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为何衰落?

探索大国衰落的过去，是因为我们必须领悟大国崛起的奥妙。而如此深刻的教训，只有英国短暂、磅礴却跌宕的历史才能给予

作为2012年夏季奥运会的东道主，英国上下对于奥运奖牌似乎突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强烈渴望。英国本就是世界体育强国之一，英超联赛更是全球翘楚，在最近几届奥运会上，英国代表团也都跻身金牌榜和奖牌榜的前十名之列。但这次，他们希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006年，英国奥组委宣布开展一项类似“举国体制”的运动来增强该国在各项赛事中的实力。这一年，伦敦发出了“20―4―2012”倡议，即在2012年奥运会上获得20枚金牌和总排行榜第四的成绩。为此，他们从全国选拔了150万名11岁到16岁的儿童，并对他们进行了持续数月且门类复杂的评估，最后选出1000人交由专业教练进行训练。英国当然获得了成功：在投入了数亿英镑之后，本土作战的他们以29枚金牌成功抢得金牌榜的探花席位。

然而，就像金牌数量的增加无法代表全面健身的出色一样，奥运奖牌的激增也无法逆转英国日渐下滑的经济曲线。英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在进入20世纪后所经历的持续下滑，已经变成了百多年来最著名的迷思。所有人都对这一问题有着自己的思考，而在全球格局可能迎来巨变的大背景下，这些思考以及由此得出的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无疑极具价值。

如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一样，人们喜欢将国运兴衰归因于文化。1982年，马丁・维纳（Martin Wiener）就在《工业精神与英国的衰落》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维纳认为，英国文化易于导致工业精神的衰落，正是后者进一步导致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英国的衰落。

维纳的言论盛极一时，但历史却无法佐证类似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仅局限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几乎所有国家都曾反思这一制度的利弊得失。与英国相比，那些取得更大成就的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反思甚至更胜一筹，但他们却并未经历如此强烈的国运衰退。

我们可能搞错了某些简单的因果关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确实决定了其文化影响力，但这一命题的逆命题却并不必然成立：一定经济成就的取得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文化只是其中最边缘的因素。如若不然，我们将无法解释东西两德以及韩朝两国在经济领域截然不同的表现。将经济问题归为文化，更多是人们面对复杂经济问题时刻意选择的回避。

蒸汽革命之后，英国并非没有机会继续辉煌。两百多年前，那时的人们几乎一致认为英国必将赢得电气产业的国际竞争。从18世纪到19世纪，尽管对电力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很多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来自欧洲大陆，但奠定产业基础的伟大发明却几乎全部来自英伦三岛。

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奠定了电化学的基础，并发明了发电机和电动机；麦克斯韦（James Maxwell）是经典电磁理论的创始人，这为电工学和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此外，斯万（Joseph Swan）发明了白炽灯，惠斯通（Charle Wheatstone）发明了电报、发电机和打孔机，帕森斯（Charles Parsons）发明了蒸汽涡轮，弗莱明（John Fleming）发明了热电子管。

在这次创新浪潮中，英国完全可以像它在蒸汽时代那样再次居于领先地位，但英国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在欧洲，它被德国迅速超过；在全球，它则完败于美国。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历史古今中外都或有雷同之处。公元前503年，孙武意欲归隐田园，阖闾令伍子胥劝留。孙武告诉伍子胥：“暑往则寒来，春还则秋至。此乃自然之情，其实人事亦然。今昊王自恃国力强盛，边境无事，已经变得骄奢淫逸。自古功成不退，必有后患。我归隐林泉，乃避祸全身之计。”随后的历史证明了孙武的睿智，而对英国，所有这些预言几乎同样适用。

工业革命的璀璨历史曾经为英国指出一条通往强大的永恒之路，那就是培养企业家精神以发展商业、改进教育以提升劳动力水平、发展科技以推进创新。但遗憾的是，英国并未正视这些经验，这个骄傲的帝国将历史留给他的宝贵经验以及更打口宝贵的发展良机一一挥霍。

