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浙商的“脸谱”(上)

“一个菜”还是“一桌菜”

经常有人问起，浙商的个性特点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不好回答。因为浙商不是“一个菜”，而是“一桌菜”，温州、绍兴、宁波、金华、嘉兴等地的商人群体都各有特点。这桌菜有甜的、有酸的、有辣的，还有腌的，你说这桌菜是什么味道？我们只能说这桌菜味道很好，很难说是哪一个味道。所以想用一句话来概括浙商的特点，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知道中国的方言谱系中有四川话、广东话、东北话等，但地域面积比这些地方小得多的浙江，却没有“浙江话”。在浙江，甚至一个县就有几种不同的口音，县域内一南一北的人互相之间还不容易听得懂，所以浙商也不是只会说同一“乡音”的商人。按照王志纲的分类，浙商可以分为“温台帮、浙中帮和宁绍帮”，这三大支系各自有自己的历史传承和风格气质。实际上这还是很粗略的分法，比如，习惯上我们往往“温台”并称，但台州人认为他们跟温州人并不一样，台州浙商打出了“新台商”的旗号，并列出了一大堆的事实和依据。

准确地说，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浙商”概念，很早以前有龙游商帮、宁波帮、南浔商人、江浙财团等，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温州人开始成为浙商代表。一度有媒体把浙江现象概括为温州模式的放大，但马上发现这一观点经不起逻辑和实证的推敲。确实，浙商并不仅仅只有温州人，杭州、宁波、绍兴、嘉兴、金华的浙商都有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包括衢州、丽水等传统的欠发达地区也有一批优秀的浙商代表。

浙商空间地理上的不规则分布

浙商到底是来自于哪里？他们的分布有什么规律？答案与我们想象的并不一样。

浙商在空间地理上呈不规则分布。总体来说，杭州数量最多，绍兴平均规模最大，而名声在外的温州本地企业主的“密度”却并不高。

浙商地理分布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温台的“落后”和绍兴的低调。2006年温州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分别排在全省第二位和第三位，而按“密度”计算则均位列第八，仅排在丽水、衢州等之前。而据2002年的统计，温州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总数均排名第三，而个体工商户密度则排名末尾，在浙江省11个地市中垫底。而绍兴的特点是户数总量不大但单体规模很大。绍兴的总户数排名并不显山露水，个体工商户排在全省第六，私营企业户数则名列第五，但浙江省民营企业百强排行榜上，绍兴却多年名列第一。

温州“出人意料”的“落后”表现，主要原因在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区别，也就是GDP和GNP的区别。2001年，温州全市有160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在外个体工商户达37万户，创办企业3万多家。在外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年销售额达1600亿元，相当于在温州之外又再造了一个温州。与此同时，温州有40多万温州籍华侨、华人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温州市政府“在外温州人经济活动调研”课题的成果，截止到2001年底，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的投资累计为1050亿元，创办工业企业15700家，是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100亿元。

浙商之异源于浙人之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是自然元素的综合体，必然与其长期的生活环境有着因果联系。明代著名学者王士性在其人文地理名著《广志绎》一书中，对各地中国人的性格特征进行了细致准确的描述。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直接交流很少的古代社会，各地人文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不同地方人们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不同。

因为王士性长期为官遍游各地，得以近距离观察各地人文风俗。他先划分大区域进行描述，同时在各个区域内辨其差异、进行比较，从而清楚揭示了各省及各省内部的地域差异。如河南中州“俗淳厚质直，有古风，虽一时好刚，而可以义感。语言少有诡诈，一斥破之，则愧汗而不敢强辩”。至于晋中，“俗俭朴，古称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饭以枣，故其齿多黄，食用羊，故其体多肉”。又如杭州，“杭俗儇巧繁华，恶拘检而乐游旷，大都渐染南渡盘游余习，而山川又足以鼓舞之，然皆勤劬自食，出其余以乐残日。男女自五岁以上无活计者，即缙绅家亦然”。又如江右（现江西一带），“江右俗力本务啬，其性习勤俭而安简朴，盖为齿繁土瘠，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又其俗善积蓄，技业人归，计妻孥几口之家，岁用谷粟几多，解橐中装籴入之，必取足费，家无廪，则床头瓶罂无非菽粟者，余则以治缝浣、了征输，绝不作鲜衣怒马、燕宴戏剧之用”。再如永州，“永近粤，乡村间稍杂以夷獠之俗，男子衣裙曳地，妇女裙裤反至膝止，露跣足，不避秽污，著草履者其上也。首则饰以高髻，耳垂大环，铸锡成花，满头插戴。一路铺递皂快、舆夫、马卒之徒，皆以妇代男为之，致男女混杂戏剧，官不能禁”。此异族风情，令人耳目一新。

