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通货膨胀问题

摘 要：文章探索了2010年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大的可能性，并力图在物价信号尚不明朗的情况下甄别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化趋势，以期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提供正确的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地方投资；结构失衡；通货膨胀；经济泡沫；宏观调控

2010年的通货膨胀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难题，回顾这段经历，并加以研究，有助于为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决策中遇到类似状况时提供借鉴。本文将再次讨论2010年的通货膨胀问题。

一、形成2010年通货膨胀压力的两大推手

第一，消费结构升级，导致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大幅上涨。这主要包括汽车和住房消费等。近10年来我国汽车销量增长神速，从一个类比就能窥其全貌。全国汽车年销量从1万辆到10万辆，用了13年；从10万辆到100万辆，用了21年；从1992年100万辆到2000年突破200万辆，用了8年；而从2000年200万辆到1000万辆，增长5倍我们只用了9年，2009年我国的汽车销量是1364万量，增长了46%，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还是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所交的成绩单，的确令人膛目结舌。2010年1月汽车销量更呈井喷态势，单月销量达到160万量，同比增长124%，汽车需求的狂飙势必传递一个市场繁荣的信息带动钢铁、能源等相关产业需求的激增，势必增大投资品价格上涨的压力。2009年同样火爆的还有我国的楼市，据《2009-2010年度中国房地产报告》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93713万平方米，比2008年增长42.1%；商品房销售额43995亿元，比前年增长75.5%。就全年来看，全国商品房成交均价约4695元/平方米，全年房价涨幅24%，平均每平方米上涨813元，都创出了历史新高。除投机性和投资性购房外，住房的刚性需求也是不争的事实。短期内住房价格上涨必将成为通胀的主要推手之一。

第二，过度宽松的货币供给阀门和商行难以遏制的信贷热情是通货膨胀的另一推手。货币主义的代表弗里德曼提出，通货膨胀说到底都是货币现象。他认为根治通货膨胀的唯一办法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控制货币增长。而我国来央行曾经有一个计算公式来分析货比供给量的尺度。对于M2（广义货币）增长减GDP增速，再减去CPI，合理差值大约是3%、4%左右。2000-2008年，我国的这个差值是在（-1%，8.5%），平均略高于4%。但是2009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达27.68%，达60.62万亿元，增幅比2008年高出10个百分点。这个差距高达19.7%。流动性的增长远超GDP增长，而同时CPI没有增长。而理论上，从货币供应到通货膨胀有一个传导的过程和机制，一般需要6个月到1年的滞后期。但最终会传导到商品价格中，目前前面提到的资产价格、大宗商品就成了这些流动性转移的出口。货币供给量过大必然导致流动性过剩，也导致资产价格上升推动房产泡沫。因此，2009年过渡宽松的货比供给政策很可能成为加大通货膨胀压力的助推剂。与此同时，2009年全国银行的信贷增量也到达了历史最高水平9.59万亿，比2008年高出近一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1990-2004年各项贷款平均增长速度只有13.2%。2009年信贷天量增长与地方投资过热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地方商行与地方行政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很大程度来自地方商行的有力支撑，值得注意的是，从2009年12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量为3798亿元，但五大行和12家股份制银行的增量一共只有1692亿元，占新增贷款的45%，而55%的的增量来自于直接受地方政府控制的城商行、农信社两大阵营。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利益联动关系。

二、缓解通胀压力的政策建议

第一，从“扩大”到“稳定”，2010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仍将是核心任务。不过，“保增长”的单极目标逐渐变为“保增长、调结构和控通胀”等多重目标。有效控制各级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节奏，保持经济平稳。目前，地方政府投资在建项目的规模已经很大，一方面要规范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公司的举债和担保承诺行为，集中资金首先确保已开工项目按期完工。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另一方面科学合理地安排投资计划，适当后延中央投资新开工项目建设进度。同时，对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要从严控制，坚决抑制重复建设等盲目投资。切实加大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的土地和资金供应，为稳定房价创造长远有利条件。加快出台多种措施拉动民间资本，尽快清理不合理的限制性行业准入制度，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领域。适当利用行政手段严控地方政府对利用“土地银行”进行筹资的行为，并有效监督地方政府举债额度，尽量延迟出台提高住房供给的相关政策，防范住房价格因成本进一步上涨。

第二，货币政策应兼顾“灵活性”和“稳定性”。货币政策应注重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由于货币政策实施具有滞后性，以及传导效率的损失，货币政策调控必须要有前瞻性。目前应主要依靠数量型工具调控流动性。对基础货币或货币乘数进行调节，规模和力度都应该控制在温和范围之内，以合理控制信贷增量，把握好信贷投放节奏，努力实现逐季均衡投放和平稳增长。2010年7.5万亿的信贷增长规模在合适的范围，但要避免商行规避信贷控制的行为，及时合理利用货币杠杆并兼顾行政手段；要充分考虑经济内生增长的状况，要兼顾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防止物价较快上涨这一矛盾，采取温和、渐进的加息调控；还要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对结构调整的支持；切实解决各个银行间信贷投放的不平衡、大型国有企业与中小企业间信贷投放的不平衡、行业之间投放的不平衡、地区之间信贷投放的不平衡进行调整问题，促进经济自主回升。

第三，逐步取消临时性刺激政策。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非常规的宏观和金融支持政策应逐步退出。与促消费、增收入、调结构相关的政策将延续或适当修改后执行，支持对象已大幅改善且政策效果负面效应增大应逐步被调整甚至退出。

参考文献：

[1]斯蒂格里茨.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罗伯特・M.索洛，约翰・B.泰勒，本杰明・M.弗里德曼，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N・格里高利.曼昆，威廉・普尔等.通货膨胀、失业与货币政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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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恒.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