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中关村

中关村已经发展了25年。现在的中关村已经不是最初意义上的中关村了，现在的中关村范围很大，但不管怎么发展，它的根子还在原来的地方。

中国科学院的体制是苏联的体制。建国后，我们处于全面学习苏联的状态，所以当时我们就按照苏联模式把专家集中起来创办了中国科学院。中科院选址中关村首先是因为中关村地处北京西北郊，有清华、北大等高等院校，还有皇家园林，自然条件比较好。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亲自选中了这个地方。据钱三强（当时科学院的秘书长）介绍，他曾经和、郭沫若（当时的科学院院长）乘坐一架飞机在北京上空飞了一圈，说中关村这个地方很好，就定在这里吧。因此可以说科学院选址在中关村是的意思。这样，不仅仅科学院定在这里，学院也定在了学院路，为中关村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关村发展起来的背景是很复杂的。最近这二三十年，世界经济发展很快，社会财富迅速增加，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而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环境跟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现在很多人不一定了解中关村发展起来的社会背景。现在看起来很容易做的事情、很简单的事情在那时都可能是不能接受的甚至是被认为疯狂的想法。

“”结束后，我到美国去考察过3次，看到美国硅谷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非常高，这些企业和有技术、有思想的人结合起来，就搞得非常成功。我在1980年10月23日作的题为《技术扩散与新兴产业》的报告，其中就阐述了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美国硅谷的原因，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要在中关村学硅谷。

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硅谷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到处碰壁，也就找不到机会真正学习硅谷。后来终于在北京市科协找到了机会，当时科协主管我们的领导叫赵绮秋，市科协的领导对我们表示理解和支持，他们还说科协是科技工作者之家，说只要你们有好的想法、只要对社会有利，你们就大胆去干，有了问题我们再处理。在那个时候，自己要办一个研究所、公司，还要收钱，还要把自己的知识向社会推广，这种想法在当时看来是比较离谱的事情。我们办服务部的时候唯一得到的是科协给我们的一个批文，启动资金是从科协借来的500元钱，我们把这500元钱存在银行开了账户。我们的服务部并没有进行工商登记，因为当时根本没有登记依据。海淀的史定潮区长在我们的报告上批了一段话，说我们可以成立一个服务部，自主经营。于是我们凭着这一张纸就刻了图章开了账户。

这个咨询服务部，还不能算公司，名义上只能算是北京市科协的一个部门，是它的一个下属单位，和科学院没有什么联系。当时的科学院物理所的所长对我们的做法很有意见，说我们不务正业，是歪门邪道。主要是当时的大背景就是那样，人们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当时我还是物理所的人，我们办这个服务部的人都是兼职的，一共有十几个人。我们全是用业余时间工作，办公用房是从物理所借的半间仓库。另外我们自己又盖了两间木板房。我们的口号提得很高，说是要学习美国的硅谷。

我们的服务部是一种咨询、服务、开发、研究的机构，我们不卖产品，而是提供服务，所以不需要本钱。比如有一个单位要一种很特别电源，因为要求特殊，很多单位都不会做，但我们这里有人会，所以我们就订立一份合同，我们给你做，你就支付我们相应酬金。这样我们第一年的收入就有近两万元。这些钱除了维持服务部的正常运转之外，我们还用来发放津贴。津贴的发放类似于教师兼课，科协给我们提了一条规定，一个月内发放的津贴不能超过30元，后来我们定的是最多15元，一般的每人每个月7、8元。当时的服务部现在看来应该叫做知识服务社。我们搞的项目大多是与高新技术相关的，还搞过技术培训，办过两个班，其中一个是电工班，主要是学习修理电视机、录音机等家用电器。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关村是创造了一个科技人员办企业的模式，是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新举措，中关村还作出了一个创造，就是高新区，这就是后来国家科委火炬计划的原始模型。

1983年以前，中关村甚至全国除了我们的服务部之外就没有别的类似机构了，我们曾经发现有两家跟我们差不多同时的，一家在江西，但他们的知识层次很低；还有一个也是在1980年前后，是在杭州，他们搞的是交叉技术研究，但明确提出学习美国硅谷的，我们是绝无仅有的一家，因为当时也只有我们才有条件。当时我们开办这个服务部，就是学美国硅谷，就是为了开发科学院的资源。目标很明确，旗帜举得很高，但是实际做的事情并不多。

我们的服务部没有生产，也没有销售，我们只是搞开发和提供服务。我们的服务部跟后来的四通等公司还不一样，但是我们发放津贴的事情却引起了争论。1983年1月，一份关于发放津贴引起的争论的内参送到中央以后，中央领导开始关注这件事情。因为发放津贴的事情，我们受到了很大压力。而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农村正在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搞得很成功，于是“包”字进城，城里也想搞承包。当时中央也有这种考虑，就是要放开，要让大家挣钱，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们的做法正好起到了试点的作用。