王士性是台州临海人，故对浙江各地的描摹尤为准确精细。他将浙江划分为浙东与浙西，“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  ，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关于浙东的风俗，他又进一步细分为三，其一为“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其二为“金、衢武健负气善讼，六郡材官所自出”；其三为“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

不难发现，王士性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人文现象做了真实记录，而且也分析了产生这种种差异的原因及其发展脉络。指出这些差异与其生活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复，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这样的记述，在其他的史志中还未见到过。又如记述名特产，王士性写道：“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则湖(州)之线，嘉(兴)之绢，绍(兴)之茶之酒，宁(波)之海错，处(丽水)之瓷，严(建德)之漆，衢(州)之橘，温(州)之漆器，金(华)之酒，皆以地得名。唯吾台(州)不所出，然近海，海物尚多错聚，乃不能以一最佳者擅名。”这些特色，许多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优势。

不同地域历史人文传统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各省之间和县市之间。即使在同一县域内，区区一两千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都会呈现明显的人文差异，进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差别。浙商是以共同文化伦理为纽带组成的企业家群体，从地域来说，其内部由不同的板块构成。因为浙江的县市之间历史文化经济呈现较大差异性，因此内部各板块的浙商也有相应的差异，其历史渊源、形成过程、行为习惯、经济特色都有个性化的呈现。正是各地“二级浙商”的差异性，使得浙商整体内涵更加丰富深厚。

绍兴师爷为什么擅长“当老板”

上文提到绍兴浙商密度较高而且单体规模较大，这与绍兴的地域人文传统关系密切。

越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它的重商传统。先秦越国范蠡和计然的商品经济思想，一开始就体现了不尚虚功、求实利的风格，他们甚至提出了“农末（商）俱利”的政策，让农民和商人实现双赢，发展经济。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反对“冥行妄作”，反对“侵商”、“困商”的行为，诘问“独商人非吾民乎”？明清浙东更是推崇“经世致用”，经过千百年的浸染，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已经渗透到绍兴人的血液骨髓，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绍兴人文精神。

越商群体中的大多数企业家也深深刻上“经世致用”思想的烙印，强调个性、能力、功利、内敛，注重实际已经成为他们的主导思想。因此，越文化传统造就了绍兴人刚柔相济、外圆内方的行为方式，进而兼容并蓄，“有胆识，权机变”，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个性特质。

绍兴亦具有“报仇雪恨”的鲜明地域文化特色，这是很多人认为重商并非绍兴文化价值观倾向的理由，并列举绍兴师爷、文人辈出等作为证据。

其实，我们仔细观察绍兴师爷的知识结构、职业技能和行为价值观可以发现，绍兴师爷与企业家经营者非常相似。与同时期的其他封建官僚相比，绍兴师爷的基本工作就是处理钱粮刑名，其实就是一个以实务效率作为职业标准的经营管理者。

绍兴师爷的崛起，是时代环境和绍兴人整体素质共同决定的。绍兴向为文化之邦，绍兴人处世精明，治事审慎，工于心计，善于言辞，具有作为智囊的多方面能力，故清代以师爷为业者多系绍兴人，诚如龚未斋在《雪鸿轩尺牍》中所云：“吾乡之业斯者，不啻万家。”

绍兴人入幕为僚由来已久，明朝一代已有不少越人学律作幕，并闻名于世。当时京中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王士性《广志绎》)“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顾炎武《日知录》)嘉靖年间被誉为“明代第一才人”的徐渭，即为典型的绍兴师爷。《明史》载：“徐渭，字文长，山阴人。为诸生，有盛名。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掌书记。“宗宪得白鹿，将献诸朝，令渭草表”。“表进，世宗大悦，益宠异宗宪。宗宪以是益重渭”。为进剿倭寇，徐渭常为胡宗宪出谋献策。《明史》云：“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足见他就幕５年，政绩卓著，堪称绍兴师爷的早期代表人物。

