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劳动力培训效果

摘要：基于倾向得分匹配估计法，估计个人培训、企业培训、政府培训的平均处理效应，研究转移劳动力培训效果，探究哪种培训方式更有优势。结果表明：个人培训和企业培训对转移劳动力增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府培训的平均处理效应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且企业培训效果最优，其次是个人培训，政府培训的效果最不明显。应实施“以企业培训为主导，以个人培训为辅助，以政府培训为补充”的转移劳动力培训体系。

关键词：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效果；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平均处理效应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城镇化的关键举措。随着我国劳动力转移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家对农民工增收问题非常重视，而农村转移劳动力技能短缺是制约其增收的关键因素，加强转移劳动力培训便成为其提高技能、获取更多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内容1。为此，国家相关部委先后出台系列文件，旨在提高转移劳动力技能 。2014年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也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作为重要的一部分。

1 文献述评

劳动力培训问题是备受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一些经典研究表明，培训是与正规教育同样重要的人力资本积累途径2；在职培训对收益有重要影响3，不仅可以使劳动力获得新的技能，而且还能提高生产力4，促进收入增加。

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近年来，大多数学者都围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效果展开研究。多数研究表明转移培训效果较为显著，一方面，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起到了增加农民务工收入的作用5，对工资变化有积极的作用6；另一方面，转移培训对农民工就业状况改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7，政府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的投入在推动就业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8，促进了转移劳动力稳定就业9，对提高劳动力素质有重要影响10。

基于以上文献可知，我国转移劳动力培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多数研究集中在对政府相关培训效果的分析上，对迁移后各种培训效果与培训机制的关注较少。许昆鹏认为有效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机制应该是“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11，但是，有研究发现政府部门的培训效果认可度较低12，政府主导的短期培训既不能提高参与者的技能水平，也不能提高工资收入13，相反，个人培训较政府培训更能有效提高人力资本14。而在我国当前情况下，转移劳动力培训应在政府干预下强调企业的作用15。

在农村劳动力迁移后的培训中，到底“政府、企业、个人”三种形式哪种最为有效？目前的研究还较少，并且还没有较为一致的结论，本文将从这三种培训方式入手，基于三大培训对转移劳动力增收的作用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三大培训方式的效果，探究哪一种方式效果更好，更有优势。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基于Mincer方程的扩展形式16，使用最小二乘估计进行分析。设定的整体模型如下：

其中，earning为小时收入，age为年龄，age2为年龄的平方，edu代表受教育程度，marri为婚姻状况，male代表性别，year08代表年份，用来控制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east代表东部地区，central代表中部地区， train1代表个人出资的培训，train2代表企业出资的培训，train3代表政府出资的培训，train4代表企业和个人共同出资的培训，train5代表其他培训，ε为随机误差项。

其次，评估培训实施后的收入效应，最直接的办法是对比参与培训者与未参与培训者的收入，但是否参与培训存在自我选择问题17，且由于参与培训者与未参与培训者的个人条件不完全相同，会产生选择偏差。故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平均处理效应来估计培训对收入的效应。

设 为处理变量，代表个体i是否参加培训，1代表参加，0代表为未参加。其未来收入yi有两种可能，即：

采用分段函数表示，则yi=（1-Di）y0i+Diy1i=y0i+（y1i-y0i）Di。

其中，（y1i-y0i）为处理效应，其期望值为平均处理效应，即ATE。若仅考虑参与培训者的平均处理效应，即为ATT。若仅考虑未参与培训者的平均处理效应，即为ATU。