在早期中关村的发展过程中，海淀区政府中比较开明、比较有眼光的干部比如贾春旺、张福森、史定潮、邵干坤、胡定淮等人对中关村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当时的区领导像贾春旺、胡定淮等人看到这里面蕴藏着很大的经济发展机遇，他们也想要以此推动海淀区的经济发展。1983年以后，我们跟海淀区的关系就比较密切了。我和胡定淮成了多年的好朋友。当时海淀区的工业基础太弱，真正靠的中关村的东西搞上去的并不多。那个时候海淀搞工业的干部说实话的水平是不低，也有很大局限性。真正搞得比较好的应该是几家乡镇企业。

1983年中央批复以后，我们和海淀区工业公司合作，成立了华夏研究所，这算是当时同类型的最早的研究所之一。工业公司最早借给我们十万元钱，以后工业公司为我们担保了几个项目，还遭受了一些损失。在华夏研究所之后（1983年3月），我们又办了华夏硅谷公司，这也算是比较早的。我们之所以主张这种科技公司是民营而非国营，是因为当时还没有这种政治和社会条件。那时几乎没有人知道和理解这种新型产业，更没有人支持，不但如此，后来有一段时间甚至反对声一片，所以只能采取民营的形式。我们当时的华夏研究所甚至没有营业执照，因为当时工商局还没有注册过这种类型的企业，没有相关政策，工商局没有注册依据。研究所的财产属于集体所有而不属于个人所有，当时叫做新集体，这是海淀的一个特点，这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个体户。但集体所有制也带来了产权不明确的弊端，因为当时还没有股份制这种形式，因此也就没有个人股份的存在，这对公司的发展很不利，到90年代以后才提出体制改革的问题。当时唯一一家作为个体工商户登记后来发展也非常成功的就是用友公司。在本质上，中关村的公司在开始起步的时候实行的都是集体所有制，我们华夏研究所的性质是名义上集体所有，但实际上我们也不敢随便动用企业的财产，因为可能会涉嫌贪污。也就是说当时并没有明确这个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当时政府不管这方面的事情，政府管收税，我们是自主经营、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这“四自”就代表了当时民办企业的经营理念。到中央正式作出批示以后，这件事情才真正发展起来。

我先后搞过技术服务部、办过公司，后来还又成立了一个美资合资公司。1984年的时候，开始起步。按照1986年科学院的政策，对我们这些人，要么回科学院，要么就调出，把档案转走，我就在1986年离开了科学院。1987年的3月份，我们开始做一些涉外加工工作，后来又成立了三个合资公司，所以我们那时叫华夏硅谷集团。1989年“”后，公司受了第一次挫折。到了90年代，公司转到通信领域做了几个项目，但没有做成功。这一是跟通信行业的垄断地位有关，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实力不够。总的来说在90年代初华夏硅谷集团，虽然投入很大，但是都不赚钱，到1996年底，硅谷集团就基本上结束了。到现在为止，除了有个别盈利的公司还继续存在以外，大多数都停业了。但因为还有一些债务问题，还没有正式办注销手续。

现在我还有一个咨询公司，但规模很小，实际上又回到当初的服务部了。现在还有一个陈春先工作室，没注册。现在也不仅仅我自己在干，我们还有几个人，不发工资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跟我们一起创业的几个人。这样成本低一些，效益高一些。我们现在主要是搞理论上的研究而不是技术开发的。至于说具体的技术项目，我们当然不可能搞，因为我们也没有投资，也没有设计，也没有实验。而是因为我在这方面经验比较多，所以找我来商量的人还是不少，不管是IT的，还是能源的，这些都是我原来比较熟悉的科技领域，所以还有一些人给我一起合作，所以有一个能源方面的成立一个民营研究所，这是我现在的状况。此外我还跟纪世瀛合办了一个民营科技网站，另外现在还成立一个陈春先工作室网站。

如果中关村跟美国硅谷相比的话，中关村可能还是一个小集体，就是说很多东西不成熟，游戏规则不成熟。所以说中关村的投资，风险投资，中关村的产权交易跟金融活动，中关村产业所遇到的支持和环境，我认为还没有达到国际先进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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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先，1935年生于四川，1951年考入四川大学物理系。1952年留苏，学习物理矿探专业。1956年转入莫斯科大学，师从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数学家鲍格柳勃夫，研究理论物理，1959年毕业。70年代，他负责研制的托卡马六号受控热核反应装置，填补了我国一项科研空白。曾任中科院物理所室主任、核聚变等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1980年10月23日，陈春先毅然辞职离开中科院，成立“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是全国第一个民办科技开发机构的雏形。1983年4月15日，他领导成立了北京市第一个集体科技机构和第一个民办研究所――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由此衍生出了闻名中外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被誉为“中关村第一人”。2004年8月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