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00―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出版研究

摘要 文章取样自2000―2012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出版研究立项项目，基于文献计量法从立项项目数量、项目类别、立项单位、项目负责人的职称、学科分类和立项主题6个方面对出版研究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回顾分析，指出出版研究的立项项目数量呈增长趋势，相应的研究单位也逐年增加；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数字出版以及某一研究的整理出版是出版研究的重点。最后总结指出，未来的研究应加强出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强化出版的学科特征，从而使出版研究学科化。

关键词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出版 出版研究 文献计量

孙艳，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曾润喜，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出版是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出版物凝结着人类的思想和智慧，集聚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经验与成果，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1]

国家社科基金作为全国唯一的部级的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资助基金，[2]既是衡量社会科学特定研究领域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准，也是评价各单位研究实力和作者研究水准的重要指标。[3]目前我国学术界采用文献计量法对国内出版发展状况进行的研究并不多，因此，统计分析国家社科基金数据库出版研究的立项情况，可清楚了解中国出版研究的现状。本文试图运用文献计量法对2000―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出版研究的发展状况进行回顾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样本数据来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系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分为应用经济、中国历史、民族问题研究、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等22个学科，出版项目分散在多个学科类别中。以“出版”作为项目名称的关键词，搜索2000―2012年的数据共得到76条数据，本研究运用Excel 2003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结合SPSS17.0进行描述统计。

二、基本情况分析

1. 立项项目数量分析

2000―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出版研究项目共立项76项，平均每年立项5.8项。把这13年分为两段，即2000―2009年和2010―2012年，前10年平均每年立项3.9项，后3年平均每年立项12.3项，2000―2009年10年内出版研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立项数量增长缓慢，相比之下，2010―2012年3年内的立项数量增长较为迅速，后3年的项目数量总和超过前5年的总和，反映了国家加大对出版研究的重视与支持力度。

2. 立项类别分布

由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系统已将项目进行分类，因此本文摘取了2000―2012年的所有项目。经过简单的处理后，各类别2000―2012年的立项分布参见图1。

从图1来看，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出版项目的主体，分别占35项和19项，总和超过了项目总数的一半；西部和后期资助项目显得较少，只有4项。横向来看，前10年的出版项目类型都比较单一，只有一般和青年项目，尤其是2009年，全部集中在一般项目上；而后3年开始蓬勃发展，类型更为全面，每个类型均有涉及。纵向来看，重大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是从2010年开始才出现的，之前都处于空白状态。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各类型项目数量均呈上升趋势，体现出国家对出版研究的重视程度加深。特别需注意的是青年项目，从2010年开始项目数量飞速增长，说明国家社科办在规划科学研究的同时，注重对青年人才的培养，这对于青年人才来说是个难得的机遇。

3. 项目所在单位和地区分布

课题负责人的单位和地区分布是对研究队伍现状和项目布局合理性分析的基础素材。[4]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系统对单位的划分，主要将项目所在单位分为高等院校、其他学校，各级党政机关，省、市社会科学院以及其他单位（参见图2）。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集中在高等院校、其他单位，说明高等院校是出版研究的主力，这与国家科研队伍的整体分布状况是一致的。具体来看，2000―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出版研究的76个立项中，高校获得了58项，党政机关获得了6项，省、市社会科学院获得4项，其他单位获得8项。另外，党政机关获得的项目中，项目单位所在地为北京的各部级研究所几乎包揽了全部项目，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馆等。这些研究所由于是国家创办，较地方研究所来说更容易得到国家的支持。

从地区分布来看，出版项目的立项共涉及19个省市，遍及东部、中部和西部，且集中在北京、上海、湖北、浙江等省市，其中北京以18项位居榜首，湖北、上海分别以11、10项位于前列。之所以上述地区立项较多，究其原因，是由于这些地区的高等教育比较发达，对出版研究较为重视，拥有一批出版研究队伍；而西部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立项较少，至今仍有10个省市区为空白，反映出这些地区的出版研究支持力度不大，科研实力较弱。

4. 项目负责人的职称分布

从图3可看出，拥有正高级职称的学者占到课题负责人总数的一半，拥有副高级职称的学者为其次，拥有中级职称的学者所占比例最少。而正高级一般包括教授级高工、研究员、教授等，副高级一般包括高级经济师、副教授、副研究馆员等，中级一般指青年讲师等。也就是说，拥有正高级职称的学者在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出版研究项目上占有很大优势，而拥有中级职称的学者更显弱势。

5. 所涉学科分布

出版研究项目的立项涉及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中国历史、民族问题研究、中外文学以及马列社科等7个学科，反映了出版研究交叉性、综合性的特点；且立项项目主要集中在新闻学与传播学和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两个学科，分别为47项和15项，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立项项目数量比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中国历史、民族问题研究、中外文学以及马列社科项目数量总和还多（参见表1），体现出新闻传播与出版的紧密联系。

