人喜忧参半,运动员资格问题丑闻不断。因此,单纯追求“金牌”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已经不能满足其政治认受性的要求。

5.3.2 淡化把大型体育场馆建设作为地方政府业绩考核指标

地方政府通常把体育场馆发展作为政府业绩的主要指标之一,渴望通过体育场馆发展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就业率提升和城市品牌塑造。在市民的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的基础上,耗费巨资建设大型体育场馆,这些场馆赛后闲置带来巨大资源浪费,这种短平快的体育发展模式不符合社会发展的主流。

5.3.3 体育权利应该成为捍卫政治认受性的重要领地

在“依法治国”的时代前提下,体育权利也是体现法制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如何切实保障人民的体育权利,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还存在体育资源的不平等使用、重大体育决策的参与权还没有得到较好贯彻等。因此,培养体育权利意识是今后改革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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