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民俗的现状与思考

时间:2022-07-09 10:19:59

甘肃民俗的现状与思考

[摘要]甘肃历史悠久、地貌多样,自古就是多民族交融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至今仍保留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本文论述了甘肃民俗文化资源的分布情况,并对其进行了评估和思考。

[关键词]甘肃;民俗;文化资源

[中图分类号]K8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6-0005-05

西北涵盖今陕西、甘肃、青海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省区。辽阔的大西北,西起东经73°附近的新疆帕米尔高原,东至东经111°15′的陕北府谷县东端,南自北纬32°左右的青海和陕西南端,北至北纬49°11′新疆阿勒泰地区北缘。对外,由北向西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印度等国接壤,边界线长达5800多公里,占我国陆地国界线的1/4。国内,由东北向西南,依次与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四川、六省(区)相连。总面积30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领土的1/3。

甘肃省位于西北中部,丝绸之路纵贯全境。甘肃地处我国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历史悠久,地貌多样,境内气候差异较大。这里自古就是多民族交融地区,各民族特色鲜明又相互影响,使这块土地上的民俗文化资源既丰厚又独特,别具价值。

一、 地理、民族与历史渊源

甘肃地居东经92°13′~108°46′、北纬32°31′~42°57′之间的狭长地带,东临陕西,南与四川、青海接壤,西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邻,北与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交界,东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毗连,是中原地区联系西北乃至西亚的咽喉和纽带。总面积45.37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4.7%。甘肃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地带,东西长1665公里,南北宽530公里,最窄处仅25公里。从地形看,西北高而东南低,四周多山,地貌类型多样。东南部的陇山山地和陇南山地重峦叠嶂,山高谷深;中部和东部的黄土高原,地面大都被几十米厚的黄土覆盖,最厚处达200余米,其西缘为我国黄土高原的西界;西部的河西走廊地势平坦,绿洲平原相连,并分布有沙漠戈壁;北部这北山山地和阿拉善高原,山地和平原相接,为内蒙古高原的西端;西南为祁连山地和甘南高原,地势高耸,气候寒冷,分布有现代冰川,为青藏高原的东西边缘。全省除陇南部分谷地和疏勒河下游谷地等处地势较低外,大部分地区海拔都在1000米以上。山地和高原约占全省总面积的70%以上。全省境内山原相连,河谷纵横,分属黄河、长江、内陆河三大流域,黄河、泾河、渭河、嘉陵江、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哈勒腾河八个水系。

甘肃地形以其地貌形态特征及构造成因大致可分为六大地形区域,即陇南山地、陇中东黄土高原、甘南高原、祁连山地、河西走廊和北山山地。甘肃民俗文化资源的特征及分布与上述六大地形区域的地理环境及人口构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毋庸讳言,今天的甘肃在全国属于经济落后的边远省份,但甘肃的历史却十分悠久,曾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远在四五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活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更是遍布全省各地,是传说中的伏羲氏、女娲氏的故乡。1978年发现的秦安大地湾遗址距今4800~7800年,从考古学上为伏羲氏在这里的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实物依据。大地湾文物传递了生活在甘肃土地上先民们某些民俗文化信息。600多平方米的会堂式建筑群,以及室内平整、坚硬、像水泥地板一样光滑的地面,在迄今国内发现的同时代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还有人头形器口彩陶瓶、鱼纹彩陶盆及地画等,使我们由此可以推想出当时的社区组织习俗、生产习俗和信仰习俗等。夏商之际,周人兴起于今陇东一带;周时秦人先祖定居于西垂(今西和、礼县一带),为周天子养马。《诗经》中的《公刘》、《七月》和《车邻》、《小戎》、《蒹葭》等诗,就分别反映了当时周人、秦人在甘肃的活动和生活、生产景况。汉置河西四郡,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中西贸易的丝绸之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河西走廊为中心,建立了前、后、南、北、西“五凉”政权。隋统一全国,炀帝于大业五年(609)亲自出巡青海和河西走廊,在张掖会见了西域20多个国家的国君。到唐朝,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时期,特别是河西地区,尤其繁华。“安史之乱”后,陇上又进入动荡与战乱时期。吐蕃王朝攻占河西,控制河陇地区八九十年之久。五代时期,各国纷争陇原,烽烟不断,整个宋代,陇原都是夏、金与宋争斗的战场。党项族在今宁夏、河西和甘肃中部建立了西夏政权。元代设甘肃行省,取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首字而得省名,因唐代在陇山西设置陇右道,又简称“陇”。