绍兴师爷在清朝初年尤其是顺治、康熙之时，才真正成为一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所谓“无绍不成衙”这句俗谚就产生于这一时期。沈文奎可谓当时绍兴师爷的代表。沈文奎，会稽人，23岁时只身北上游学。天聪三年(1629年)冬，被后金八旗兵俘于遵化城，旋即迁徙沈阳，入选文馆，开始为清军入关献谋设策，渐为皇太极看重。六年八月，皇太极召见沈文奎等，赐以肉食，面询对明言和等朝政大计。沈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策略，多被采纳且付诸实行，绍兴师爷由此崭露头角。

绍兴师爷的崛起，使得绍兴民间低调务实价值观进一步深入人心，因为除了读书科举之外一样可以有前途。在改革开放工商业成为社会主流的时代，这种善于处理实务、平衡各种关系的职业技能就转化为自主创业的行为倾向和具体行动。

绍兴多大企业，绍兴浙商“块头”较大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绍兴民营经济的重型化特征比较突出。绍兴的主导产业，比如化纤纺织印染、建筑、医药化工等，与温州的轻工产业、义乌的小商品有着较大的区别。这些产业不适宜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对资本、技术、人力等竞争要素要求较高，单体规模效应比较突出。以绍兴市2006综合实力前十强企业为例，这10强企业的主导产业均为B2B类型的制造业或建筑业等第一、第二产业。而在所有百强企业中，72家是制造业，17家为建筑业。

在2008年开始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浙商群体中绍兴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2008年底，袁柏仁创办的纵横控股集团资金链断裂倒闭。2009年6月，绍兴市中级法院裁定对其实施破产重整。后来在当地另一个龙头企业精功集团主导下重组成功。而曾经是亚洲最大的PTA生产企业华联三鑫倒闭时亏损和负债总额超过100亿元，在政府推动下由当地另一大化纤企业远东集团接盘重组。

绍兴之所以成为危机时期受伤最重的“重灾区”。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绍兴县的主业纺织化纤印染业务近年来受到原料涨价和出口市场低迷的双重影响；二是行业技术贬值加剧，设备投入周期短，金融杠杆过于放大，不少企业资产负债率偏高；三是产业集群协调性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且存在担保链等制约，加剧了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百年前浙商地理分布与今日相似

浙商的空间分布与其历史渊源一脉相承，以1936年为例，目前民间工商业比较活跃的地方，在1936年也属于“活跃”或“较活跃”的地方，因此，民间工商业传统厚薄与今日浙商多寡分布之间的关系属于正向关联。

1936年，因为工商业活动尚未成为社会普遍的经济活动，因此工商企业的分布很不均衡，交通便利的水陆码头成为商业活动集中的地方。比如，拥有舟楫之利的兰溪，以其水运优势、三江冲积平原的农耕优势等，成为商贸中心城市。从南宋开始，兰溪的商业中心地位就相当于如今的义乌，时有“小小金华府，大大兰溪县”之说法，“小上海”之美誉远近驰名。而等到更为便捷的交通方式如铁路等的兴起，依赖水运的商贸码头便渐次衰落，而这样的地理分布随着交通运输方式的变化而改变。

清末民初，尤其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兰溪进入鼎盛时期。当时兰溪为浙中商业经济枢纽，各类商品集散之重地。江西之夏布、瓷器，福建之烟叶，安徽之生漆笔墨，川广之药材，上海之棉布、棉纱，均经兰溪转口。

据历史记载，鼎盛时期，在兰江上扬帆而过的有数千艘客货两用的船只，白天黑夜沿江“帆樯林立，码头人声鼎沸”，船夫号子、脚夫号子此起彼伏。兰溪因此成为南来北往各色货物的集散地。

与兰溪相反，义乌是先伏后起的典型。1936年，义乌的经济活动在全省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1929年国民政府铁道部调查，兰溪商业年交易额为1289万元（银元），金华为437万元（银元），而义乌仅为78万元（银元）。而此时义乌的工商业活动，又以义南的佛堂镇为中心，因为佛堂地处义乌江和南江两江交汇处，水运便利而成为集散中心。而到了2002年，义乌市的个体工商户名列全省第一，因为此时的义乌已经成为全世界小商品生产流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