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退休女工的剩余价值

每天出门前,57岁的王炼利一定会涂上口红,把自己拾掇得干干净净,哪怕只是去菜场买菜。下楼经过树荫下一群逗孙子、扯着家长里短的退休老太太,她总是不瞅一眼,匆匆走过。“我不属于她们,至少在精神上。”她说。事实上,“属于哪个群体”一直困扰着王炼利。

她是一个开了17年车床的上海“退休女工”。从1968年第一天上班,她的工作就是一手摇着手柄,一手用模具制作各种圆形的东西。如今她仍住在20多年前的房子里,沙发、书柜、缝纫机挤满了不到10平方米的客厅,纸箱、皮箱一直堆到天花板。退休后,王炼利拿到第一个月865元的退休金,她很清楚,自己其实跟大多数退休工人没什么区别,仅够满足“小虾小螺”的日子。但她从不甘心过这样的日子。

曾经的理想变得很现实

从一开始,她就不愿接受“小人物”的命运。她从小的理想是当政治家,上初中时,她曾跑到华东政法学院看国际政治系什么样。她天生对政治、外交这些“大事”感兴趣。12岁那年,她甚至一个人跑去上海青年宫看秋瑾的血衣。她崇拜“英雄”。

只是,和大多数被淹没的普通人一样,生活没有给她实现理想的机会――中止了她的学业。尽管她“学习很好”。16岁那年,王炼利进入一家大型造船厂当车工,政治家的梦想被日日轰鸣的机器一点点碾碎。书籍成了她寂寞岁月唯一的安慰。她偷偷借读《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到上海交大找内部供应的《世界通史》,甚至自学代数、几何。也因为爱读书,有人背后称她“精神病”。

1977年,王炼利在刚恢复的高考中考了高分,但因政审不合格,不得不再次回到机器旁。她的理想因此变得很现实:离开车床,不再做“圆疙瘩”。8年后,她又通过了17门课程的自学考试,成了四五千人的造船厂中第一个靠自学取得大专学历的工人。

用数字改变命运

1988年,王炼利干起了工程预算、审计,整天跟数字打交道,她发现数字“像艺术一样迷人”。她经常出没于旧书店,搜寻老数据。每次到北京,她都要到国家统计局旁边的一家专业书店,买大本的各种年鉴,收集数字。1994年,“全厂审价一支笔”的她因为不肯在一份工程决算价只有10万元却报价100万元的决算书上签名,被迫从国营船厂辞职。此后,她辗转于私营企业、上市公司,所从事工作都离不开“用数字说话”。到2004年,她关于房地产、国企改制等问题的经济论文先后发表,瘪了多年的理想气球又渐渐鼓胀起来,甚至有人称她是“民间经济学家”。她学会用“列昂惕夫矩阵”“无差异曲线”“科斯定理”这些专业术语,还能演算像天书一般奇形怪状的数学公式。

起初,她的文章并不受内地媒体重视。于是她辗转把论文投到香港,甚至放到网上。她经常给著名学者写邮件,兜售自己的观点。凭着一种锲而不舍的劲头,她的论文在圈内渐渐有了一定影响,博客的点击率日渐增高。慢慢地,她也结交了一些经济界的“主流学者”。她称自己“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退休女工”,希望写的文章能变成“传世之作”。然而她的家人却不这么看。她的论文,老公“一个字”也没读过,儿子也说“读不下去”。

在儿子眼中,妈妈并不那么称职。她精于数字,可上街买菜总是算错账,多给人钱。她不爱做家务,做饭、洗衣,等到万不得已才去做。她也不像外头说的那样坚强,看《大长今》哭得稀里哗啦。在热衷谈房子、股票、赚钱的亲友圈里,大家笑她做这些事“虚无缥缈,不来钱”,更不理解她经常花3个小时到图书馆,复印一次资料要花200多元,实在“拎不清”。有人说:“退休了,抱个孙子享享清福多好。”她说,有比当奶奶更高兴的事,那就是搞学术研究,那种乐趣“无法用言语形容”。按她的解释,做这些事最直接的原因是,她要拿数据说真话,以反驳那些不真实的言论。

坚定走下去

她从巴金的葬礼回来后,更坚定了走下去的决心。1967年她第一次见巴金,38年后当她再见巴金时,老人已安静地卧在玫瑰丛中,系着鲜红条纹的领带,永远睡去了。在无数的挽联中,她记住了一个:“用忏悔拒绝遗忘,以真话抗拒谎言”。她握着一张巴金闭着双眼的木刻像,走出殡仪馆,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说真话,一定。”

然而,一个退休女工在学术圈说出真话并不容易。她深深感到,中国的学术研究在某种层面已被当成待遇,而不是工作。搞学术研究成了“高层次”人的专利。偶尔,王炼利也会受邀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一次,她参加中国房地产税务工作研讨会,在介绍与会者的资料上,她被写成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很多专家学者都对她示好,称她“王老师”。但当她发言完毕对身份作更正后,一些专家学者的态度就有了变化。

她甚至破天荒地被邀请到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讲台,与她同台演讲的都是世界名校的教授、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不过,翻译介绍她时,说的是研究员,而不是“退休女工”。说到底,“复旦还是在乎我的身份。”她叹了口气。真正以“女工”身份登上清华大学的讲台,在她看来,那是值得终身纪念的日子:2007年11月19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教授知道她的身份,邀请她给研究生班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课。她第一次真正成了“王老师”。当然,王炼利明白:这样的邀请,纯属这位教授的个人行为,校方并不知情。即便如此,她也知足了。10年前,她第一次到北京,就曾暗暗发誓:自己终有一天要进北大。“北大没进,进了清华,也不错!”她笑着说。

偶尔,她也会感念“女工”身份带给她的一点儿幸福感。因为“女工”,她被人称作“自由学者”。她也足够“自由”,不用服从老师观点,担心越了门派,也不用在乎主流不主流,而只在乎“对不对”。“女工”的身份还帮助她完成基层的市场调研。为了弄清楚保险行业的一些黑幕,她参加了保险经纪人培训,后来,就此写的文章还挂在一些保险公司的网站上。但更多时候,她对“女工”的身份感到无奈。她的名片“空荡荡的”,没有职称、单位,只有名字、电话。她说,郎咸平的名片也这样,但人家是名人,完全有资格空着,而自己实属无奈,难道名片上写“退休女工”不成?

这位被称为“工人经济学家”的退休女工,一心想成立一家依托数据的咨询公司。她开口谈的,是如何给民营企业指“致富的路”。她写的文章,论述的是解决千万人住房问题的大道理。

不久前,王炼利来北京,她仔细盘算着一个月的收入怎么支配,怎么用这些时间拜访更多学者,介绍自己的文章……

(月明星稀摘自《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