甘肃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西戎、羌、氐、匈奴、吐谷浑、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民族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或建立过政权。甘肃至今仍是一个多民族省份,主要有汉、回、藏、东乡、裕固、保安、蒙古、哈萨克、土、撒拉、满、维吾尔等民族。其中,东乡、裕固、保安为甘肃省的特有民族。正是几千年的多民族融合,共同创造了甘肃省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

甘肃多民族、多地域、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不仅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传承下来(但也发生着变迁),也在历代诗文中得到一定的反映。如《汉乐府・陇西行》:“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跪拜,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道出汉代陇上宴客的习俗。再如王褒《关山篇》:“好勇自秦中,意气多豪雄,少年便习战,十四已从戎。”可见河陇尚武习俗由来已久。“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洒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王维的《凉州郊外游望》记写了河西农家祭祀农神的景况。而由杜甫《秦州杂诗》“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则可见古天水的居住和生产习俗。范仲淹知庆州(今庆阳)时写下了这样的《劝农》诗:“烹葵剥枣古年丰,莫管时殊俗自同。太守劝农农勉听,从今再愿诵豳风。”可见陇东庆丰民俗之古老。从吴镇《我忆临洮好》“多雨山皆润,长丰岁不愁。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则可见当时多民族唱“花儿”的盛况。

地方志中关于民俗事项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此不赘言。

二、甘肃民俗文化资源的现状

甘肃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地形复杂,造就了民俗文化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丰富性和多样性主要表现在它的多民族色彩和多区域特征上,宋、元时期特别是近代以来,由于甘肃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之相当长的时期甘肃很多地方都交通闭塞,使这些多民族和多区域民俗文化资源较少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呈现出一定的原生态性。按区域划分,大体可分为河西走廊、陇中高地、陇南山区、甘南草原和陇东高原几个文化圈,按民族划分,有汉文化、藏文化、穆斯林文化、裕固文化、哈萨克文化、蒙古文化等。按民俗文化的性质划分,陇东保留了纯正的农耕文化特征,甘南、肃北、肃南保留了草原游牧业文化特征,其他地区则是以农为主,兼具游牧文化特征。

这些民俗文化资源主要分布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岁时、节庆民俗

岁时民俗与生产活动,特别是农事活动密切相关,这是岁时习俗能传承到今天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从黄河两岸到陇南山区,岁时习俗是汉族民众的普遍节日,其中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被普遍看重。藏、裕固等民族也有过春节的习俗,但与汉族春节的时间各有差异,藏族是按藏历过春节的。乞巧节习俗在西和、礼县的有些地方保留比较完整。随着生产条件、生产方式的改变,一些民俗活动已失去了它原初的意义和功能,但仍有一些民俗事项表现出较强的服务于农业生产的特征,如陇山西侧的五月五日点高高山、祭喇嘛墩的习俗,就表达了人们抗击雹灾的强烈愿望。陇东孩子们在农历二月二日清晨去地里打土块(打瞎瞎),还有炒棋子豆吃的习俗,传达出农民预防虫、鸟危害庄稼的自觉意识。

