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雪其寒 其寒不寒

王其寒

北京世纪康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制片人、行政制片人

北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曾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教师

曾任新华社音像新闻编辑部编辑、部门主任、栏目制片人，独立制片人

主要作品电视纪录片《以色列农业》在中央台二套和七套播出

纪录片《女人的心愿》(what She Wants)，2003年1月在英国第四频道播出，播出后反响强烈

同年纪录片《奥得得和他的女儿们》获HOT DOC FESTIVAL英国与海外纪录片单元的特别奖

当上岛咖啡厚重的玻璃木门被服务生嘎然拉开的时候，我看见一张极为亲切平和的笑脸。被空调吹得发冷的皮肤一下子就暖起来。我知道，她来了，像一个老朋友。

王其寒，从北大的优秀学生被留校任教，到毅然离开象牙塔奔赴传媒界；从由普通记者历练成新华社的部门主任，到再一次选择离开让人艳羡的岗位而追寻自己做独立制片人的梦：这些坚定的选择无不成就这样一个女人的理想，并且带领她，一步一步接近她追求的本源。不管获得什么样的荣誉，那都只是昨天。对于目前是北京世纪康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王其寒来说，这些都只是人生坚实的一步。这样的一个女人，我已经完全不能用几个词汇来形容她。所以，这次谈话的更多时候，我是在享受来自于她思想世界里的光和热。

影像与人生，如是。

高清，物色和开始

《DV@时代》最近在忙哪方面工作？

王最近这段时间，在忙两个片子。都要用高清DV来拍。一个是网络纪录片，叫(北京单身女人部落)。现在在做前期的准备。网络纪录片和传统纪录片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我觉得这部片子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网络纪录片。以前的纪录片基本上都是在电视上播出，然后再在网络播放。那么我为什么要做这种网络纪录片呢？首先从观众角度看，现在除了看电视的人以外，在网络上点击视频播出的人也很多。而且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只要我放上去了就可以有人去收看。但是在电视上就是一次性的，播完了就完了，如果我再想看，就没有办法了。这就是网络纪录片的特点。其次，针对网络，纪录片的风格也应该有所不同。它可以做的更细，因为电视台播出纪录片是有时间限制的。必须要50分钟或者70分钟等等。如果做电视纪录片，我可能只做一部70分钟的。把很多女人的故事剪辑在这里面。也可能是穿插不同的故事线索。但是网络纪录片没有时间的限制，所以可以一个人作为一个故事。我觉得网上的人性子都比较急，没有耐心看一个很长时间的东西。我们的网络纪录片的定义也就是30分钟。这样去讲一个人的故事可以讲得很深入。这个讲的不是一个女人，我大概定的年龄范围是25岁一45岁，采取的方法就是网上征集报名。同意拍摄的人我会把她的相关资料要来，然后跟她见面，听她的故事。我会选取观众看了会觉得有意思的人来进行拍摄。这部片子从8月1号开始征集，首先在我自己的博客里发了征集函。还有像天涯，OPEN 8C，六人行等等组织活动的网站都发了。报名的人出乎我的意料还挺多。年龄段集中在25岁到30岁，很多人特别主动的要求拍摄。还有不到25岁的，她就会很着急。30-35岁也不少。35-38岁这个年龄段就相对少一点了。现在我就没有40-45岁这个年龄段的报名者。我觉得可能和我们发征集函的范围有关系。大部分网站的浏览人群都是比较年轻的。单身女性也不一样，有的单身女性也不会去上网，也就不知道我的这个活动。还有一些也是朋友帮我推荐的。有的人会担心自己的隐私，如果我不想让你们拍呢？我做纪录片有个前提就是，纪录片就是纪录片。人还是最重要的。因为生活还在继续。但是我也会和她们说，我这个纪录片拍摄的只是你的一段生活的一部分的展现。比较年轻一点的人会有一种意识：我等于不花钱让别人帮我记录了一段我的生活。但是我也会有选择。没有故事的人拍起纪录片来不好看。现在差不多选中了三四个人。其中有一些人的故事非常有意思。而且这些人在镜头面前特别自然。纪录片怕的是在镜头面前表演。我们要首先避免表演，然后再拍到她们的故事。