被招安的企业家精神

维多利亚时代，无疑是英国历史上的全盛时期。与当时欧洲大多数国家只有上下两层的社会结构不同，英国还拥有一个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这些人勇敢地发展商业、开辟市场、促进贸易，他们刺激着古老的英国不断改变因循守旧的传统，从而使英国社会充满了活力。

很快，中产阶级就在经济上大获全胜，他们也因此得以不断从贵族手中夺取政治资源。但令人遗憾的是，英国的中产阶级未能珍视这些来之不易的胜利，过度的贪婪最终导致他们在关乎“正统”地位的价值观竞争中意外遭遇完败，英国历史的转折点也因此最终到来。

当时，剧烈的社会变迁令很多社会底层人士变得一无所有。英国最富有的140万人控制了全社会财富的1/3，这一数字超过了下层社会3000多万人财富的总和。在伦敦，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8.4%的人生活极度贫困，他们总是“衣衫褴褛，营养不良”。

对于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弱势群体，中产阶级却不愿施以援手：他们认为这超出了他们理应承担的责任范畴。1834年，在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和边沁（Jeremy Bentham）等功利派知识分子的主导下，辉格党政府通过的《济贫法（修正案）》最终酿成大错。

新法案颠覆了英国贵族创建并已坚持了两个多世纪的济贫传统，尤其是取消了旧法案中“向收入低于公认最低生活标准的工人提供补助，允许他们在家得到救济”的“斯皮纳姆兰法则”，转而要求受救济者必须进入济贫院并愿意通过劳动改善生活。

但当时的济贫院无异于劳动者的“巴士底狱”，其条件之恶劣令人望而生畏。有人曾这样描述其中的情况：地面上满是贫困的妇女和可怜的儿童，老年妇女在床上气喘吁吁，老年男子则弓着背苟延残喘。劳动者们无法相信，政府竟会这样减少受救济人口以缩减济贫支出。

与这些新兴资产阶级不同，日渐沉沦的贵族不断向穷人显示自己的宽仁之心。他们试图证明贵族精神才是英国社会的根本，而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短暂胜利并不具有任何进步意义。

贵族阶层与资产阶级阶层围绕济贫法开展的一系列政治斗争，最终使贵族阶层重塑社会主人形象的努力大功告成。直到这时，发了财的资产阶级才如梦方醒。但一切都已为时过晚，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暴发户形象进行修饰，并在不知不觉中向贵族阶层的价值观念靠拢。

从1837年到1911年，新晋贵族中非贵族出身者的比例从10%激增至43%，以至于英国的贵族骄傲地宣称：“我们这个阶层是靠不断吸收新鲜血液维持活力的。”几乎同时，一个以贵族精神为标杆但又低于传统贵族的社会阶层――绅士应运而生了。在今天，绅士被赋予了太多正面的含义；但在当时“绅士只是贵族为了使中产阶级遵守秩序而发明的一个概念”。

但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诉求完全不同。属于贵族的典型英国式理想是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工业化则是与“魔鬼般的工厂”联系在一起的。在英国，对工业化的疑虑直到19世纪中叶才逐渐消除；但仅仅几十年后，这些辛苦构建并日趋完整的社会体系却再度濒于崩溃的边缘。

这之后的英国企业家更倾向于把工商活动看作兴趣爱好或社会责任，而非经济机遇或者人生价值的实现方式。一些功成名就的企业家，甚至在家庭生活改善和个人地位提升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企业界。相反，他们几乎突然表现出了对土地的过度热爱。而在英国，土地历来都是贵族彰显身份的工具，因为所谓贵族就是国家中“一个伟大的土地拥有者集团”。

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经济学人》在1850年时还在大肆抨击那些购买土地的资产阶级，他们认为这有违资产阶级的精神实质。但在短短的20年后，杂志却已充斥着对类似行为的赞扬：“对于一个英国的百万富翁而言，用一半的资产购买一万英亩土地，即使只能获取1%先令的收益也是值得的，因为他足以借此成为大多数人眼中伟大的人。”

