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安 DV圆了我的电影梦

在很多人眼中，DV是一项不断进步的技术和产品，而在阎安这样的人心中，DV也是一种实现梦想的媒介。青年导演阎安的微博签名这样写道：“晚了，你只能做姨太太，我之前和电影结婚了。”

2003年，由27岁的阎安编剧并自导的短片《说》和《黑夜，清晨之前》两部作品，在当年大学生电影节的短片单元展映，其中《说》还获得了优秀短片奖。这一年的9月3日，佳能、夏普、索尼和JVC四家公司联合宣布了HDV标准，其概念是开发一种家用便携式摄像机，能方便地录制高质量和高清晰度影像。

十年后的今天，阎安早已从平面设计专业成功转型成为了圈内小有名气的青年导演。而DV市场的转型则是标清DV似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以佳能的六款2012年新品为例，人们已经看不到标清DV的影子了，全高清时代正成为了几乎所有厂商的共识。

十年中，影像技术、设备以及爱好它们的人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化。

那个时候DV时代刚刚兴起

《说》是阎安2002年10月拍摄的DV作品。这部短片描述了不同生活侧面中有关语言的故事，戏里戏外，故事穿插着故事，段落组合成为整体—《说》完全用语言组合成了影片。“我之前学画画，做过一家法国游戏公司的艺术总监，后来从上海回到北京做广告。那时，我发现已经不熟悉身边的朋友们了，他们各自的特点和性格让我想到是否能组合起来，编个故事来拍。另外，我觉得拍东西很简单，那个时候DV时代刚刚兴起。”就这样，阎安拿起手中的DV，自己拍起了短片。

论入行，阎安算得上是国内较早进入 DV创作领域的独立导演。而事实上，DV运动在中国的大规模显现则发生在2000年，尤其以当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开设“大学生录像作品大赛”单元为标志性事件。

在一篇题为《DV十年：改变中国电影》的报道中，这样写道：“DV这种机器自1995年下半年在日本生产后，中国1996年就有了使用DV的导演，但是2000年前能数出来的DV作品很少。到2000年左右，DV作品才真正进入了更大面积的创作和公共交流中。因为DV潮流的重要元素不仅仅是一个摄像机，还与配套剪辑设备有关。过去编辑一个纪录片是非常困难的。在1999年以后，与DV相适应的数字非线性编辑设备才在中国逐渐试用开来，在剪辑上也做到了像DV摄像机那样的简便，这为中国电影的民主化开启了最切实的技术保证。”

正是有了产品的出现和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它们从高高在上的专业神坛走了下来，进入到消费级市场，于是才撩拨起了普通大众跃跃欲试的冲动，甚至让他们毅然走上了独立短片的创作之路。要知道，在此之前记录片都得有赖于电视台广播级别的专业标清大机器BETA，譬如Betacam SP之类来制作，而且购买和维护专业设备的花费相当高，分期偿还投资都需很长一段时间。

DV 一支好用的“电影笔”

不过到了2003年，数码摄像机厂商已面向大众消费者推出了多达几十款的产品。相关新闻资料显示，“2003年的数码摄像机市场可谓战火纷飞……索尼、松下、JVC、佳能和三星，五大厂商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在机型设计、功能配置、市场宣传和价格比拼等各个层次展开交锋”。当时，活跃在市场上的产品主要包括了索尼DCR-PC115E、松下GS3、GS5和NV-GX7、JVC GR-DV3000、佳能XL1s等，价格从四千多元到两万多元不等。多样化的产品和平民级的售价为百姓零距离上手DV创造了条件，而阎安就是在那段时间前后购买了自己的佳能XL1s。

DV摄像机之所以一路走红，这与它本身的优势密切相关。首先，和普通摄像机相比，DV摄像机的图像分辨率高，一般为500线以上；而VHS摄像机为200线，S-VHS摄像机为280~300线，8毫米摄像机为380线左右。其次，DV的色彩和亮度频宽比普通摄像机高出六倍，这正是决定影像精确度的首要因素；其色彩的纯正也已达到了专业级标准。第三，DV可确保影像无损失地无限次翻录。难怪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在用索尼PD150P（最早在中国的价格只有27000元）拍摄出优秀的影片后不由地感慨，“DV多好啊，而以前我把大量时间都浪费在冗长的胶片制作当中去了！”对此，《DV十年：改变中国电影》一文的评论是“直到那个时候，电影的方式才真正像用笔写作一样简单了”。

