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7 01:03:26
只要和凯瑟琳？马丁谈过话，你就会发现她身上凸显出强烈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特质。她的阐释并不局限在某件衣服、某款珠宝的设计上，往往由一个细节发散开去，谈到对文化、时代与人的解读。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特质，凯瑟琳・马丁吸引了导演巴兹・鲁赫曼（ Baz Luhrmann）、设计师缪西娅・普拉达（Miuccia Prada）等艺术家，他们共同创作了《红磨坊》、《罗密欧与朱丽叶》、《澳大利亚》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电影。他们不仅是她的工作伙伴，也是她的家人与挚友。
随着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登陆中国各大院线，电影中那些耀目的服饰也来到上海，从 9 月 11 日起，在陆家嘴国金中心 Prada 与 Miumiu 的门店向公众开放展览。
“《了不起的盖茨比》讲述的是发生在1920 年代纽约的故事，但我希望触碰到现代观众的情感点与思维点。”凯瑟琳说，“即便在 21 世纪的中国城市，即便你们对‘爵士时代’的文化不那么了解，相信这部电影也能引发你们的共鸣。”
了不起的戏服设计
学生时代，凯瑟琳・马丁就看过《了不起的盖茨比》原著。她对这本书不太感冒，匆匆看完一遍就束之高阁。多年以后，当丈夫、也是该片导演巴兹・鲁赫曼开始筹备这部戏时，凯瑟琳说：“我不喜欢这本书。”听到的朋友都很惊讶，问：“怎么可能？那可是华丽丽的 1920 年代！”在巴兹的“胁迫”下，凯瑟琳重读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一次，她前前后后看了好几遍，每一个细节都没有放过，如痴如醉，“成了本书的头号粉丝”。
在阅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时，她并未对具体的人物做出设定，而是对书中形容的 1920 年代歌舞升平的纽约作了个大致的勾勒，并将它投射到我们所处的现实生活中。等到真正开始做资料收集和背景研究，尤其是在为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莉・穆里根等演员定妆的过程中，具体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场景才浮现在她脑海中。“尤其是凯莉・穆里根，我认为她非常具有 1920 年代女性的气质，她就是书中的黛西――非常复杂纠结的角色，那种徘徊在现代性十字路口的 20 世纪女性角色。”凯瑟琳说。
在凯瑟琳・马丁眼中，盖茨比和黛西两个人都很“爵士时代”。“他们略有困惑，但又对所处的时代信心十足。”凯瑟琳说。黛西是迷人的，完美的，但她缺乏自主选择的权利，无时无刻不被旁人（家庭、丈夫、朋友等）定义着。在书中，黛西认为最好命的女人莫过于“一个漂亮的小傻瓜”。“当她意识到这一点时，就意味着她并不愚蠢，”黛西是凯瑟琳最中意的角色，“只不过她向优渥的生活妥协了，她的聪明并不是知识分子那样的智慧，并不是对时代的反思。”而盖茨比，更像是作者菲茨杰拉德对美国梦的实验，对道德坍塌的讨论，令人尊敬，又是个谜。
在筹备戏服时，凯瑟琳・马丁想到了缪西娅・普拉达，她们是老朋友了，这次合作也是友情性质的。1995 年，巴兹・鲁赫曼拍摄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片中罗密欧所穿的结婚礼服正出自普拉达女士之手。凯瑟琳和她的友情则来自对历史、文化和当代文明的共同爱好。“跟此次电影拍摄无关，我和缪西娅常常聊到这类话题，围炉夜话。”凯瑟琳轻松地说，“缪西娅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真正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从小在文化的滋养中长大，非常开明，对文化的见地很深入。”
这次合作中，他们一起翻阅资料、踏寻美术馆、查找图片，研究 1920 年代的人们究竟如何穿着。Prada 为全片提供了 40 套服装，经由凯瑟琳之手，一一调色、增加年代感细节和装饰，还原了“爵士时代”的真实风貌，又不失现代感。