企业家精神的丧失是一笔无法挽回的财富，它使英国失去了引领创新的核心力量，这一发生在电气时代晨曦中的社会变动因此显得代价过于高昂。

被遗忘的全民教育

与蒸汽革命不同，电气革命时代的产业进步大多发生在实验室而非生产车间。这个新的时代更强调劳动者的基本素质而非简单的生产经验累积。英国对此本不应恐惧：工业革命发生时已建校600余年的牛津和剑桥，意味着英国拥有足以成事的优秀传统和文化底蕴。

然而，英国虽然是现代教育的发源地，但在很长时间内，精英化的主张却影响了教育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分享和全国教育水平的提高。资产阶级革命未能实现的普及初等教育主张，因为工业革命的到来而变得更加紧迫，工人要求平等教育权的呼声几乎贯穿了整个工业革命。

从格洛斯特郡的报馆经理雷克斯为工人子弟兴办星期日学校的1780年算起，英国用了整整100年才完成初等教育的普及。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终于在资产阶级、英国政府和教会的共同作用下达到了90%，大部分儿童也能受到6年的正规教育。

但直到1924年工党执政并提出“人人受中等教育”的口号，普及中等教育的学制改革问题才得到重视。1926年，工党发表《青年教育》报告提出，要使中等教育不再是10%儿童的特权，而变成所有适龄儿童的权利：所有儿童都要在小学毕业后继续接受小学后教育。

因此，英国的教育体系没能为新兴工业提供数量充足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合格工程师的缺乏一直困扰着英国社会。英国也没有为中低水平的技术工人提供系统的教育和培训，英国的非全日制培训和在职教育传统当然适用于以机械技巧为基础的技术和边干边学的工业革命早期，但却注定无法满足与日新月异的新技术联系在一起的产业，比如电气产业的需求。

这与作为英国主要对手的德国颇有不同。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思想的影响下，普鲁士成为世界上最早设立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之一。1810年，普鲁士引进的教师资格考试大幅提升了教师水平。1812年，普鲁士设置的中等学校升学考试又推动了中等教育的发展，而这一制度早在1788年就已被设计出来。到1871年，整个德意志都接受了这种制度。

在此过程中，德国独特的“双元制”教育体系也逐渐形成。起源于12世纪的同业公会培训在19世纪从师傅扩大到学徒。到19世纪70年代，工业革命的完成带动了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此时作为“双元制”另一元的职业学校也逐渐发展起来并于20世纪初期成为与企业培训相匹配的义务教育学校。从1938年起，德国开始实行普遍义务职业教育制度。

在新兴的电气产业，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德国与英国实力对比的此消彼长。因此，也只有在德国，中小企业才能成功转向那些更加依赖于工程技术的行业。于是，数量庞大的专业化创新型小企业在多个工业领域横空出世，这就是德国经常引为自豪的所谓隐形冠军。

作为现代企业的核心，英国的管理精英们也未及时吸收到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到1914年，还没有一家英国本土电气制造商拥有超过10000名雇员，而最大的德国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已经拥有超过80000名雇员。要知道，电气行业是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经济领导产业。非但如此，英国的企业家们甚至没有机会去领导一家规模尚算可以的电气公司。

当时，英国最大的两家电气公司，即英国西屋电气和汤姆逊一休斯顿公司分别是美国西屋电气和通用电气的英国子公司，英国第三大电气公司西门子兄弟公司则是西门子公司的英国子公司。四大电气公司中惟一与国外资本没有联系的是GEC公司，但其创始人乔・张伯伦（Joe Chamberlain）却是一个被普鲁士驱逐的犹太难民，他在16岁时才取得英国国籍。