第二件事情是，最近在策划用高清DV拍一个数字电影。片名叫《葵花子》，主题是儿童，拍摄地点现在定在张北地区，坝上草原这块儿。故事是我们一个比较年轻的导演的真实经历。内容一个主要是孩子成长中的第一次裂变，另一个是孩子与动物之间的感情。第一个孩子一直很依赖他妈妈，特别爱他妈妈。他喜欢挨着妈妈摸着妈妈的奶睡觉，但是现在他已经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不能干这个事了。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了，但是大人的世界也在排斥他。其实对于上小学的孩子们来说，在这段所谓的精神断乳期里“自我调节”是一件挺难的事。另外一个故事也非常有意思，讲的也是一个男孩子。他在玩弹弓的时候把他家的一只鸡的腿打折了。开始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他妈妈说，这个鸡腿折了，不能下蛋了，要杀了它。这时候他突然觉得是他无意中的过错造成了这只鸡的痛苦，所以感到特别愧疚。然后他就为了让这只鸡逃脱被杀的厄运而做了很多事情。比如把别的鸡下的蛋放在这只鸡的窝里，偷偷给鸡吃骨头的碎渣等等，但是最后他还是没有办法改变这只鸡的厄运。因为我们拍摄的地点是比较贫困的地区，我们剧组年轻的美编就会跟我说，“这个地方比我们这里落后有三十年。”我们去的那个村子确实是在贫困县里，那里的小孩还穿着有补丁的衣服。但是他们特别淳朴。所以我们全部是在当地找演员。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我觉得这也和时代变化有关，就是那的小孩知道电视，他们那边很多人家里有黑白电视。他们也知道演电影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我们第一次去挑选演员的时候，需要一个可以掏着骑28车的小男孩，然后有一个男孩他来应征，但是他不会骑车，我们就说：“你不会骑车，不能当我们的演员。”可是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就和我说，我已经会骑车了。然后他就表演了掏着骑28车，后来我们就选了他，而且上镜感觉特别好。所以他们显然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电视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只能收到一个台。我们拍的那个地方景色是特别美的。这样我们同时还有一个纪录组在跟拍我们的电影组。拍摄我们选演员的过程。主题就是从普通人到演员。你会看到这些孩子和妇女怎么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演员。所以我们就发现，不管你是在贫困地区，还是在发达城市，都会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选演员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意外收获。有三个女人，她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承包了一个猪场，赚了些钱。但是目前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猪场的设备都老化了，需要更新设备。这个费用大概就要十几万。但是如果更新了设备，以前赚的钱就都会花进去，这样猪场就面临解体。我觉得这都是纪录片很好的题材，我也有拍摄她们的打算。

《DV@时代》这部高清数字电影是您担任制片人？

王我是制片人，同时也是导演。但主要导演不是我，是另外一个男孩子。我之所以做导演，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放进去一些我的想法。虽然不是第一次用DV拍摄作品，但是却是第一次“触电”。这部电影我们用了两台机器，一部是Sony的高清摄像机，还有一部可能要用松下的。因为 sony的机器是一个朋友无偿借给我使用的。两台都是数字高清。这样方便双机位拍摄。

《DV@时代》这部电影将来打算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播出?

王我现在知道数字院线可能对这种小高清的电影有一些标准上的要求。我们希望能达到他们那个水平。如果可以，我们当然希望走数字院线。第二个我还是比较喜欢网络播出这种方式，比较方便。而且我剪完了以后就可以播了。我们也希望这个片子可以拿一些国际上的奖项。我跟国外的摄制组合作的比较多，我可能会把它放到一些短片电影节上去。可能会拍40分钟左右，因为两个孩子的故事拍得太长没有那么大的承载量。我觉得有冲击力，能让人看到有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就足够了。

纪录片，差异和平民化

《DV@时代》中国纪录片在国际纪录片市场的生存现状如何?

王我觉得中国有好的纪录片导演，因为我曾经成功地把我们中国导演拍的纪录片推到国际市场上面。《奥得得和他的女儿们》这部纪录片先是英国的Channel4买了来播，然后美国国家地理又买了来播。这至少说明中国有优秀的纪录片，也有可能占领世界市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国内纪录片的市场环境不好，墙内开花墙外香，香的也就是一两部，不可能遍地开花。所以中国整体的纪录片水平不高。有些年轻的导演拍完了片子就没有地方去放。因为国内纪录片的收购价格太低了，也没有一个支持纪录片的大环境。所以现在中国的纪录片就走了两级分化的路。要么就纯艺术，获了奖就可以生存了。比如《铁西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这样做中国纪录片就会很危险，会走上一条很不健康的渠道。就是为了到国外去获奖，而不是为了普通观众看。要么就是做的接近于专题片的纪录片，比如我昨天看到的《华人纵横天下》。片子拍出来就是采访，空镜头，用解说词讲故事。那我还不如看一篇书面报道舒服。这就是最典型的浪费资源的纪录片。大家都知道在国内，这样的纪录片反而更容易播出。我们和国外纪录片比，不在技术，在思想、在导演的意识。做纪录片一定是要为了给普通的观众看。我为什么要做网络纪录片，其实也是为了做一个推广。中国的纪录片永远都在普通观众的视野之外。在国外基本上是普通观众先看完了，才可以拿去评奖。

