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的陷阱与跨身份政治

跨身份政治告诉我们，任何身份都不是不可更改、不可移易的；跨身份政治也提醒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过分强调特定的文化和种族身份，看似是尊重了民族传统，保护了民族的独特性，实则无形中强化了民族差异，为对抗制造了文化基础。オおお

黑皮肤，白面具

弗朗兹•法农著，万冰译，译林出版社，2005オオ

拉美革命领袖切•格瓦拉在中国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然而和格瓦拉同时代且在思想上对其产生极大影响〔1〕125的另一位非洲革命家、理论家弗朗兹•法农，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法农理论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他对20世纪非洲反殖民革命缘起及其意义的理解是从“身份政治”这个独特的角度切入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强调文化身份的时代，重温法农在革命年代对身份问题所进行的思考，对于我们理解身份政治的由来及其可能隐藏的危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法农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颇令人吃惊的结论，即现今流行的对文化身份的强调最早却是一种殖民控制的手段。在发表于1952年的《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法农指出，法国殖民者对殖民地黑人进行统治的重要手段就是身份塑造：殖民者通过塑造黑人的自卑意识，使他们厌恶自己的身份，痛恨自己的身份，最终只能从精神上向白人屈服。

法农指出，殖民者塑造黑人身份的手段是极其精巧而卑劣的。首先，殖民者通过对语言进行规训，力图摧毁黑人的文化自信。他们把殖民地的语言分为三等：最低等的是殖民地的方言土语，中间的是混合了法语和方言的克里奥尔语，最高等的则是纯正的法语。法农发现，当法国人对黑人说话时，他们会一律使用一种咿咿呀呀的蹩脚法语，因为这些白人相信，野蛮的黑人是不可能听懂和运用最纯正的法语的。在这种氛围中，只要黑人一开口，他们立刻就会意识到自己的低贱。与语言类似，法国殖民者还在殖民地建立了一套殖民主义的人类学。他们以科学的名义，把殖民地的人分为三种：最低贱的黑人、处于中间的混血人和最高贵的白人。三者理所当然地顺次躺在生物从野蛮向文明进化的链条上。在这种情况下，黑人如果想获得更高的身份认同，那么只有一条路径：变白。然而谁都知道，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法农看来，殖民者对黑人进行身份塑造的最卑劣手段还不是这些，而是他们对黑人儿童进行的身份灌输。根据法农的观察，在黑人儿童的身份意识尚未形成，即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黑人的时候，法国殖民者就开始向他们的头脑中灌输黑人邪恶的思想。在黑人儿童所看的书籍、漫画和电影中，凡是凶恶、野蛮、不道德的角色一律由黑人扮演。法农指出，当这些孩子长大，发现自己就是黑人的时候，他们将永远无法摆脱自己是邪恶低贱的这样一种身份意识。

法农认为，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身份塑造是一个实施文化暴力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本质是在人与人之间制造“承认的障碍”。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独立主体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他能够而且必须获得其他主体的承认。然而殖民者的文化暴力，不仅切断了黑人作为平等主体获得白人承认的可能，而且切断了黑人自我承认的可能。这等于给黑人的精神世界打上了一个死结，彻底断绝了他们在文化上成为独立的人的可能性。长期的殖民地医学实践使法农相信，要打开这一死结，精神疗法毫无效果，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诉诸直接的暴力革命。法农认为，只有在革命的暴力斗争中，黑人才能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和价值，重建信心；也只有反抗的暴力，才能让白人意识到黑人的力量，而不再仅仅把他们当动物看待。法农相信，通过暴力在黑人和白人之间建立起的承认关系，不仅是对黑人的解放，也是对白人殖民者自身的解放。

法农对身份问题的研究让我们认识到，群体的身份认同是可以依据特定的目的人为制造出来的。实际上，法农所说的通过身份政治制造敌意和屈服的殖民伎俩，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依然被娴熟地运用着。萨义德就曾尖锐批评西方世界对伊斯兰身份进行的恶意塑造。萨义德说：“从至晚18世纪末直到今日，现代西方对于伊斯兰教的反应，一直被一种极端简化的思考模式所主宰”，〔2〕6这种模式认为，伊斯兰世界是邪恶的象征，是对文明的基督教世界的永恒威胁。尤其是9•11事件之后，西方世界从官方到媒体，对伊斯兰世界展开了轮番的文化和舆论轰炸。整个伊斯兰世界被与野蛮、落后和邪恶画上了等号，似乎每个穆斯林都是携带的。萨义德感叹，在如今的西方世界，穆斯林是唯一可以被公开诅咒而又不必担心被指责为种族歧视的人群。