甘肃的节会习俗也很繁盛,特别是春、夏季节,各地普遍举行节会活动。节会活动产生和形成的原因有三个方面:宗教活动、神灵或自然崇拜、服务农时。汉族的节会活动多和当地的以名胜之地为中心的庙会活动结合在一起,日子多是三月三、四月八等,也有以当地神o(有些来自传说,有些是由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转化而成)的诞辰为庙会活动日的时间,三至五天不等,著名的有天水伏羲庙会,平凉崆峒山庙会,泾川西王母庙会,庆阳的老宫殿(公刘诞辰)庙会,庄浪正月十二的刘将军庙会,临潭、岷县的迎神赛会等。庙会的举办多和农事节气联系在一起,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过会,一为娱乐,二可在庙会上采购一些东西,为即将开始的新农事活动(耕种、收割等)做好准备。

少数民族的节会多和宗教活动结合在一起,更有各自的特色,如夏河拉卜楞寺的毛兰姆节,甘南草原的香浪节,回族的古尔邦节,蒙、藏、裕固的祭敖包等。

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节会,如五一前后皋兰县什川镇的梨花节等。

近年,城里的年轻人开始兴起过洋节,如圣诞节、情人节在城市都很流行。

(二) 生产民俗

生产民俗是围绕生产环节而产生的民俗事项。生产民俗的产生一是来自地理环境、生产条件方面的原因,二是来自自然崇拜和神o崇拜。因农、林、牧、猎、渔等生产性质和内容的不同而有各自不同的生产习俗。如重农的陇东地区,围绕农业生产就有拉兵(冰)马(腊八)、捉蚰蜒(正月十五)、燎疳(正月二十三)、打灰簸箕、打瞎瞎(二月二)、动农(开犁)、祭喇嘛墩、麦王生日(四月八)、祈雨、吃麦饭、挂镰、搭麦垛、敬祖先等一整套与农事活动息息相关的民俗事象,仍在民间流行。林、牧地区,则流行祭山神。在这方面,因地域不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铁、木、竹、泥瓦、加工、商贸等为生产服务的行业,不仅有各自的行业神崇拜习俗,还有因各自生产性质不同而产生的一系列民俗事象。但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生产现代化程度的整体提高,一些行业原有的生产方式已废弃或即将废弃不用,与其伴生的习俗也在消亡中。如老式榨油作坊已见不到了,石磨、石碾恐怕也只有在极偏远的山区才有人使用,走乡串户的货郎仅在陇南山区才能偶尔碰到。

(三) 交通民俗

由于地形地貌、经济条件和距离城区远近等因素,交通习俗有较大的不同。比如在陇东山区,毛驴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而草原上则依靠马匹;在沙漠地区,骆驼是“沙漠之舟”,而在黄河、洮河沿线,羊皮(牛皮)筏子成为客运、货运工具,有专职的筏子客。在黄土高原沟壑区,河流上面多建造板桥或拱桥,而在谷深流急的陇南山区,至今仍以架设吊桥和索桥为主。这些桥梁中比较著名的有兰州中山桥、渭源灞陵桥、宕昌邓邓桥、兴隆山握桥等。一些桥梁因建筑工艺独特高超,或因与历史名人发生关联,已具有文物性质。如邓邓桥传说为三国时邓艾父子所建,时邓艾率兵由狄道南下伐蜀,到此与子邓忠会合,并在当地修桥渡江。再如渭水源头的灞陵桥,建于明洪武年间,桥长40米,系纯木悬臂拱桥,其工艺令人叹为观止。

新时期以来,甘肃城乡的交通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交通习俗也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现在县城以上,出租车比较普遍,摩托车也走进许多家庭,“三马子”(一种小型农用交通车)正在取代毛驴。但在边远山区,马(或驴)拉木板车仍是随处可见的“风景”。

(四)服饰民俗

在全省汉族地区,服饰习俗大同小异,多随时代审美意识的变化而变化。除少数老年人外,家庭条件好一些的年轻人多追求时尚而变换衣帽。当然,在时尚变化方面,落后农村比城市要缓慢得多。商场里的衣服引导了服饰潮流,买不起成衣的家庭,也仿造商品服装的样式制作服饰,所以,汉族服饰并无多少特色,或者说特色就是“大众服”。