由于个体会根据参加培训的预期收益来选择是否参加培训，从而产生“选择难题”。要解决“选择难题”，可使用随机分组方法，但对培训的研究基本都是事后评估，所使用的样本数据很难做到随机分布18。多数情况下，常使用的一种方法是假设个体依可测变量选择是否参加培训19，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进而把这些变量作为线性方程中的控制变量。然而这样可能会遗漏非线性项，进而产生偏差。且只有在个体的y1i、y0i都能观测到的情况下，才能计算处理效应，而事实上只能获得个体的y1i和y0i中的一个观测数据。故可使用Rubin的反事实框架的匹配估计量来解决此问题20，即在未参加培训组找到与参加培训组个体i可测变量取值相近的个体j，在参加培训组找到与未参加培训组个体m可测变量取值相近的个体n，对所有样本依次进行匹配。可采用距离函数定义个体i与个体j的可测变量相似度，运用倾向得分作为距离函数进行匹配，被称为“倾向得分匹配”19。

最后，可依据倾向得分匹配法来计算平均处理效应。本文将采用“k近邻匹配法”中的一对四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对匹配结果进行对比研究。

2.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中的流动人口数据，流动人口样本来自9个省份，东部地区：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中部地区：湖北、安徽、河南。西部地区：重庆、四川。由于2008年加入很多新的样本，无法构成面板数据，故本研究将2007年和2008年的数据组成混合面板数据，用于分析。样本总计15168条，剔除不参加培训访问、非农户口及有变量缺失值的样本后，最终所用样本为11027条。

根据样本数据，模型（1）、（2）、（3）、（4）、（5）中各变量说明及基本统计量见表1。

3 三大培训对转移劳动力增收的作用

先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检验结果显示，模型存在异方差，故使用STATA软件中的robust命令，得到稳健标准误，结果见表2。表2中的模型（1）同时引入了个人培训、企业培训、政府培训、企业和个人共同出资的培训以及其他培训，模型（2）单独引入了个人培训，模型（3）单独引入了企业培训，模型（4）单独引入了政府培训，模型（5）单独引入了企业和个人共同出资的培训。

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较没有参加过培训的人相比，参加过个人培训、企业培训及其他培训的转移劳动力的收入更高，个人培训、企业培训及其他培训对增加农民工收入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企业培训较个人培训对农民工增收的作用更大，而政府培训及企业和个人共同出资的培训对收入提高的影响却不显著。单独引入政府培训的模型（4）以及单独引入企业和个人共同出资培训的模型（5）的结果也分别表明参加过政府培训的农民工与没参加过政府培训的收入没有显著差异，参加过企业和个人共同出资培训的转移劳动力与没参加过的人之间收入没有显著差异。而单独引入个人培训的模型（2）及单独引入企业培训的模型（3）的归回结果显示，参加过个人培训的转移劳动力比没参加过个人培训的收入更高，参加过企业培训的农民工比没参加过企业培训的人的收入更高。

无论是综合模型，还是单独考察的模型都表明，与个人培训和企业培训相比，政府培训的效果最不理想。而三者中企业培训的增收效果最好，能使收入提高约22.4%，其次是个人培训，可使收入提高约7.6%。个人培训和企业培训针对性很强，尤其是企业培训，对形成专用性人力资本作用较大，而专用性人力资本在特定的企业中回报率较高。说明对于转移劳动力来说，参加个人培训和企业培训是较为有效的增收途径，可有效提高人力资本。

各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在五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中差异较小，且回归结果都表明：教育的回报为正，年龄对收入有重要的影响，根据年龄和年龄平方项的系数符号可判断收入随年龄的增长呈倒U型变动。在当前主要工作收入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性别歧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男性较女性的收入约高22.7%。而结婚与否对收入无显著影响。较为有意思的变量是年份和地区，在金融危机下，农民工2008年的收入仍然高于2007年。地区变量中，在东部地区工作的农民工较在西部地区工作的收入高，而在中部地区工作的农民工比在西部地区工作的收入更低。

获得上述估计结果后，本文将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性别，年份，地区变量作为可测变量，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来评估培训对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见表3）。

