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要“适度”

知识产权制度在激励知识的创新与传播的同时，也存在被“滥用”的现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知识产权制度的“滥用”限制了知识给人类带来的最大福利。

知识产权保护是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但知识产权制度在激励知识的创新与传播的同时，也存在被“滥用”的现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知识产权制度的“滥用”不利于知识的传播和利用，影响到知识经济的进一步前行，从而限制了知识给人类带来的最大福利。知识经济下的知识产权保护要“适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应“一刀切”地使用同一标准。

知识产权是衡量国家财富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价值形态和发展进程。人类社会正从传统的以资本、劳动力、土地等为生产要素的工业经济时代，走向新兴的以知识为核心生产要素的知识经济时代。

如果说“物权”是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社会的主导权利形态，那么对知识的拥有权和知识自身的权利特征一般是通过知识产权得以体现，知识产权无疑成了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权利形态。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产品”交易总额在当今国际贸易中一直以远远超过同期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上升。在整个国际货物贸易中，初级产品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知识产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全球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知识产权是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

为克服知识产权制度的地域性与知识产品的全球传播性之间的矛盾，国际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双边安排到多边条约的过程，使公约成员基于一定的保护标准，相互保护对方的知识产权。一方面，许多国家为适应国际条约的规定，对本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作了修订；另一方面，纳入知识产权“势力范围”的智力成果在不断扩大。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被纳入WTO以《知识产权协定》(TRIPS)确定下来后，各国知识产权制度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和争端解决机制使各国的立法自受到限制，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标准，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统一实体与程序规范。

纳入WTO框架下的知识产权制度，一直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冲突的重要议题

公平与公正具有相近的含义，所谓“公正”常指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而“公平”则是带有伦理、道德评判的“平等”。纳入WTO框架下的知识产权制度，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自由化的现实实践中，并没有实现其理论上的崇高目标，却一直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冲突、争论的重要议题，如知识产权协议某些条款本身的正当性，是否存在权利的“滥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怎样的权利和义务等等。

WTO《知识产权协定》(TRIPS)第7条“目标”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权利行使，目的应在于促进技术的革新、转让与传播，以有利于社会及经济福利的方式去促进技术知识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互利，并促进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这就是说，以授予专有权的方式保护发明创造，维护权利人的权利并非是知识产权制度的终极目的，鼓励和促进技术创新和维护公共利益才是协定的目的。虽然WTO建立在互惠基础上，但TRIPS已被证明是收益不平衡的，发达国家利用其技术能力和专利体系获得了大量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却负担了巨额费用。支持TRIPS协议者认为，知识产权(IPRs)对提高研究开发(R&D)和激励创新十分必要，但能表明通过引进保护知识产权而提高了发展中国家技术转移、研究开发或创新的证据却少得可怜。

为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TRIPS第8条第2款规定了如下原则：WTO成员“(1)可在其国内法律及条例的制定或修订中，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公众的健康与发展，以增加对其社会经济与技术发展至关紧要之领域中的公益，只要该措施与本协议的规定一致；(2)可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权利持有人滥用知识产权，防止借助国际技术转让中的不合理限制贸易行为或消极影响的行为，只要该措施与本协议的规定一致。”第40条具体列举了可以明确禁止的在知识产权许可交易中发生的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1)排他性返授条件；(2)阻止对许可效力提出质疑的条件；(3)强制性一揽子许可等。上述三种行为实质上是滥用市场支配力的行为表现，为反垄断法所禁止。

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在“形式”上的平等并未消除在“实质”上的不平等。现实中依然存在许多引人深思的现象

知识产权的发展状况是和一个国家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和科技文化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在“形式”上的平等并未消除在“实质”上的不平等。现实中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中的诸多现象，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深思。