少数民族在服饰方面仍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色,体现出各自民族的个性和审美观念。但即使同一个民族,其服饰也会因为气候差异和生活环境不同而有所区别。如甘南的藏族,其服饰就分为三种类型:牧区为一种类型,卓尼、洮河沿岸为另一种类型,舟曲等地又是一种类型。

(五)饮食民俗

饮食民俗与民族和当地物产有着直接关系。汉族饮食以面食为主,藏、蒙古、哈萨克等民族以牛羊肉和乳制品为主要饮食,回、东乡、保安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则为清真饮食。

饮食习俗不仅受民族和物产的影响,也受气候和生活环境的影响。各地都有自己的时令风味小吃,如兰州的牛肉面、高三酱肉,陇东的羊肉泡馍、涎水面、糖酥饼,河西的搓鱼子、炮杖,天水的呱呱、猪油合,临夏的酿皮子,民勤的沙米凉粉等。这些风味饮食是甘肃民俗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各地风味饮食已开始走出地方,成为受更多群众欢迎的品牌饮食。如兰州的牛肉面,几乎在全国大一些的城市都有人在经营。

甘肃城乡都有饮茶的习俗。同是茶俗,因地方不同茶俗也有较大的差异。较有影响的有兰州、临夏的“三泡台”,陇中、陇东黄土高原和陇南山区的罐罐茶,藏区的酥油茶,平凉、成县的油茶等。康县、武都的“三层楼茶”,上层漂浮着炒鸡蛋,中层悬浮着核桃仁,下层沉浮着豆腐丁,在其他地方很少见。

(六)居住民俗

居住习俗因地理环境、从业性质、经济条件、民族习俗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陇东黄土高原农民多住土窑洞,当地民谣曰:“有钱修个面朝南,给个知县都不换。”窑洞又因地形不同,有地坑院、明庄、暗庄、半明半暗庄之说。藏、裕固、蒙古、哈萨克等民族由于主业是草原放牧,因此多住帐篷,不过现在也开始建设定居点了。

砖木或土木结构的房屋,在陇东多为厦房,屋顶铺瓦,而在降雨量很少的河西,屋顶不需铺瓦,牛毛毡上糊层麦糠泥即可。陇南地处长江流域,雨量充沛,屋顶多是两面坡型,铺瓦(过去由于经济拮据,也有铺苫草的)坡度较大,有中原建筑的风格。陇南羌寨别具特色。此外,在甘肃南部个别地方尚存板屋习俗。

但不论是哪类民居,在居室的分配上都讲究居住上的伦理关系,主房(窑)一般由尊长居住,牲口窑、磨窑、井窑都有特定的位置。乐业必先安居,庄院在人们心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从选址、奠基、立木、建门到立灶、第一次进新庄,一般都要请阴阳先生观看,有一套比较讲究的习俗,以求平安和顺、人财两旺。

(七)人生礼仪民俗

生命从降生的那一刻起,便进入了一系列的民俗仪程之中。汉族的人生礼仪习俗主要有带粮送奶、洗三、满月礼、过岁、戴锁子、全锁、成年礼、赎身等;进入老年,则要接受贺寿礼。一个孩子出生了,但他前面的哥姐难抓养,或孩子自己多病体弱,父母便要为他请“干大”。最有趣的是“撞干大”:由孩子的家长站在院门外或窑头路畔,等有过路的人便邀请至家中,酒宴款待,让人家做孩子的“干大”。“撞干大”在陇东一般要有三位。

人生礼仪还包括一些处世礼俗等,实际上蕴涵了许多做人的规范。人生礼仪中还有不少禁忌方面的规约。

少数民族人生礼仪习俗不同于汉族,但对孩子的期望和祝福都是一样的,也有一套各自的礼仪习俗。有的复杂,有的简单。但人生礼仪所体现出的尊老爱幼的美德则是共同的。相较于汉族来说,回、藏、撒拉、土等民族,对成年礼显得更为重视。而阿克塞的哈萨克族,孩子出生后,隔天要用盐水给孩子洗一次澡,直到第40天。第40天就是孩子的满月,举行满月礼。这一习俗也是非常独特的。