《DV@时代》和国外知名电视台合作并成功销售国内纪录片的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王这里面最大的困难是纪录片观念的融合。比如和Channel4的一个导演合作，我们合作了《whatshe wants》。最后选择去重庆拍。开始我是作为调查员，去找故事。找了一百多个重庆女孩聊天，导演挑了3个女孩子作为主要的主人公，又用一个选美大赛和一个集体婚礼作为主要背景线索。这其中，我就发现我跟他的纪录片观念还是有冲突的。他想拍到的东西有些是中国人不愿意让别人拍到的，最后就妥协。但是他们还是把人放在第一位，说服被拍摄对象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他们还跟我们特别不一样的一点，他们用的所有音乐。哪怕只用了一节，或者是拍摄地点的背景音乐(比如咖啡馆里放的音乐)，他都要得到那个出版方的允许。有的要付费。他们用了一小段《红色娘子军》，已经没有版权了，那也不行。然后就让我给出版《红色娘子军》的俏佳人公司打电话，得到人家的书面允许。他们对知识版权特别重视，在国内，我们拿过来一个东西，只要人家不找，就先用。

《DV@时代》一般用什么机器拍摄纪录片？

王一般会用专业的机器。用过Sony DVW-790／709。现在主要用大高清。还有一点，一定要按照情况选择机器，而不是硬性规定一定要用什么机器拍摄。比如说我推的那部《奥得得和他的女儿们》是拿DV拍的。但是那个片子在国家地理都能播出。《奥得得和他的女儿们》花了7000英镑在英国做了后期。比如我们准备开始拍的这个儿童题材的电影，我就选择用小机器拍。因为小马拉小车才是最合理的搭配。大马拉小车也很麻烦，如果这样一部儿童题材的电影用大机器拍，很可能就影响演员的发挥。因为毕竟都是在农村长大的小孩子。他们面对小机器可能不害怕，但面对大机器可能就会被镇住。小马拉小车一样能拍出效果。

制片人，选择和行走

《DV@时代》您在大学所学的专业和独立制片的工作好像联系不是很大，当时有没有想过自己未来会从事这样一个富于挑战和刺激的职业？

王其寒没有。我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历史，教的也是历史。在北大教了三年书，同时也是团总支书记。其实我这个人一直有两个方面。做历史的人一定有非常安静的一面。比如我很喜欢看书，比如对历史，对宇宙，我觉得我都有很多惑要解。我一直很喜欢安静的研究问题。但是我又很喜欢动态的世界。当团总支书记就要展现“动”的一面。要领着那些和我差不多大的学生去军训，组织活动，我跟他们关系都特别好。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两种方面都有。工作三年之后，我又读研了。我觉得人的生活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读研这三年觉得自己的变化很大。我就考虑要不要走出北大？要不然永远都在象牙塔里面。我就想我应该做什么，我的专业是历史，然后有我的英语基础又比较好，我就突然想到――记者。后来我就联系了新华社国际部。结果帮我联系那个人把我的简历截流了，这个人是《半月谈》的总编辑。他看到我的简历说：“你不要去国际部了，就来我们《半月谈》吧。将来这里可能会成立《半月谈》音像版。而且我们这也有国际部。”这样我就去了《半月谈》。那时候新华社正在试着做电视，做的是时事国际新闻。国际新闻里面很多东西是需要有历史背景的。比如说巴以冲突是怎么回事，南斯拉夫的历史等等。我大概工作了一个月，他们就和我签合同了。但是北大那会儿也想留我，所以我就在北大没和我签合同之前先把新华社的合同拿出来给系主任看。所以，系主任没办法，只好同意我走。其实离开之后，我才发现，我还是比较喜欢北大那种环境的。很自由，很安静，也跟外界有接触。但当记者就不一样了，你要写稿子、编稿子，跑采访，和人打交道……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擅长与人沟通的。

