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4 11:41:50
【摘 要】班彪的《北征赋》承屈原《九章》而来，屈原在《九章》中的抒情方式，班彪在《北征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如此，其句式及述行式的写作方式，《北征赋》也都继承《九章》的特点。
【关键词】《北征赋》；《九章》；情感；写作方式；继承
两汉交替之际，举国动乱。昔年不可一视的大汉盛世已消失无踪，展现在眼前的是满目疮痍及时事的艰难。年轻的班彪在战乱中饱经伤痛，《北征赋》便是班彪感时伤世的纪行叙情之作，而这种纪行叙情的方式并非班彪独有，其源头还得追溯到屈原的《九章》系列作品。《九章》无可厚非地成为骚体纪行赋之滥觞 [1]，这一系列的作品是随着屈原在流放途中的情感与地点的推移排列而成。刘熙载云：“《九歌》与《九章》不同，《九歌》纯是性灵语，《九章》兼多学问语”。[2] 《九章》不独专以抒情并兼以借古写今、讽喻时事，在此若以屈情原感及游历为线索九篇中《哀郢》《抽丝》《涉江》《怀沙》，最能反映屈原流放经历和情感的变化。班彪的《北征赋》也正是继承了这些特点。
一、情感的共鸣
班彪作《北征》无不受屈原作《九章》情感的感染。屈原所作诸篇在情感上的抒发内在情感的篇章不像《离骚》主于上天下地的求索，在《九章》的《哀郢》《涉江》在抒情的同时以叙述记载所经过的地方。是对流放的路途经过之地及心灵的独白。同时也看到了屈原的路途中的激愤之情。刘勰云：“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3] 《北征赋》在情感上对《九章》的继承即处处流露思归情绪。屈原在《哀郢》中表现出对楚国及怀王的恋恋不舍之情，神思哀郁以至“灵魂之欲归”可奈“故都之日远”以至于“至今九年而不复”对于那日思夜想的国土灵魂都为之颠倒，在《抽丝》中，屈原返归的心情更加迫切，屈原在此已不是“欲归”式的空想，直接化为实际行动，不管是否能到达那苦思不得的故土都要为之一试，开始灵魂先行这孤注一掷的博弈。
沉痛的悲哀中班彪亦感同身受在赋中“日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雁邕邕以群翔兮，鸡鸣以哜哜。”班彪看到的不是美景而是思乡，“游子悲其故乡，心怆以伤怀。纷吾去此旧都兮，迟迟以历兹，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更是以直接抒情的方式表达都故土的深深思念。故国家园固已远去而内心的思念源源不绝，行离愈远思情愈见浓烈。可见，“屈子之辞，沉痛常在转处”。[4] 纵观屈原在情感上流露的悲情与班彪《北征赋》之始所叙之情深深地契合。“不得乎少留”的恋乡悲怆正来自屈子那恋楚之情。“游子悲其故乡，心怆以伤怀”与“去故乡而就远兮”一路的流放一路乡心的显现，留下他们点点斑斑的痕迹，情感的波动让悲愤之情了然于读者的内心激起层层高浪。屈原灵魂的歌唱让班彪的情感找到突破口。精神的合一与认同，正是班彪作此文的感人之处。可见，屈、班虽相隔甚远却是心同此情。
另一个方面，这种独特的抒情方式的继承得益于两人俱有的羁旅之行皆非天命，都是人为。屈原被人为的流放自无需多言。《北征赋》序云：“彪年二十，遭王莽败刘圣公立未定，乃去京师，往天水郡”。可以窥见，班彪因战争“遭世之颠覆”，因而，“旧室灭以丘墟”，才“曾不得乎少留”。在逼迫无赖的情形之下“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文中班彪自叹“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这样的羁旅虽非屈原“见疑愈信，中而被谤”式的流放沉痛，但在经历上却有着某种相似即被人为的驱离故土，在情感上自然会有强烈的共鸣。“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与“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沾衣。揽余涕以于邑兮，哀生民之多故”。都是对百姓对自己的哀愍，在情感上得以相通。屈原在《哀郢》中灵魂深处的歌哭《北征赋》处处体现着“夫何阴之不阳兮，嗟久失其平度。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与屈原“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心境何其相似。情感的相通皆见于此。
此外，《涉江》所到地方不同抒发的情感亦有不同并产生了激烈的情感变化。开篇夸示自己的独特之处，拥有一种高傲而自豪的情绪一路毫不停滞地到达“江湘”一带地区，高歌到“虽僻远之何伤”毫无畏惧，勇往直前。怀着高昂的情绪，往更南方前行时所描写景物趋向于阴郁的冷色调以景寄情，并产生了“入溆浦余徊兮，迷不知吾所如”的徘徊，迷茫之情，这两种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太史公曰：“悲其志”，[5]大抵如是。这种情感的转变在班彪《北征赋》同样有深刻的表现，起势悲怆“我独罹此百殃？”发乎心发乎情的质问，行进中情绪平复“遂舒节以远逝兮，指安定以为期。”用比平和的态度去对待羁旅的劳困，在继续前行中不可抑制的情绪一喷而发，以日暮见牛羊归家的情形倾泄自己的不满与悲伤。景物的展现亦主于冷色调“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雁邕邕以群翔兮，鸡鸣以哜哜”。粗线条勾画萧条之景，孤独、迷惘、不知所归之情，直接应承了屈原《涉江》所表之情。
二、写作方式的承袭
边走边叙的写作方式为屈子首创，后世刘歆的《遂初赋》写作方式即是对《九章》模仿。班彪固然要受刘氏的影响，但其主要的方式还是直承屈子《九章》的行文方式。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 [6]中“述行叙志”类，便指的《九章》《北征赋》等纪行作品。《北征赋》班彪采用骚体的形式写作，发挥了其“讽怨”的功能，班固以为屈原“露才扬己，忿怼沉江，” [7]虽是站在批判的角度评述，却说出了骚体赋讽怨的特点。盖为班彪选择骚体形式之原因。句尾“兮”字的运用，《北征赋》每段的末尾两句皆以：“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以“兮”结尾的句子和不用“兮”的句子间杂，和《九章》所用的方式一样，是一种形式上的模拟，句式一唱三叹，读起来更觉悲哀怆恻，痛不可遏。刘熙载谓有“赋迹”、“赋心”。[8]此处的“心”盖为怨愤之心，屈原也好班彪也罢，其心迹在文中反复展现，以彰其意。
《北征赋》在篇章中继承《九章》借古讽今的传统已达到讽怨的目的。王逸云：“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何度，可履而行也”。[9]屈子的苦心在当时是不被理解的，屈子的才华在当时遭到嫉妒。才有他：“接舆髡首兮，桑扈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的痛苦呐喊。正是因为现实的混乱班彪才会思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今夕的强烈对比下感叹道：“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身不由己的无奈，命不自主的悲叹。除去用借古讽今的篇章留下心灵的轨迹，面对实时只能高歌：“夫子固穷游艺文兮，乐以忘忧惟圣贤兮？”。聊以。可见，《九章》与《北征》，不仅在情感上同出一脉，在写作方式上，《北征赋》亦承袭《九章》，在此亦可见两者在纪行赋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陆侃如，冯阮君.中国史诗[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109.
[2][4][8]袁津琥.艺概注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9：422，423，443.
[3][6][7]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6：41，45，79.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2503.
[9]曹锡宝.集部一・楚辞章句・楚辞类[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