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级

主题：

中国中产阶级的出现及其意义。

意义：

超过25年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分化。在贫困人群和富裕人群之间出现了中产阶级，它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面貌。

分析：

中国1978年之后的经济改革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市场改革激励了大批企业家。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在一些城市，“丁克”（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之缩写）现象日益流行。这为人们免除了支持较大家庭的成本。随着社会开放、收入增加，新价值观和新的行为方式开始出现，富裕的东部沿海地区尤其如此。财产所有和住房就是两个例子：

――财产所有。由于人们日益富裕，消费模式发生了变化。上一代人熟悉耐用消费品和服务质量的提高，而从中产生的新兴中产阶级对质量有更高的要求，并获得了极其丰富的选择。手机和个人电脑的拥有量呈指数增长。轿车的销售量也急剧上升。

――住房。尽管人均住房面积正好达到了政府的最低标准，一般城市居民的住房标准仍相当差；尽管为每一个家庭提供一套他们自己的住房的目标仍遥不可及，然而，小部分中产阶级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和信誉，能够支持规模庞大的城市房地产市场。

定义。根据一种定义，“中产阶级”是指这样的家庭，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其财力能够购买住房和轿车，并且能够支付私人教育和年度休假的费用。这表明，粗略估计，符合资格的家庭平均年收入需要达到7.5万元（约9000美元），并拥有价值31万元（3.75万美元）的资产。

这只是很小一部分家庭。2003年进行的一项几乎涉及5万个城市家庭的样本调查发现，收入前10%的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刚好低于6.3万元。而全国城市家庭平均年收入为2.73万元，收入最低10%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9390元。2004年进行的另一项调查显示，约231万中国家庭拥有50万元以上的资产。

如果这些发现具有代表性，那么它们表明，2003年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少于1500万户。而且，年收入不低于7.5万元的家庭主要居住在城市。1500万是一个可靠的数字，能够用来描述中国中产阶级总体的最大数目。用另一种方式表述，中国中产阶级现在可能约占城市人口的8%，占全部13亿人口的4.5%。

购买力平价。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中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大致相当于厄瓜多尔、斯里兰卡或叙利亚等国国民平均收入，只分别相当于香港和韩国平均家庭收入的12.5%和20%。因而，居住在城市中、能够被归类为“全球中产阶级”的中国人的数量是极少的。

消费。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家庭最希望拥有的三件消费品是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到了80年代，变成了彩电、冰箱和洗衣机。而如今，他们最希望拥有空调、手机和电脑。

对消费模式的分析表明，大多数城市家庭已经拥有了彩电、冰箱和洗衣机，但对耐用消费品的支出仍占中产阶级支出的很大比例：

2003年，城市收入前10%的家庭用于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几乎比收入仅次于他们的10%家庭的支出高70%。

2004年国内轿车销售量增长了55%，几乎完全是中产阶级购买的。

2003年，城市收入前10%的家庭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几乎比所有城市家庭的平均支出高4倍――比收入仅次于他们的10%家庭的支出高2倍半以上。

教育方面，相应的差距分别约为50%和140%。

这些数据突出表明，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很有限，但同时也显示，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家庭收入不断上升，中产阶级规模加快扩大所带来的巨大市场潜力。然而，对中产阶级预算的要求也将上升，因为中国民众日益需要为以前由国家负担的需求支付费用，包括教育和医疗服务。

在诸如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存在着奢侈品牌商品的专卖店，它们见证了高收入人群对高价商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此类市场的扩张受到以下预测的鼓舞：到2010年，中国拥有7万美元以上资产的中产阶级家庭的数量将达到1亿，而到2020年，中产阶级家庭的数量将占所有家庭总数的45%。

信用和债务。对年纪较大的中国人来说，负债是无法容忍的。相反，较年轻的中国人具有较低的储蓄倾向，更乐于借债，以贷款或信用卡的方式。200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城市年轻居民不反对支出“未来的收入”。

政治协调。中国政治领导人承认中产阶级的出现，也看到了他们的愿望。2002年，私人企业家获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中产阶级企业家私人财产和积累的财富进行法律保护是现在的主流思想。

政治影响。但领导层意识到，给予中产阶级新权利可能会激励他们要求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权利。最终，他们可能会要求进行一些改革，从而造成一定的风险。领导层只进行有限政治改革就是为了减轻这样的风险。

结论：

中国的中产阶级主要是城市现象，它正在日益成长，尽管在经济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但还没有成为一个有力的政治力量。领导层将谨慎地关注其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