重返“爵士时代”
除服装之外，用珠宝来装饰造型也是“爵士时代”的风格特色。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中，汤姆・布坎南正是“在婚礼前一天给了黛西一串价值 35 万美元的珍珠项链”，搞定了这桩婚事。凯瑟琳选择与 Tiffany 合作，设计了戏中的珠宝配饰。她说：“事实上，小说故事发生的社会环境正是 Tiffany 的生意在纽约蒸蒸日上的时期，菲茨杰拉德本人就是 Tiffany 的顾客。”
雏菊图案的珠宝是贯穿全片的线索，它出现在黛西的手腕上、盖茨比的戒指上。首先，黛西的名字正是“雏菊”之意；再者，雏菊的花语是“纯洁”，映衬了盖茨比对黛西至死不渝的痴爱。巧合的是，凯瑟琳在翻阅 Tiffany 历史库的资料时，发现雏菊的图案反复出现在该品牌长达 175年的设计之中。
同以往的鲁赫曼电影一样，《了不起的盖茨比》一片也用非常当代的方式来解读古老的故事。
“阅读菲茨杰拉德的作品时，你会感觉到文字背后藏着一个渴求新意的作者。”凯瑟琳・马丁说，“20 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部用战争颠覆旧世界秩序的历史。人类学会了使用机器、枪械，现代科技与现代文明撼动了原来的权力体系。所以，这部电影是与当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巴兹、缪西娅和我在共同创作时达成的共识。”
此外，三人的共识还包括：飞机、桥梁和摩天大厦，用更具现代性的纽约为故事背景，代替 1920 年代的纽约，故事中的人物是年轻、有活力的现代人，而不是老派古板的“绅士淑女”。
所以，在观看本片的过程中，观众或许会产生时空错乱、当代事物“乱入”的迷思。“但我希望让观众接受挑战，”凯瑟琳说，“也希望他们能理解我们的用意。”
容不得一点瑕疵
凯瑟琳・马丁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林德菲尔德（Lindfield），对自己的澳大利亚人身份，她很是骄傲。一方面，澳大利亚是一个混合着多种文化的移民地区，英国人、中欧人、中国人、印度人混杂居住在一起，各种各样的文化相互渗透，培养了凯瑟琳开明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人开疆拓土、征服自然的冒险家精神也保留在她骨子里。“我从不畏惧在艺术上做出新鲜的突破性尝试。”
她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度过了青年时期。和多数青年人一样，她对艺术的热爱首先源于音乐。“我是在摇滚乐、迪斯科的时代中长大的，”她语调轻快地回忆道。
后来，她对音乐的兴趣渐渐过渡到电影。1939 年的电影《乱世佳人》和一系列好莱坞默片启发了她对电影舞美设计的兴趣。“我还爱着意大利电影，是费里尼的忠实粉丝。”凯瑟琳说，“《查理与巧克力工厂》的美术设计则是我近年来最喜欢的。”
在澳大利亚国立戏剧艺术学院学习时，她的作品出现在学生联展上。毕业不久，刚在戏剧界崭露头角的师兄巴兹・鲁赫曼回母校参加展览，看到了她的作品，便力邀她参与到自己的制作团队中。早期，他们合作了一系列舞台剧，诸如《狂人日记》、《一个波西米亚人》和《仲夏夜之梦》，均获得不俗反响。
1992 年，巴兹・鲁赫曼筹拍歌舞电影《舞国英雄》（Strictly Ballroom），讲述一对青年男女参加舞蹈比赛的故事，戏服设计自然交给长期合作伙伴，并已成为他妻子的凯瑟琳・马丁。
在《舞国英雄》的服装设计中，凯瑟琳加入诸多bling-bling、权力垫肩等 1980 年代元素。该片的成功，使得夫妇二人获得了好莱坞的注意，他们的戏路逐渐转向大制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红磨坊》均是这一时期的作品。2001 年，因《红磨坊》中美轮美奂的戏服与布景，凯瑟琳荣膺奥斯卡奖。她认为自己的成功来源于对每个细节的精益求精，哪怕是在群众演员的戏服设计上。“电影是非常全面的艺术，我从不小看群众演员，”她说，“每部戏，我在做了背景调查后，会将群众演员的戏服设计和主角的服装同样对待。就像画画一样，背景画面也容不得一丝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