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李达与的君子之谊

2019-07-08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李达,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冷水滩市)一个佃农家庭。后,李达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之一。李达与这两位湖南老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活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达与很早就相识,并结为好友。因为李达长3岁,总是喊他“鹤鸣兄”,李达则喊“润之”,他们的友谊长达45年之久。

李达的祖父李光亮靠几亩薄地养了两男两女,但还是让次子李辅仁也就是李达的父亲读了几年的书。李达刚满5岁,就跟着父亲识字,15岁时,他考取了永州府最高学府永州中学,因成绩优秀而获得公费待遇。1909年,李达中学毕业,就业无门,家境贫寒的他只得去报考高级师范学校。同年秋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读书,并立志教育救国,可1912年秋,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暂时停办,李达只得回到湖南。他先在一所中学任教谋生,后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湖南优级师范读书。1913年,李达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赴日本留学。留学的第一年,李达在日本集中精力学习日语、英语、德语。因用功过度,身患肺病。1914年,贫病交加的李达回国养病。在养病的3年中,李达与人合伙开了家药店,做了3年的药商。1917李达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苦闷中的李达很大的鼓舞,他开始偷偷阅读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的失败,给李达的打击很大,他认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职业救国”、“科技救国”都是行不通的。1919年6月,李达毅然放弃了理科专业的学习,开始专攻马列主义,他已由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期间,李达为国内的报刊撰写了一大批介绍马列主义的文章。

与李达相识于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上。1920年夏,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东京回国,他先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得知陈独秀与李汉俊正在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兴奋不已,并欣然接受了陈独秀的邀请。一大召开前,李达参与了会议筹备工作,给参会代表的邀请信及汇款都是由“二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分别寄出。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也都是李达负责的。

7月31日在浙江嘉兴南湖召开的一大第六次会议上,李达因负责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又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书记,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

一大后,李达分工负责中央宣传工作,后又担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是中共党内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1922年,李达应的邀请,回到长沙担任何叔衡、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一职,与一家一起住在长沙的清水塘。湖南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李达主政校政、教学工作,还编写教材并亲自为学生上课。1923年秋,由于种种原因李达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27年3月,李达又受之聘,在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此后,李达先后在武昌、上海、北平、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仍教授唯物主义哲学。期间,他埋头于著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3本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达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著作仍送给老友,如获至宝,仔细阅读,仅《社会学大纲》就读了10遍。李达的著作成为和其他许多革命者学习研究哲学的重要书籍。

李达虽在党组织之外,但思想上仍然坚信共产主义。他在大学任教期间,也一直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1939年,他受冯玉祥将军的邀请赴重庆为冯玉样及有关人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期间,与委托李达的一个学生去征求李达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当即表示:“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

当时,负责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出国治病,南方局的负责人是博古,博古听到李达的回复后,十分生气地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就这样,李达错失了去延安的机会,于1939年9月离开重庆。当回重庆知道这个消息后,气愤地说:“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这个话的意向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对此也感到十分惋惜。

1948年初,派人给李达带信:“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信的用语十分巧妙。随后,又两次电示中共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1949年4月16日深夜,李达在华南局的护送下,离开长沙去香港,然后乘英国的商船抵达天津,5月14日到达北平。在北平,李达受到了党中央及的热情接待,亲赴车站迎接,为李达的到来举行了欢迎晚会。5月18日,李达受的邀请,赴的住处叙谈,二人谈到深夜。见李达已有倦意,就留李达住下,并对李达说:“你就在我的床上休息吧!我晚上要批阅公文、看书,已是多年的习惯了。”

1949年后,李达多次诚恳申请重新入党,对他说:“早年离开了党,这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事不可咎,来者犹可追。”

还鼓励他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是20多年,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这是有益的事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介绍,和李维汉以及张庆孚等人做历史证明人,党中央批准李达为中共正式党员。李达意味深长地说:“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党中央及希望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多次要求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工作。1949年12月2日,李达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他也是中央人民政府最早任命的一批大学校长之一。1952年11月,李达被任命武汉大学校长。

1956年5月底,来到湖北,下榻在武汉的东湖之滨,对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梅白想了半天,问:“你说的是不是李达啊?”笑着答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当李达这次见到时,想改口喊“主席”,可是李达刚喊了“主”字,便赶紧制止说:“我以前叫过你李主任吗?现在我叫你校长行吗?你以前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啊!

李达与是诤友,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隐,他甚至敢直言批评。1958年“”高潮时,经湖北省委批准,鄂州县委门口贴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李达知道后,就给梅白打电话,怒斥这是唯心主义的,还提出要见在湖北视察的。他见到后就说:“润之,我要单刀直入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是马克思主义。”

听后就以中国革命为例子说:“这叫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李达生气地打断的话,说:“润之,发挥主观能动性是要有一定条件的。你发烧40℃,下面就会发烧41℃、42℃。”

站在一边的梅白见二人吵了起来,就插话说:“口号取消。”

没有再说什么,他深知李达的脾气。后来,他对梅白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63,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错。”还要梅白约李达再谈,并转告“六十耳顺”的话。李达听后怒气全消,说:“还是润之气量大。”

在“”前夕,李达再次提出的“顶峰论”违反辩证法,因此被诬陷为“思想最凶恶的敌人”,受到迫害。

1966年6月3日,武汉大学造反派“挖出”由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所谓“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被诬为“反社会主义反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6月3日,在武汉大学小操场,召开首场“批判李达三家村罪行大会”,不仅本校师生参加而且附近学校和机关的代表也参加了,有1万余人,气氛十分紧张。

造反派派人到李达老家,通过零陵县委,找来了几个自称是受李达剥削的农民,拿着锄头在大会上控诉李达的“罪行”。在批判大会上,除了给他们3人定了“三家村”黑帮罪名以外,还给李达扣上了“地主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3顶帽子。

1966年7月16日,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7月18日,好心人劝李达去找诉说冤情,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

已经受两个月折磨的李达,胃部大出血,糖尿病发作,骨瘦如柴,家属提出自己出资治疗,可上级不同意。7月19日,身心备受折磨的李达决定向求救,他用交代材料用的稿纸给写了一封短信:

主席:

我有难,请救我一命。

李达顿首

七月十九日

李达把信装在牛皮纸信封内,然后密封好,恳求学校“”工作队派人送到在武汉东湖梅园的住处。然而20天后,信才送到北京,看到李达的信后,一切都已经晚了。

1966年8月,李达这位已76岁的老人再次遭到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示众”、“审讯”、“辱骂”、“罚跪”。批斗结束之后,8月13日,李达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卫生科的医生提出将他送到医院治疗,却遭到拒绝。拖到8月21日,李达才被送进医院。在医院里,李达被安排在最普通的病房里,还规定这样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一天里只能吃3顿干饭,还惨无人道地对他停止用药。对此,李达很不理解,他说:“等运动结束后,我们到北京去,向告状!”

1966年8月24日,李达走到人生的终点。终年76岁。

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谈到中共一大时,特别讲到了李达,说他是一大代表,后来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在谈话中并没有讲到给李达加上的那些罪名,随后,李达的问题有了松动。集团覆灭后,1974年1月13日,举行了“李达同志追悼大会”,但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被粉碎后,1978年11月12日,党中央批准公开发表给李达的3封信的手迹。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96年9月12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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