如此强烈的对比及其背后蕴含的深刻道理，即便放诸当时也显而易见。但英国却无暇对其经济体系进行精雕细刻，因为他们有更轻松的生存哲学和更简单的聚财之道。

被肢解的殖民市场

英国的崛起受惠于技术的进步。

煤炭的开采为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提供了能源，蒸汽机则为征服世界的冒险之旅提供了充足的动力，遍及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转而为迅猛发展中的纺织业开辟了一个无尽广阔的市场。采矿、航运和纺织三大优势行业相继崛起，共同支撑起了一个昔日岛国征服世界的梦想。

强大起来的英国像一个巨大的托拉斯。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坚信，只是殖民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商机，就足以支撑帝国的发展。巅峰时期，英属殖民地的面积竟达英国本土面积的100倍以上；一战以前，英国每年的海外投资竟然等于法国、荷兰和比利时3个国家之和。

然而，盛极必衰。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响起，英国就开始了“流金岁月”的告别之旅。紧随一战的大萧条使英国经济再遭重创。1931年9月，英国因黄金储备枯竭而被迫放弃金本位制，允许英镑贬值。整个20年代，英国正式登记的失业者从没有少于100万；大萧条时期，英国的失业人数竟连续4年超过200万，个别地方的失业率甚至达到60%。

短暂的复苏过后，更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纳粹猛烈的炮火和空袭中，英国几十年累积的社会财富毁于一旦，英国社会对战争以及战后的恐慌也上升到了历史的顶点。

当时，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急需重建纲领争取民心，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接受了这一任务。1942年12月，《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正式出版。在这份报告中，贝弗里奇指出：

“社会保障就是最低收入标准的保障。”他认为，英国应该建立统一的保险缴费标准和补助发放标准，建立惠及全民的医疗卫生服务并实施充分就业的经济政策。

为医治战争创伤，工党政府在战后几乎全盘接受了贝弗里奇报告的思想。连续的政策出台之后，现代福利制度最终在英国构建完成。1948年，时任英国首相的艾德礼（CIement Attlee）骄傲地宣称，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首个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

但艾德礼的骄傲来得太早。现代福利制度改变了全球游戏规则，它意味着国籍的所有胜过物理的所在，因为前者决定了一个人可以占用的社会资源和可以享受的生活水平，后者则不具有任何实际价值。英国本土与殖民地之间的差距因此变得无法弥合：英国不可能赋予殖民地人民与其自身完全相同的生活水平。

殖民地的独立化因此变得无法避免。但早在独立化浪潮袭来之前，英国其实已经丧失整合面积广阔的殖民地以扩大自身体量的能力，这使英国经济的天然劣势迅速被放大：它的人口不足美国的1/5，领土面积更是只有美国的约1/30。即便在其巅峰时期，英国在很多关乎自身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也要多做谨慎的利弊考量，其中原因正在于此。

历史无法重演。但即便可以重新选择，全面福利制度的构建也无可避免：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只有全面的福利制度才能团结民众和医治战争创伤，而后者才能帮助古老的英国化解亡族灭种的威胁。在这些更紧要的使命面前，对经济规律的尊重显然已是次要。

英国真正需要反思的，是他们对高风险经济的本能排斥。对简单的殖民扩张长逾百年的过度依赖，摊薄了本应用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资本。于是，当帝国突然间面临瓦解的危险，庞大背后的虚弱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以今天的视角观察，振兴英国的三大产业其实无一具有技术上的不可替代性。原油与发动机的应用，使英国的能源和动力优势迅速减弱。英国确曾依靠印度市场的原料优势在纺织业取得成本优势，但北美马上就依靠对黑奴的剥削获得了更低廉的生产成本。至于棉纺技术，瑞士与阿尔萨斯早在1830年就已经超过英国。

一个更简单的对比也许就能显示出美国与英国在发展质量上的高下。1913年时，英国排名前三的产业分别是铁路船运业、纺织业和钢铁业，而美国排名前三的产业则是非铁金属业、农业设备业和产业设备业。到1929年，英国排名前三的产业变成了铁路船运业、烟酒业和纺织业，而美国排名前三的产业则分别是农业设备业、车辆与航空器业和非铁金属业。