三种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结果显示：个人培训与企业培训的平均处理效应都显著为正，可对农民工收入增加起到积极的作用，而政府培训的平均处理效应并不显著。且企业培训对收入提高的效果最好，其次是个人培训，政府培训的效果最不明显。三种方法得到的三大培训的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值和显著性都较为类似，说明估计结果较为稳健。无论是对于个人培训、企业培训、还是政府培训来说，三种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都表现出ATU>ATE>ATT的趋势。表明对于没有参加培训的转移劳动力来说，参加培训后会比实际参加培训的农民工收益提高的更多，尤其是那些没有参加过个人培训和企业培训的农民工，如果参加个人或企业培训，预计会产生较好的增收效果。

将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结果与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对比，发现二者估计的结果较为接近。所得结果都表明：政府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增加并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而个人培训和企业培训却有较好的效果，且企业培训最有效。

上述的实证分析结果都显示企业培训是最有效的培训方式，要提高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应采用企业培训。那么，为什么企业培训较政府培训和个人培训更有优势呢？

一方面，企业培训较政府培训和个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匹配性更强。企业培训主要是根据企业对人才的需要开展的，员工参与培训后可立即使用其所获技能，提高企业生产率进而获得更高收入。而个人培训虽然也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是按照个人的需求来进行的培训，但其较企业培训的匹配性弱，完成个人培训后，不能及时获得适合的工作岗位。而对政府培训来说，不仅匹配性弱，针对性和实用性也不强。翁杰认为政府培训更接近于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为就业准备一些必要的基本技能，很难有效提高人力资本水平14。且完成政府培训后，转移劳动力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寻找工作，并且进入企业后政府培训中所学的知识也不一定有用。

另一方面，企业培训主要是提高转移劳动力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而个人培训和政府培训则更多的是提高其通用性人力资本。获得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转移劳动力更多的会继续留在原企业工作，而参与个人培训和政府培训的人通常会转换工作，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力资本损失21，进而影响收入提高。而且有研究表明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提高对工资增长的影响高于通用性人力资本，且影响越来越显著22。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基于对个人培训、企业培训及政府培训效果的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个人培训和企业培训的平均处理效应都显著为正，而政府培训的平均处理效应虽然为正，却不显著。第二，对转移劳动力而言，企业培训效果最佳，是有效的增收途径，其次是个人培训，且此两大培训都优于政府培训。第三，对于那些没有参加过个人培训和企业培训的农民工而言，参加培训后会比实际参加培训的农民工收益获得的更多。

企业培训之所以会产生较好的培训效果，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企业培训所提升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是促进转移劳动力工资增加的关键原因，而个人培训和政府培训所形成的通用性人力资本在特定企业内较之专用性人力资本促增收作用弱；第二，企业培训较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匹配性是导致其培训效果优于个人培训和政府培训的重要原因。

针对三大培训的实施效果及各自的优劣势，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由于企业培训最有效，其次是个人培训，而政府培训的效果最不明显，故应实施“以企业培训为主导，以个人培训为辅助，以政府培训为补充”的转移劳动力培训体系。虽然政府培训的效果不佳，但对于无法参加企业培训及无资金参加个人培训的转移劳动力而言，政府培训便成为了他们提高技能所依靠的重要途径，可有助于形成一定的通用性人力资本，此举对促进转移劳动力就业也非常必要。第二，政府一方面应鼓励企业对转移劳动力进行培训，并对实施培训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或其他方面的奖励；另一方面，可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竞标的方式将政府主导实施的培训交给有能力提供培训的企业，并建立相应的培训评价机制与监督机制，以提高培训的有效性。第三，政府和企业都应鼓励有能力自己出钱参与培训的转移劳动力主动进行培训，并在资金、时间上给予支持。一方面，政府可对进行自我投资培训的转移劳动力给予资金奖励，另一方面，企业可实施带薪个人培训计划。第四，政府应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以解决转移劳动力培训中的性别歧视问题，促进男女参与培训的机会均等化。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样本中参加过政府培训的人员较少，对政府培训效果评估的准确性会造成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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