从法农的角度看，穆斯林在当代西方世界中的处境，和当年的黑人被殖民者何其相似。一方面，穆斯林被塑造成邪恶的，在西方世界受到歧视；另一方面，众多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也开始厌恶自己，找不到身份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更重要的是，西方世界对穆斯林身份的刻板化处理，真的可能被穆斯林内化。当西方的强势媒体甚至学术界天天宣扬穆斯林是如何制造时，一些穆斯林真的就可能成了。法农早就告诫我们，塑造对立身份的文化暴力，不仅会伤害被塑造者，也会伤害塑造者。从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看，这一判断仍不失其现实意义。源自殖民时代的身份政治所蕴涵的危险，现在依然在不断发挥着破坏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说，身份认同固然可以“给人骄傲和欢愉，……是力量和信心的源泉”，然而同时，单一刻板的身份认同也“可以杀人――甚至肆无忌惮地杀人”。〔3〕1―2这就是身份政治的陷阱。针对这一问题，森指出，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群体的人，其文化身份都是复杂的、流动的、不断变化的。当我们把某个个人或群体的文化身份单一化和固定化后，往往就会掩盖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而人为地制造出敌意和误解。森毫不客气地指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单一身份政治造成的最危险的理论。当亨廷顿把复杂的世界划分为几个文明圈，并断定未来的冲突就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时，他不仅把人类文明简单化了，也把人本身简单化了：世界各地具有复杂身份的人都被同质化成了某种文明的附属品。这种理论除了制造敌意外，不会有任何其他作用。森把亨氏的这一理论称为一种貌似深刻的单一视野。〔3〕36

反观现实，我们当代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是不是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也陷入了身份政治的陷阱，受制于某种“貌似深刻的单一视野”？不得不承认，确实有这样的趋势。当我们的文化研究以惊人的毅力深入阐发某个群体的文化特质时，我们是不是也在把他们同质化和简单化？当我们的文学研究不断在文本中挖掘个体的文化意识、本土意识、民族意识等独特认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在制造人为的隔阂，而不是搭建沟通的桥梁？对文化身份的刻意塑造和对单一身份政治强调，不仅是殖民时代的遗产，也是现代国际政治中文化冲突的制造者；刻板身份政治的本质是具有压迫性的文化暴力；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研究难道不应该对此有所警惕吗？

法农坚信，反抗殖民主义身份塑造的最有效方式是革命的暴力，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倡导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运用暴力无论如何听起来都不再具有合法性了。那么，在整个世界被身份政治搞得充满敌意之前，反思单一身份政治的陷阱，并寻求一种新的视野取代之，就显得尤为迫切了。“跨身份政治”或许可以作为我们的一种选择。跨身份政治作为一种认识方式的优越之处在于：它不再像单一身份政治那样，强调某一群体特定的文化认同，也不再以本质主义和简化主义的思维探求群体间的区别性特征。相反，跨身份政治承认身份的不稳定性和多样性，并积极寻求个体和群体身份转换的可能性。跨身份政治的本质是对人的一种再理解。它不是把人简单化，而是把人复杂化；它不谋求对某一群体的控制，而是试图在人群间建立平等沟通的渠道。跨身份政治将避免对人的刻板化认识，消除权力在人群与人群间制造文化冲突和矛盾的可能性。

跨身份政治告诉我们，任何身份都不是不可更改、不可移易的；跨身份政治也提醒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过分强调特定的文化和种族身份，看似是尊重了民族传统，保护了民族的独特性，实则无形中强化了民族差异，为对抗制造了文化基础。强调这一点，对我们的社会文化实践，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评

注释

〔1〕参见[英]扬：《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容新芳译，译林出版社，2008。

〔2〕[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阎纪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3〕[印]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李风华等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单位：天津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