药品专利与公共健康：公共卫生利益受到损害

实施TRIPS协议引发了一系列因素使发展中国数百万人无法获得药物。在孕育WTO的乌拉圭多边贸易谈判之前，大约有50多个国家包括部分发达国家并不对药品实施专利保护，很多国家把不保护看作以竞争性价格提高药物获得可能性的必要条件。TRIPS协议所要求的20年的专利保护期使制药公司可以对受专利保护的药品进行有效的生产、推广以及垄断定价。在保护期内，相同的非专利药不允许进入市场，从而使患者无法获得便宜的替代药。根据WHO的估计，全球约有1/3的人口得不到必备药品，这一数字可能还会增加。

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2003年8月30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在日内瓦通过关于实施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最后协议。这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获取药品的问题，包括受到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困扰的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利好消息。

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发达国家的产权：开采发展中国家的“智慧金矿”

随着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增加和本地化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开设研发中心，吸引了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中含金量最高的群体并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从事科研和开发，但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则归属受雇的公司。以我国为例，包括IBM、微软、摩托罗拉、戴尔、英特尔、三星、朗讯、阿尔卡特和西门子在内的跨国巨头已在中国建立了近200家研发机构。这些研发中心来自中国大陆的研发人员平均占95%，而且大多都是具有硕士、博士学历的高端人才。尤其是在IT和通讯行业，我国正面临着大规模的智力“水土流失”，我国每年培养的软件相关专业的毕业生目前约有5万人，其中进外企或出国的占50%；国有企业流出的软件人员有44.7%流向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

生物专利和“生物盗取”：跨国公司侵占“财富”

在未有TRIPS协议之前，大多数国家把生物形态、生物资源和相关用途的知识，排除在注册专利之外，而TRIPS协议则允许把一些生物形态、生命程序、植物品种注册专利。这方便了跨国公司剥削地占用生物资源和传统本土知识，甚至是明显的“生物盗取”，而这些东西主要是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在生物工程领域，美国拥有世界专利总量的59%。

技术转变为市场垄断优势：专利包围中小企业

许多跨国公司热心于专利申请，却不仅仅局限于保护自己的技术，这背离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初衷，变成他们重要的商业策略，甚至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阴谋。首先，跨国公司数量庞大的专利技术，往往对同行业的小企业，形成专利包围之势，可以在特定市场上，压制、排斥甚至消灭这些实力薄弱的竞争对手；其次，专利数量惊人，但有的专利可能束之高阁，取得这些专利只是为了防止被他人利用，对自己的产品构成替代性竞争；再次，跨国公司凭借收购、合资等方式，取得或控制他人的知识产权，将其打入冷宫，消灭既存的商业竞争。我国企业有不少著名商标，在中外合资后，被放弃使用而成历史烟云，或者不被重点使用而变得默默无闻。久而久之，国内企业那些曾经名噪一时的商标，很难再与跨国公司的品牌分庭抗礼。

总之，知识产权保护不能被神圣化和绝对化，必须有一个合理与适度的界限。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政策远不是纯粹的保护知识产权所有人利益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个层面的政策问题。因此，无论是基于社会整体利益还是基于民族利益，都有必要强调和加强知识产权的合理保护，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避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使知识产权人的个体利益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得以合理的平衡、协调。

知识经济进一步凸现了知识产权的重要价值，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却是一把“双刃剑”，体现着知识产权制度的“是非功过”，引起人们不断的联想和深思。

中外知识产权案件之争背后隐藏着对全球市场的争夺、防御与反防御、进攻与反进攻以及利润分配的博弈与较量。开放环境下的全球性市场竞争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碰撞将是一场旷日持久、愈演愈烈的知识产权之争。发达国家正在采取各种措施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强化知识产权强势地位，巩固和扩大自身在全球商业价值链上游的领导地位和高额利润率，其令人担心的结果可能会导致“富则愈富，穷则愈穷”的“马太效应”，知识产权有可能误变为拉大贫富差距的工具。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面对目前知识产权种种严峻的形势，在适应WTO等国际公约的要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不能为保护而保护，需要主动防范和预警，积极立法，把握好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之间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国民经济的可持续高速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