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畿辅”到“雄安”

时间:2022-07-07 08:10:42

针对京津冀整体区域协调发展机制问题,建议从三个方面加以解决:首先,建立国家有关部委主导的跨省协调机制,增强国家在各省市之间的生态、交通、文化、城镇网络规划统筹与协调。研究确定跨省市的生态保护区、水源涵养区、环境治理区、文化遗产廊道、交通走廊和基础设施网络,进行协调与引导;其次,不断完善和加强各省市之间有关区域协调发展的沟通、会商与合作机制,协调落实跨省市的合作项目;最后,探索建立北京、天津、河北省各城市,环首都、沿海等重点区域各县的空间规划交流平台,以加强京津冀之间空间规划的协调性。

在此基础上,“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 清华大学课题组提出“畿辅新区”、“京津冀沿海经济区”、“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三项跨地区合作计划。 图1. 畿辅新区示意图

1

一、以北京新机场规划建设为契机,京津冀共建“畿辅新区”

设立畿辅新区,疏解首都政治文化功能

北京新机场将对京津冀发展带来深远影响,必将进一步完善强化京津走廊,为北京城市功能和人口的疏解创造条件,特别是必将提升北京南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河北省中部的廊坊、保定地区也将由于新机场的建设运营,获得临空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对于北京来说,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和密度的持续加大带来的交通、环境问题,使得中心城区发展必须实施从市区转向区域的“走出同心圆”战略。随着国家经济规模扩大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管理需要,在京的中央机构、央企、国家科研院所等建设需要也更加急迫,为了保证首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功能,需要在中心城区之外的地区寻找合适地点,安置新增、转移和扩建的国家机构和首都职能。

建议选择北京新机场周边的大兴南部、廊坊市区、固安、永清、涿州、武清等地区,成立跨省市边界的“畿辅新区”,围绕新机场,将部分国家行政职能、企业总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驻京机构等等迁至“畿辅新区”,结合临空产业和服务业,合理布局,使其发展成为京津冀新的增长区域,成为推动北京市、河北省、天津市发展的新引擎。

“畿辅新区”是京津冀共同建设世界城市地区的发展地带,建议“畿辅新区”设立高层次的协调、指导机构,统筹确定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目标和战略。(见图1)

建设高效的可持续发展的机场综合交通枢纽,构建畿辅新区中央服务区

规划建设北京新机场的集疏运体系,该集疏运体系应与京津冀综合交通体系一体化规划建设,协调京津冀两市一省交通网络规划与建设,统筹整合公路、铁路、轨道交通、航空等多种交通方式。

在北京新机场建设航空和地面交通的高效率综合交通枢纽,纳入区域综合交通网络。建议规划建设一个集民航、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铁路、轨道交通于一体的、最大限度地方便旅客换乘的跨区域服务综合交通枢纽,使航空旅客的集约型公共交通利用率大幅度提高。为此建议廊涿城际铁路、京广、京沪、京九客专都应在新机场航站主楼前设站;北京市到新机场的快速轨道交通、畿辅新区的轨道交通,以及地面有轨电车、相关公交巴士等都应在新机场航站主楼前设站,形成一个真正的综合交通枢纽。

同时,在畿辅新区考虑设置中央服务区,作为京津冀地区最为重要的商务办公节点之一,承接部分首都功能的转移。中央服务区与机场综合枢纽之间建立便捷的轨道交通联系。(见图2)

2

以天津滨海新区为龙头,共建“京津冀沿海经济区”

推动大滨海地区的合作发展

京津冀滨海地区经过近年来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天津滨海新区和曹妃甸工业区、黄骅等地的港口、重工业项目相继投产,进入到快速聚集的阶段。但总体说来,京津冀滨海地区的天津滨海和河北的曹妃甸、黄骅等开发区和港口之间的整体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产业整合、港口合作等都面临如何跨越行政体制,适应市场发展规律的问题。应在以下几方面加以预先谋划。

以共同的产业发展战略和产业、环保准入要求,建设京津冀沿海经济区

提高天津滨海新区在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区域服务能力,在滨海地区形成较为完善的世界级的现代制造业产业链。借鉴首钢模式,在天津滨海新区、沧州渤海新区、唐山曹妃甸新区设立合作区域,发展循环经济和面向未来的新兴产业。 图2. 北京新机场功能区示意图

加强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协调

逐步提高天津港集装箱运输规模和效能,建设天津国际航运中心为枢纽的渤海湾港口群。共同建设疏港交通网络,渤海湾综合交通走廊,以及跨京津冀疏港铁路系统,增强沿海地区城镇群、港口群、工业区的交通联系,不断拓展经济腹地。

合理利用沿海岸线

制定渤海湾岸线综合利用规划,设立湿地等生态岸线保护机制,规范生活、工业、港口岸线建设标准,以有效合理利用岸线资源,保护沿海生态环境。

建立京津冀沿海经济区联席会议机制

“京津冀沿海经济区”是京津冀共同实施国家海洋战略的重要发展地带,建议“京津冀沿海经济区”设立具有协调、指导能力的联席会议机制,确定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目标和战略,在渤海湾铁路、高速公路、航道、^地、以及环境保护和海洋生态保护等方面进行协调、对接。鼓励北京参与京津冀滨海地区的开发建设。