一个意欲征服世界的国度，却在依靠烟酒支撑经济增长，这本身不啻于一个巨大的悲哀。当市场逐渐失灵，政府本应迅速上位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在这个曾经催生了凯恩斯（John Keynes）主义的国度，在这个无比紧要的关口，英国政府却交出了一份令人无比失望的答卷。

在变革上失位的政府

1870年，英国正处于历史上公认的顶峰时期。令人意外的是，一些严肃的学者却已经开始考虑英国是否正越过它的峰巅并进入下行区间。当时，英国生产的绝对数字并未下降，但由于美德等国的崛起，其在世界市场上所占份额已经开始萎缩，英国的相对衰败已经开始。

在竞争对手比自己弱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对英国当然有利；但当形势发生逆转，顽固奉行这样的政策就值得考虑了。1870年德国的保护关税政策和1890年法国和美国采取的同样政策，都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英国的贸易。但出于对自由竞争理论的教条式遵守，英国政府却迟迟未能果断变更自己的政策主张，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被认为正服务于某些既得利益集团。

这反映了英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有趣的事实。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迫使国王向议会移交了权力。这本是一次巨大的胜利，但善于妥协的英国人却拒绝将这种胜利用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很长一个时期内，英国居然都没有制定成文的宪法以保卫辛苦取得的各种权益。

英国人知道市场这时已经失灵，但他们又像害怕曾经的君主一样害怕政府力量的过度强大。于是，人们不得不继续按照习惯处理事情。至于习惯是否合理，则为顺境中的大多数英国人所忽略。这使得英国变成了矛盾的化身：在它不断创造工业革命的辉煌时，却同时保留着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传统；在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时，政府依然很少主动适应形势推进变革。

这种思想的流毒危害之久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对一些重要的科研领域，英国政府几乎从未采取任何积极的扶持政策，而是任其自生自灭。20世纪的90年代，英国的职业培训在22个发达国家中名列倒数第二，唐宁街10号甚至长期没有一位主管工业的内阁大臣作为辅助。

经济上英国政府未能有效地帮助发展工业，但在对外政策上英国政府却在有意无意地加重自己的经济负担：他们不断尝试在国际舞台上维持自己“带头大哥”的国际形象。这种愚氓自负的对外政策贻害无穷：英国的财政负担越来越大，走向没落这时已经变得不可避免。

现在，英国的国防预算仍居世界前列，其海军和空军规模也均位居全球第四。尽管国力下降迫使英国一再发表撤军声明，但这个古老的王国却从未主动撤出任何一个殖民地。英国的政治家们没有正确估计国家实力，他们仍将自己视为英语世界的领导者，而“大西洋不过是英语世界的内湖”，这些与国际地位完全不符的军力支出使英国的经济压力不断增加。

这一切就像汉德森爵士所描述的那样：

“这些年来，我们的政策不论基于何种原因，其对经济的不利影响都无法低估。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了自不量力地充当世界老大。直到1965年7月，我们的首相还在告诉我们，我们的边疆是喜马拉雅山。’我们财政摊子压力太大，直到经济的赢弱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我们才开始收缩阵线，但这一切为时已晚。”

也是在60年代，年轻的演员彼得・库克（Peter Cook）开始在伦敦的舞台上模仿和讽刺英国首相，英式“没落主义”幽默由此诞生。这是英国人头一次看到类似内容的戏剧：在这之前，人们对政府虽偶有隐晦的批评甚至直白的谩骂，但却几乎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讽刺与挖苦。库克因此成名，他像《皇帝的新装》中的小男孩一样戳穿了英国正在领导世界的谎言。

历史的璀璨成就了英国式的骄傲，现实的残酷又酿成了颠覆式的调侃。就在二者缠斗之间，英国逐渐走向衰落，直至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