显然，阎安也是DV这种“电影笔”的迷恋者，是扛起DV走在电影民主化道路上的实践者。阎安说自己最喜欢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风格的那批电影，最典型的要数《偷自行车的人》。这一点似乎也成了他转身投向影视道路的一项诱因。《偷自行车的人》由维托里奥·德·西卡导演，朗培尔托·马奇奥拉尼和恩佐·斯泰奥拉等主演，讲述了失业两年的里奇费劲千辛万苦找到了一份张贴海报的工作后，倾其所有为工作之需购买了一辆新自行车。不料，上班后的第一天被盗。里奇和儿子找遍了罗马的大街小巷，也没能找回赖以工作的自行车。最后，里奇决定以牙还牙，不过他的运气却没有别的小偷那么好。

这部意大利黑白电影拍摄于1948年，摄制和洗印格式均为35mm胶片，93分钟的片子用掉了2306米胶片。维托里奥创作该片时正值意大利二战后的困难时期，贫苦交加的社会现实直接促使艺术向生活靠拢。“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去”和“还我普通人”的口号催生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

而这一点也恰恰是最令阎安激动的，“相当厉害，轰动全世界；不是去发挥技巧，而是和纪录片一样，完全靠故事取胜”。于是，阎安像维托里奥那样，用佳能XL1s和另一部索尼DV 150双机拍摄了《说》。（经笔者查阅资料，阎安所说的索尼DV150应该是当年市场上的DSR-PD150。该产品是采用DVCAM技术打造出的面对广播电视新闻采集、宽带视频制作、电影、商务视频等领域的1/3英寸3CCD系统的摄像机）这部短片同样基于并描述了现实生活，只不过用“意外”的方式交错衔接，以一种展览的形式将一些近似真实的情况拿出来说。短片时长30分钟，戏中的演员都是阎安的朋友。“因为那个时候并不是放弃所有工作专门来拍片，所以《说》断断续续拍摄了很长时间”。《说》的制作成本很低，1万元左右，“差不多都用在了请客吃饭和打车上”，阎安笑着说：“也没有设备租金。”

到了后期剪辑阶段，则完全由阎安亲自操刀在软件Final Cut Pro上完成。阎安当时花了一个星期，按照粗剪和精剪的正规程序来进行。“当时，技术上的确也遇到了麻烦，甚至不得不绕着弯子走”，在阎安看来：“DV毕竟是DV，对光的宽容度不够，吃光多。而我对色调和颜色层次的追求特别多，所以一调色就是噪点。片子里的很多暗环境只能通过一层层加遮罩，花很多时间去调整到位。”

那一年我们都前进了

《说》、《黑夜，清晨之前》和阎安用16mm胶片拍摄的十分钟短片《另》，这三部作品频频出现在2003年国内外的多个独立电影节上，阎安也从此渐渐被圈内人所熟悉。“2004年可以算作我的一次转折，因为我正式和行业里的专业人士接轨了”。阎安所说的专业人士包括了专业的导演、制片人和公司。这其中，由央视控股的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还和阎安谈到了合作十部数字电影的计划。“故事我全包。时间允许的话，我还想自己拍一两部”，阎安说：“后来因为一些原因，项目停了，不过对方让我做了一部电视剧的编剧。”阎安把这些都视作一个印证的过程，正如他所说：“和这些人对接，看他们是怎么做的，也通过他们认识了更多的人，掌握了更多信息、新的知识以及群体的特性和行业的信息。”

2004年，伴随阎安个人事业一同前进的还有中国独立电影以及DV科技与产品的发展。中国独立电影圈在那一年形成并以此为特色进入到成熟时期。而DV领域，2004年9月第一台微硬盘摄像机诞生——JVC推出第一批1英寸微型硬盘摄像机MC200和MC100。从此，硬盘开始进入到消费类数码摄像机领域。两款硬盘摄像的容量均为4GB，而拍摄的视频影像则采用MPEG-2压缩，用户可灵活更改压缩率以延长拍摄时间。硬盘介质的采用使数码摄像机和电脑交流信息变得异常方便。

与此同时，第一台HDV 1080i高清摄像机也诞生了。2004年9月，索尼了第一台 HDV 1080i高清晰摄像机HDR-FX1E。HDV的记录分辨率达到了1440×1080，水平扫描线比DVD增加了一倍，清晰度得到了革命性提升。HDR-FX1E以及后来的HDV摄像机都沿用原来的DV磁带，而且仍然支持DV格式拍摄，向下兼容。这一点，无疑在HDV摄像机普及的初期起了良好的过渡作用。

一切太简单、太容易了

光阴荏苒，时光如梭。坐在我面前的阎安已经是“亚洲星引力电影计划”入围的四位年轻导演之一了，而他现在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担当制片人的工作上。尽管如此，他喜欢随手拍些东西的习惯却没有变。不同于拿起DV拍摄，阎安如今随手拍的设备是他包里的iPhone或者iPad。“有了iPhone，一切太简单、太容易了”，阎安说前一阵虽然下大暴雨，可是天空的颜色却很特别，所以他拍了些以后自己剪着玩或者做别的片子的素材。“伍迪·艾伦（美国著名导演）后来拍的几个电影，比如《赛末点》、《独家新闻》，都不是他现在的构思，而是他二三十岁时随手记的笔记和写的故事。现在想法更完善了，于是就成了剧本和电影”。看得出，阎安也想利用现在唾手可得的便捷设备多积累，厚积薄发。