提高天津滨海新区的区域服务能力

作为大滨海地区的龙头,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自从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战略以来,天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经济总量增长迅速,现代制造业获得了新的发展。但经济规模的增长,并不意味着服务能力的提高。要实现国务院提出的“增强和完善滨海新区为区域经济服务的综合功能”的要求,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坚持京津冀地区的“双核心”格局,天津与北京共建世界城市地区

天津未来发展要继续坚持与北京互补共赢,作为京津冀地区的双核心,共建世界城市地区的基本战略。借助北京在国家金融、国际交往、基础研究、产业核心技术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发挥天津在研发转化、港口物流、先进制造业、金融创新、职业教育等方面的长处,在金融、总部经济、科技研发转化、服务业外包等领域加强与北京的合作,积极承接北京在国际物流、商务商贸、文化创意、国际体育赛事、职业教育培训等城市职能的疏解。在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国防科技等高端产业领域,加强对河北及环渤海地区的带动作用。

进一步加强天津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的战略地位

以天津自由贸易港建设为支撑,充分发挥北京在国家海关、商检、金融、信息、商务、咨询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整合环渤海地区的港口运输资源,重点发展航运融资、保税贸易、物流服务、保险等现代航运服务业,成为各类航运要素聚集、服务效应显著、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国际航运中心。

加快创建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

推进于家堡等金融集聚区建设,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做大做强股权、排放权、金融资产和贵金属等交易市场,建立私募债券市场,发展银行间同业拆借、票据等货币市场,逐步建成与北方经济中心和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基地,与北京在全国性金融管理机构、国际金融公司总部聚集地形成互补,服务京津冀以及更大的首都经济圈。

建成科技研发转化基地

与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合作,以建设天津未来科技城为契机,发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国家纳米质检中心、国家大型水动力实验室等一批部级、省部级和企业研发中心的作用,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优势产业,引入部级大院大所和海内外科技资源聚集强化天津的研发转化和科技创新能力。同时承接首都科技创新资源的对外疏解和转移,共建面向全国、服务区域的科技研发转化中心。

3

设立京津冀部级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

完善顶层制度设计,设立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

太行山、燕山地区、海河流域上游地区的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是影响整个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议在河北张家口、承德、保定,以及北京昌平、怀柔、平谷,天津蓟县等地划定适当地域设立部级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1] 。可以将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作为一个政策先行先试的地区,京津冀共同参与,实施长期的生态扶持政策[2] 。

整合资源、全面规划,整体解决试验区内的扶贫、生态、移民、公共服务等问题。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挂钩,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农业、旅游业、文化产业等方面进行合作。

探索县域生态型城镇化的新路径,提高县城自我完善和自主发展能力

对于京津冀广阔的农村地区,二期报告已经提出发展县域经济。总体看来,河北省的县域数量多,人口规模较小,由于地理条件等原因,各县的情况比较复杂,特别是在广大山区存在大量贫困县,县域经济水平较低。因此,建议:

加强县域之间的合作与统筹

以富民强县和生态保护为目标,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探索主体功能区规划在县域的具体落实问题。

以“县域”为平台,有序推进农村地区的城镇化进程

依据各地各具特色的自然资源、经济基础、文化特色等现实情况,积极进行以县为单元的城镇化、新农村和制度创新试点。以县域为平台,发展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建立基于生活、生产圈的村镇体系。具体包括:① 引导人口迁移;② 引导产业发展;③构建县域公共服务网络,提高地方文化水平;④ 长期实施小流域治理战略。

建设美好人居家园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建设不仅需要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宏观规划和整体布局,更需要自下而上结合地方特色,发动基层力量,积极探索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的共同缔造。

4

加快推进京津冀区域协{的制度创新

进入新世纪以后,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举办过盛大的北京奥运会,也经受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经历过2003 年SARS 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目前正面对严峻的大气环境问题――雾霾。每当出现重大区域性事件,京津冀两市一省就会在生态、交通、水资源等方面进行协调与合作,在合作中人们越来越体会到,很多局部的、自身的问题只有通过相互协作才能得到解决,区域协调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

然而,仅有共识还远远不够。当前,京津冀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不能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也不符合“十”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迫切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和改革。一方面,创新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使区域协调的工作能够有长期的制度保障,把京津冀两市一省各自的规划转变为共同的规划,把各自的行动转变为共同的行动,努力成为全国进行区域协调的试验区;另一方面,在中等城市、乡镇、农村的层面,积极进行以县为单元的城镇化、新农村和制度创新试点,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提高基层活力。通过不同层面的制度创新和改革,推进京津冀地区的整体协调发展,共同建设中国的首善之区。

本文节选自“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 清华大学课题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吴良镛/等著, 2013年10月出版,标题为编者所加,有部分删减。

上一篇:地产商的“小镇乌托邦” 下一篇:华为手机的尴尬与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