(八)婚嫁民俗

在甘肃的汉族地区,婚嫁习俗大同小异,都有提亲、相亲、纳吉、请期、迎娶、回门等严整的程序。但城市自由恋爱式婚姻,自然就少了提亲这道程序,但多数还要再请一个名义上的媒人。现今的婚嫁礼俗当来自古《仪礼》中的“士昏”礼制。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保持得更古朴一些。但要彩礼的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婚礼庆典大多在正午以前举行,也有个别地方在黄昏时分迎娶,俗称“娶黑媳妇”。过去娶亲多用轿子,现在有条件的家庭多用小轿车娶亲。旧时,庆阳市山区有“二驴抬轿”迎娶新人的,现已消失。

少数民族各有自己的婚嫁习俗。土族、撒拉族新娘有“哭嫁”的习俗。同汉族的“闹洞房”不同,藏、裕固等民族在新婚之夜有聚众歌唱习俗。东乡族兴“打枕头”,闹洞房的青年拿着枕头追打新娘。积石山保安族有“难新郎”和“挤门”习俗。挤门是送亲队伍进村时,小伙子们一拥而上,鞭炮齐鸣,阻拦新娘和送亲人,争扯一阵后新娘由兄长中身壮力大者抱进洞房。河湟地区回民婚礼一般于主麻日(星期五)在女方家举行。回、撒拉族和保安族一样,也有“挤门”风俗。

(九)丧葬民俗

陇上的丧葬仪式十分隆重,体现了人们的终极关怀意识。汉族葬俗主要有烧倒头纸、落草(搁板)、跪草、出纸、报丧、家祭、选墓穴、下葬、攒山(添坟)、七七斋、百日祭、坐纸、周年祭、三周年祭等仪程。这期间,有的家庭还要为亡人做道场。合水太白一带还有唱孝歌的习俗。直到过了三周年,才能换下孝服,宣告孝期结束,进入正常祭祀。非正常死亡者与寿终正寝者的葬仪是不同的。现农村仍实行土葬,城市普遍实行火化,葬入公墓。

少数民族葬俗各有不同。裕固族行火葬,藏族多为天葬,也有少数实行土葬的,解放前还有水葬的习俗。穆斯林一般对亡故称“归真”、“口唤了”等,实行土葬、速葬、薄葬。待葬期间,一般不宴客、不披孝、不磕头、不设祭棚,也不能号啕大哭。

(十)游艺民俗

陇上游艺民俗丰富多彩。游艺项目中,有一些是有固定时间的。如随节会和岁时节气而举行的娱神、娱人的民间艺术,像各地社火、平凉跑旗、仙鹤舞、天水夹板舞、羊皮扇鼓舞、永靖和陇南的傩舞等。

有的则是由地理环境的原因或民族特性而产生和形成的。如临夏口弦、河州花儿、洮岷花儿、陇南民歌、陇东信天游、藏区跳锅庄、平凉赛麻鞭、保安族打五枪、蒙古族赛马等。

还有一些游艺习俗与当地的村俗民风有关。如甘谷武山一带尚武习俗浓郁,人多习棍术、拳术。东乡族则喜“打吉咕杜”的竞技比赛。

游艺习俗同时也受生存环境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如乡村孩子爱玩“顶羊”,城市女孩喜跳皮筋;城里市民爱下棋、打康乐球,农村因陋就简,爱在田间地头玩“捉鳖”、“狼吃娃娃”、三子棋等。