众所周知，针对苹果移动设备而开发的App不计其数，它们让硬件拥有了强大活力，可谓无所不能。对阎安来说，他最青睐的影视App工具有两个：一个是“8mm Vintage Camera”，另一个是“iMovie”。前者可以使拍摄的视频轻松得到各种怀旧效果，后者则是一款有趣、功能丰富的视频剪辑应用程序，可让用户随时随地制作美仑美奂的高清影片。“我推荐了一位朋友，把拍完的广告文件导进iPad里，用‘8mm’再过一遍。因为它里面有诸如漏光、模拟怀旧的效果，从而实现导演想要的影片。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以往用很多后期软件完成所带来的麻烦”，阎安举了个例子。

设备革新 梦想变现

谈到影视技术的发展，阎安说：“设备的革命，促使了电影的变革。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字，再从数字还原至胶片效果。而现在几乎都是数字拍摄，然后再还原到胶片上，因为它的宽容度越来越高了。另外，很多高端设备不断用在电影上，比如宽幅、iMAX—这绝对是革命。如今，3D电影正大行其道。而很多年前其实双眼摄影机就已经有了，只是因为收看设备不普及，所以曾一度制约3D电影。可以说，每次技术革命都给影视行业带来很大的震动。”

而据《2011~2012中国数码摄像机市场年度报告》的分析，去年中国数码摄像机市场受到其他拥有摄像功能的电子产品，如数码相机甚至是智能手机的冲击，市场规模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不过，中高端家用数码摄像机和专业产品受到的影响则比较小。另外，这份报告中还特别提到了，“在高端市场值得注意的是，索尼推出了可换镜头的数码摄像机NEX VG-10E的后续产品NEX VG-20E，对上一代产品进行了大幅度的升级。而佳能也推出了首部EOS数码摄像机，共享其丰富的镜头资源。两大品牌都瞄准了独立制片人等用户群体，同时力求推动电影制作的小型化和数字化”。

的确，一台DV、一个梦想，再加上一个好想法，每个人都可以像阎安那样通过短片或微电影来展现自己。比起十年前设备和技术的量少与局限、比起那时传播独立短片方式主要依赖于电影节和赛事的狭窄，2012年前后，各种品牌的DV产品已到了令人眼花撩乱的地步。以去年的一项统计来看，索尼、松下和佳能三大DV厂商上市销售的DV产品已累计经达到了近130款，更不用说其他品牌的DV和各种可拍摄视频的智能移动终端了；而视频传播的渠道也已经是借助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几乎无孔不入。很典型的是，两年前筷子兄弟用一部《老男孩》追忆逝去的青春，上线六天竟突破了2500万次的点播量，而他们拍摄所用的器材只不过是不到3万元的数码单反相机的高清录像功能。

回到DV本身，2012年的革新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首先，标清产品渐渐退市，高清成为众望所归。由于标清画面在当前主流的大尺寸高清电视上播放，会明显产生马赛克现象，已不能满足人们对视觉体验的高要求，因此这成了标清DV遭遇淘汰的一条重要原因；其次，兼顾拍照的同时，DV图片的拍摄质量在提升。这一点，从索尼去年CX700E静态拍照达到1230万像素，以及松下TM900利用3MOS技术将照片的差值像素做到1420万便可看出端倪；第三，Wi-Fi无线传输实现便捷的分享。佳能HF R306的无线功能，可以通过局域网将文件传输到其他存储设备中，甚至是直接进行网络分享；另外，增强型娱乐体验技术展现了DV新的魅力。这其中包括了早些时候索尼和JVC分别推出的带有3D拍摄效果的TD10E和TD1摄像机，以及今年索尼推出的PJ系列投影DV。在采访阎安的过程中，他说原本去年想在上海拍一个3D电影，当时要用专业的双眼摄影机来完成，但就因为特别昂贵，所以不得不放弃。“而今年就可以用家用级别的，足够了。”

如今想来，倘若当年没有摄像技术和产品向平民化迈出的一步，或许阎安就没有机会与电影结缘，当然也就可能不会有他今天的这番事业。如今，以DV为代表的影像产品铺天盖地般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而这种零距离的接触也激活了不知多少人的电影梦想。在很多人眼中，DV是一项不断进步的技术和产品，而在阎安这样的人心中，DV是一种实现梦想的媒介。

阎安的微博签名这样写道：“晚了，你只能做姨太太，我之前和电影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