6. 立项的主题分布

对立项主题研究分布的统计分析发现，出版立项课题的研究内容丰富，研究视角体现多学科、多角度的特征。

（1）选题主题广泛。立项项目的选题范围较广，包括应用型的研究课题（如“网络出版对传统出版的挑战及对策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课题（如“宋代出版史研究”）等。内容涉及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宗教等几乎所有方面，几乎涵盖了本学科的所有研究领域。

（2）选题主题重点突出，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立项项目中出现频度较高的主题词有出版业、出版事业26项，数字出版、网络出版等17项，某一研究问题的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13项，各个时期或民族的出版史10项，这些都是国内的研究热点。

（3）选题学科交叉趋势明显。出版研究呈现出跨学科发展的趋势，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管理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传播学、史学和宗教学正在不断交叉渗透，产生了新的学科知识增长点。如出版业的体制改革与管理研究，就吸收、借鉴了管理学的理论知识。

7. 出版项目的内容分析

（1）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资料是研究的前提，而搜集、整理与出版资料不仅能使自己的研究更为方便，也有利于其他学者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目前，很多学者对当代基层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表现出极大兴趣，不同学者分别以苏浙赣黔、皖鄂粤冀等地域为例进行研究。另一部分学者则致力于整理出版名人的著作，如《恩格斯著作的写作出版及在中国的传播研究》《〈鲁迅全集〉编辑出版研究》。

（2）数字出版研究。近年来数字出版发展迅速，其技术日益完善，凭借丰富的形态和迅速增加的受众展现着势头强劲的发展态势。研究数字出版的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数字出版本身及其带来的一系列效应，如《数字出版与媒体舆论引导力研究》《数字出版企业版权战略管理研究》《数字出版商业模式研究》等；另一类是针对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业的关系、传统出版业该如何应对等问题，如《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矛盾与协调问题研究》《网络出版对传统出版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3）出版产业研究。出版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谭跃表示：“未来5年，出版业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唯一确定的就是，这个产业必将发生深刻而剧烈的变革。”这一预测也刺激着学者开始以“中国出版产业结构及其演变趋势研究”“出版业的体制改革与管理研究”“中国出版集团现状与发展模式研究”等为题，致力于中国出版业的现状、发展模式、产业结构演变、改革等方面的研究。

（4）出版史研究。出版史从研究文化史各侧面物化、传播过程而来，同时，本身又是供文化研究的各侧面、各对象的一部分。目前很多学者的研究点集中在宋以后的出版史（如《宋代出版史研究》《民国时期重要出版人群体研究》《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出版史研究》）、某地区的出版史（如《浙江近代图书出版史研究》《山西出版史研究》）以及少数民族的出版史（如《蒙古族出版史》）。统计表明，研究某地区和少数民族出版史的均为当地的高等院校或省市社会科学院，这大概是因其较其他单位更容易获取相关资料。

（5）其他方面的研究。中外出版机制研究。一是就中外出版价格体系进行比较研究，二是将中西方学术期刊出版机制进行比较研究。

出版文化研究。部分民族地区非常重视本民族的出版文化，如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学院就研究中国朝鲜族新闻出版文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研究清代蒙古文出版文化。

出版学学科体系研究。此方面的研究略显薄弱，目前仅有一项相关研究，课题名称为“出版学学科体系（与教材建设）研究”。

结 语

本文的研究视角是通过国家社科基金出版项目的立项项目数量、项目类别、立项单位等对新闻出版进行回顾和展望。总的来看：

（1）国家社科基金出版项目的研究领域基本覆盖出版研究的各个方向；

（2）立项以一般项目为主，偏远民族地区的研究应得到重视，重点项目和青年项目还有待加强；

（3）高校是出版项目研究的主力军，北京、上海、湖北、浙江4省市位居前4位，大部分省市均在3～5项；

（4）研究内容较为丰富，且能紧跟出版发展的潮流，但研究主题更多地集中在应用层面上，基础理论研究稍显薄弱。

因此，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 加快出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出版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其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研究对象及范围等仍在探讨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出版项目需要对其进行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

2. 适当加深出版研究的重要程度，提高学术地位。

增加出版研究在国家社科基金中的份额，在出版研究的学科规划和立项指引上给予更多的指导和帮助。

3. 进一步加强和推动我国出版学学科专业建设。

目前国家社科基金已有很多关于出版的研究项目，且研究队伍逐步壮大，研究基础十分扎实，已具备建立出版学学科的条件。可以在已经开设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或新闻传播学等一级学科下增设出版学二级学科，鼓励还未开设编辑出版类学科的高校增加相关的专业，培养专门人才。

参考文献：

[1] 许力以. 出版是人类进步的杠杆[J]. 编辑学刊，1989（2）.

[2] 凤元杰，范全青. 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学科与地区分布研究[J]. 学术界，2005（3）.

[3] 陈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舆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电子政务，2011（11）.

[4] 田雨普，张文静.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体育科学，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