《DV@时代》大学教师的工作是相对清闲的，而制片人的工作却是辛苦的，回想起来，觉得值得么？

王其寒还是值得的。

《DV@时代》从名校教师到媒体编辑再到独立制片，这其中经历了几次转变，请具体谈一谈？

王其寒其实我在做媒体的时候进入角色还是挺快的，而且我也比较善于学习。他们在编片子的时候，我在旁边坐了一个月，只是看，连机器都没碰。一个月过后，我就申请自己编一期节目。后来被批准编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三天都没有睡觉。因为虽然我看他们工作学会了操机，但是那时候的剪辑都是用对编剪的，不像现在是用电脑剪的。剪完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那会儿新华社的片子都是没有同期声的。我觉得这片子也太安静了，可是当时的新闻节目要求是不允许有同期声的。但是我还是放了一些声音进去。记得当时做那期节目是介绍F16战斗机的。审查节目的时候，当F16一出现，就出现了飞机的轰鸣声音。因为我把声音压的很低。所以和我们的节目非常和谐。他们这时候觉得，我是一个敢于创新的人。并且承认了我这个创新。从此以后我就开始了我的编片生涯。所以，我觉得我比别的制片人有一些优势，比如我做过摄像，做 过编辑还做过导演。1995年世妇会的时候我是camera women，那时候我拿着一个小DV机在世妇会呆了一个月，采访了当时差不多世妇会所有内容。包括同性恋的一些大会。然后把所有的录像带都留给音像中心了。那是我第一次用小型DV机拍摄，我也从那时候开始发现小机器非常有优势。因为去同性恋大会的时候是不允许媒体拍摄的。所以我就把DV藏在包里面，然后就拍到了。这段资料就变得非常珍贵，当时新华社的音像中心是没有这方面资料的。所以，我跟导演和技术人员的沟通都没有障碍。后来，我又做到部门主任，每天的片子都是由我来审，所以有跳祯的地方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哪怕是半祯。现在一般的制片人没有这个过程，比如我是投资方的代表，我可以帮助投资方来进行财务监控，那么我可以做制片人。还有一种就是比如我是这个部门的领导，我要去做一个片子，我也可以当制片人。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制片人应该是在业务上可以和制片组的人交流；在艺术上可以跟导演组的人交流；在市场方面可以和发行部门的人交流。而且他应该有一种眼光，比方说当我看到一个片子后，我就可以告诉你这个片子有多大价值。我会告诉导演，你这个片子比较适合在国外的哪些电视台播出。但是现在我们国内的制片人精彩纷程、五花八门。真正能把片子把握好的人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艺术眼光的。我在新华社的时候已经做到部门主任了，我之所以要离开那的原因是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多想法的。我是个很自我的人，所以会一直追随着自己的想法走。虽然离开的时候还是很舍不得，但是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最开始是在新华社里面做独立制片人，就是先离开自己的领导岗位。第一次带组去了以色列。选题是以色列的农业。97年的时候去以色列采访特别难。那时候很少有摄制组去国外，去以色列拍农业其实也有我自己的情节。21岁的时候，在大学读了二战史，那时候就非常不解西特勒为什么要杀犹太人。当时在班里讨论的时候我就发誓说，如果我以后不去以色列看看我是不会死的。一定要去看看为什么这个地方永远都征战不止，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和平。所以我当了独立制片人以后第一件事情是完成自己的心愿。以色列的农业在当时和现在都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农业――沙漠农业。包括咱们现在吃的樱桃西红柿，都是以色列农业做出来的。因为在新华社我还负责外联的工作，所以和以色列大使馆有很多接触，给我的拍摄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但是这中间还是遇到了一些不顺利，就在我们已经办好的公务护照的时候，社里下来文件说不能去，当时正好是巴以冲突特别厉害的时候。可是我所有的赞助人和日程都联系好了。我不去我的信誉就没了。所以我一定要去。当时我还有一本私人护照。反正剧组另外两个人也是外面请的，我们就去大使馆办签证。就这样，违反了新华社的纪律出去了。这就是制片人和公务员不一样的地方。制片人是必须要讲信誉的。后来这个片子在中央台播了。但是回来之后还是得了一个通报批评，并且写了检查。音像中心的领导看了我的检查后说：“你这个检查写的，让人觉得你不写这个检查更对。”

生活，独立和快乐

《DV@时代》生活中最喜欢做的事情？

王其寒最喜欢看书和旅行。旅行是积累素材的最好方法。看书是对自己知识的不断补充。《DV@时代》听说您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您是怎样教育她的？

王其寒我是一个个性很强的母亲。我女儿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和她的东西是分开的。她不能随便拿我的东西，即使是一个玩具。如果我说这是我的，那么她只有借的权利。我从她一出生就知道她不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孩子。她和我不一样，所以我也并不想让她像我一样，拿第一，考很高的分数。我只是要求她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告诉她这个世界上要想得到什么都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所以她很小的时候就会洗衣服，甚至是做饭。现在她虽然不是班里的第一名，但是老师在全班统计谁会刷碗，谁会做饭，谁会洗衣服的时候，只有我女儿一个人是三样全部都可以做到的。这让我很骄傲。这就是我教育孩子的方式。我希望她可以有她自己的生活，做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就是她的幸福。

《DV@时代》是否认同DV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王其寒当然，DV是人们的另外一支笔。以前的人，可能会用日记的形式抒发自己的一些感情，后来，照相机普及了。很多人就可以用照相机来表达自己的心情。现在，我们大可以用DV讲述自己的故事。DV日记已经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它绝对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无论你的工作是否与它有关。

《DV@时代》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也预祝您的两部片子拍摄顺利!

王其寒　呵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