(十一)特产民俗

因为渗透着民俗意识,各地特产也就成为有民俗特色的资源之一。特产主要体现在地域性、独特性方面。甘肃由于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土质和气候条件的不同,拥有十分丰富的特产资源。如兰州白兰瓜、民勤黄河蜜、兰州百合、甘谷辣椒、定西洋芋、岷县黄芪和党参、康县黑木耳、秦安齐桃、安宁白粉桃、临泽小枣、庆阳黄花菜、永登苦水玫瑰等,都是知名度很高的土特产品。

三、 甘肃民俗文化资源的现状分析、价值评估及思考

由于地域辽阔、民族较多、开发历史悠久,形成了甘肃多民族色彩和西部风情兼具的民俗文化资源,既丰富又厚重。特别是裕固、东乡、保安为甘肃独有的民族,其民俗文化更是有着不可替代性的重要地位。

在民俗文化资源方面,可谓是“天佑甘肃”。也就是说由于自然、历史、民族构成等因素,甘肃是天然的民俗文化大省。加上地处偏远,交通闭塞,一些地域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较少,使其民俗文化资源保留了较多的原始形态。如漳县的家庭手工制盐(井盐)作坊,武都下三区的刀耕火种、火塘文化,两当的棚民生活风习,文县白马人的面具舞,永靖和静宁的傩文化,庆阳山区的二驴抬轿娶亲习俗,西和、礼县为时一周的乞巧风俗,陇中的点高高山等,都较好地保留了原始文化的某些信息,具有十分宝贵的价值。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一些珍贵的民俗事象已经消失或濒临消亡。陇东老区在甘肃是民歌资源蕴藏最丰厚的地区,人们不论是在地里劳动还是赶着毛驴出门,都爱吼几腔山歌,但时下已经很难听到了。一些民俗事象的消失,似乎也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比如陇南有一种“说春”习俗,过年时,一些人身背褡裢,手摇快板,走村串户说祝辞,送历头,以讨一口吃喝,要一把粮食。有的村子全村人都从事这种职业。但随着吃饭问题得到解决,还背着褡裢去“说春”乞食,显然已不合情理了。再比如刀耕火种的播种习俗,也必然要被先进的耕作方式所替代。

民俗文化资源面临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缺少传承人。陕甘交界的太白山区流行唱孝歌的丧葬习俗,这在周边地区是绝无仅有的。笔者上世纪90年代初去调查时,四五十岁的农民都能唱几曲孝歌,而青年人多数都不会唱,也不愿意学,因为不如听流行歌曲过瘾。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西方文化强势入侵的时下,我国的民俗文化资源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甘肃民俗文化资源的处境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保护和抢救意识,要有一种紧迫感。一是搜集整理录音录像,使其以物化的形态保存下来。二是努力创造条件,大力培养民俗文化的传承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后继有人。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民俗事项的原文化功能已经或正在消失。在这种的情况下,有条件的可以使其文化价值转化为旅游经济价值。有些地方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有远见的尝试,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一些民俗文化资源也可以走产业化的道路,如庆阳的香包就是这样,原来只是孩子们在端午节戴的“耍货子”。经过连续五届中国庆阳香包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庆阳香包已经成为享誉国内、走出国门的民俗文化品牌产业,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当然,更多的民俗文化资源是不适合产业化经营的,抢救、保护的任务尤其艰巨。四是因地制宜,建立不同类、型规模不等的民俗文化博物馆。比如在陇东就很有必要建立一个农业民俗博物馆。这里是我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农业民俗保存比较完好,特别是流行了几千年的地坑院窑洞居住民俗,在我国差不多是仅见的。但随着农民搬出窑洞住进房屋,不肖几年地坑院就会消失无存,利用典型的地坑院建立农业民俗博物馆,则可一举多得。而在民族地区,则宜建立民族文化、游牧民俗博物馆。最后,在新农村建设中,要防止搞形式主义,避免民俗文化遭毁灭性破坏。

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实施,不少地方领导都有了推介当地文化的意识,这对民俗文化的保护非常有利。但是,尚需注意的是,不要因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使民俗文化遗产变质走味儿,那样对民俗文化的破坏同样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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