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生产”与当代社会发展

中共十报告提出“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生态产品生产”第一次进入党和国家重要文件，它的提出对于丰富发展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生产的理论以及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生产”并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及，他们更多的是谈论“两种生产理论”。在他们看来，“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人类要不断生产生活资料，即衣、食、住、行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另一方面，人类也要不断生产自身以维持种的延续和更新。社会生产一方面是人的活动的“物化”；另一方面又是物的“人化”。物质资料的生产虽然可以决定人口生产的性质和趋势，但“两种生产”也是相互渗透、互为条件的。消费资料生产蕴含着人类自身的生产，没有消费资料生产人类自身生产进而社会发展就无法实现。人类自身生产中也蕴含着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提供劳动力。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还必须相互适应，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物质资料生产的规模需要相应数量的人口，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又需要相应数量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相对于“地理环境决定论”，“两种生产理论”看到了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生产在工业社会及其以前一切社会形态中的巨大作用。然而，在工业社会及其之后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发展决定性因素已经不只“两种生产”，用“两种生产理论”已经无法完全概括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内容，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开始增加了“生态生产”这一新的“生产方式”。

“生态生产”无论是生产方式、生产对象都区别于传统的“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它更多的是强调：人类在享受自然产品和服务时，理性自觉地进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治理，防止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透支。“生态生产”区别于“自然生产”，这是因为后者只是生态环境在不借助于人力的前提下的“自然行为”，而当前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只有借助于人类的积极行为才可以改善。人类无法随意改变客观生态环境，“生态生产”并不是让人们去“生产生态”，而是更多地要求人类在利用自然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生态生产”属于“生态文明”这个大的范畴，但是生态文明更多地是指人类与自然之间良性互动的状态和结果，“生态生产”更多地是指人类在面临生态危机时对生态环境的积极治理、修复、养护的过程和行为，如十报告所讲的“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面积、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相对于生态文明，“生态生产”能更体现出人类修复、养护自然的积极行为，“生态生产”是生态文明的基础和支撑。国外虽然没有“生态生产”这个概念，但早已有“生态形态服务”、“环境产品和服务”等近似提法。从内容上来说，它涵盖：保证重要生态服务功能——涵养水源、水土保持、防风固沙、调洪蓄水，从根本上解决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矛盾；保护生态脆弱区、生态敏感区，如土壤侵蚀敏感区、沙漠化石漠化盐渍化敏感区、冻土侵蚀酸雨沉降敏感区，维护可持续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环境；保护生态多样性，为生物资源利用和保护提供保障。“生态生产”主要体现在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方面。经济生产可以用GDP（Gross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一样，生态生产也应该用GEP（Gross Ecological Product，生态生产总值）来衡量。领导干部的考核也不能再“唯GDP论”，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应体现出生态效益、生态生产。在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搞好“生态生产”与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搞好“物质生产”具有同等价值和意义。唯有如此，不同部门、不同主体功能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走因地制宜的科学发展之路，在社会利益分配上才是公平的。

“生态生产”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容和目标之一，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生态生产同时统一于当代社会发展中，国土空间规划要划定“发展线”、“生活线”、“生态线”这三条线，要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它改变了以前“两种生产理论”中“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之间的简单互动。在社会生产系统中，开始出现“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生态生产”三者之间的复杂联动。“物质生产”可以促进“人口生产”，但增加了“生态生产”压力；人口增长可以促进“物质生产”，但增加了“生态生产”的压力；“生态生产”是“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前提和基础。足额的“生态生产”是“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根本保证，“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要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必须建立在生态良好的基础之上。“生态生产”如果跟不上，“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将无以为继，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志才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生态生产”是在全球面临生态危机的形势下提出来的，它的提出与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是分不开的。“生态生产”，究其本质是工业化生产方式和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产物。从工业化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历史基本上可以分为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后期。每个阶段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不相同，生态环境问题也不一样。工业革命前，人类生产方式主要是采集狩猎、渔猎农耕，生活废弃物基本上可以被自然界分解吸收，人类与生态环境基本不发生冲突，生态环境自我恢复能力十分强大。从工业革命到一战前是人类的工业化初期，人类的生产方式开始由农耕畜牧向工业经济转型，很多生活必需品由工业化生产方式制造，人类与生态环境开始发生冲突。一战到二战前，是人类的工业化中后期，世界产业结构开始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型，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冲突极其严重，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开始降低，生态环境的好转需要借助于人类的治理、修复、养护等行为。此时，生态环境在社会存在系统中占有比以往都要突出的位置，直接影响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由资源环境导致的战争开始出现，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将使有些国家面临灭顶之灾。经典作家之所以没有提出“生态生产”而只是提出“两种生产理论”，与其所处的时代即工业化初期有关，那时“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还不像当今时代如此尖锐。唯物史观要将“生态生产”纳入物质生产理论当中，实现由“两种生产理论”向“三种生产理论”转变。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物质生产”的不足和“人口生产”的过剩，使“生态生产”在我国更具有紧迫性。这种紧迫性根源于我国现代化的“时空压缩”的性质。我国现代化晚于西方发达国家，要想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西方发达国家生态环境几百年面临的问题在短期内集中体现出来。除此之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开始工业化时，可以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并将污染物转移到世界各地，这对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已经不可能，我国生态环境形势的严峻性和生态生产任务的艰巨性可见非同寻常，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勇于担当。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