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世界的“中国九人案”

1964年3月31日凌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枪声四起,市民们从梦中惊醒。巴西猩猩派军人在美国的策划、支持下发动了军事,了具有独立倾向、主张同中国发展关系的古拉特总统领导的合法政府,以布兰科为首的亲美军人上台执政。一夜之间,巴西社会局势完全改变,军警到处抓人,就连到巴西参加国际会议的许多拉美和非洲国家的代表也未能幸免。在巴西工作的九名中国工作人员,首当其冲,被军事当局逮捕。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持续一年之久的“中国九人案”。

当时我在外交部美澳司从事拉美地区综合调研工作,负责搜集各方有关九人案的反映,并进行综合整理,供领导参考。因此,我有机会了解了这一事件发展的全过程。

中国九名工作人员在巴西身陷囹圄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古巴革命的影响下,拉丁美洲人民反美、反独裁统治的斗争开始高涨,对巴西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巴西全国民主联盟的总统候选人雅尼奥•达席尔瓦•夸德罗斯在1960年的大选中获胜,组成新政府。巴西工党领袖若奥•贝尔希奥•古拉特出任副总统。新政府实行具有独立倾向的外交政策,主张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其中包括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外交和外贸的开放政策。

1961年8月,巴西副总统古拉特应中国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邀请访华。他是有史以来访华的第一位巴西国家领导人,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来访的拉美国家领导人,双方对这次访问都非常重视。、刘少奇、等中国主要领导人分别会见了古拉特,双方就发展中巴两国友好关系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广泛的共识。但古拉特在访华后的归国途中得知,夸德罗斯总统在亲美右翼势力的压力下,已被迫辞职。古拉特当时有国难投,不得不前往邻国乌拉圭,在那里为恢复国内正常政治秩序而斗争。几个月后,他终于争得了宪法赋予的合法权力,回国继任总统。

古拉特就任总统后,继续推动中巴两国关系的发展,双方经贸和文化往来增加。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中方先后派驻巴西的工作人员有:新华社记者王唯真和鞠庆东,赴巴西经济贸易展览筹备小组组长侯法曾和工作人员王治、苏子平、张宝生,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赴巴西贸易小组组长王耀庭和工作人员马耀增、宋贵宝,共九人。其中,苏子平和张宝生是外交部派出的干部。

1964年4月2日晚,巴西军警包围了位于里约热内卢市维尔盖鲁大街的新华社分社的公寓。当时住在这里的除新华社两名记者外,还有马耀增和苏子平等人。军警急促地撞击着大门,吼叫着要他们快点开门。情况紧急,新华社分社负责人王唯真等机警地商定,决不能被巴西军警在深夜秘密绑架。他们一边与巴西军警周旋,一边将这一情况通知了住在该市另一地方的王耀庭等五人和一些巴西朋友。

4月3日凌晨5时许,天蒙蒙亮,巴西军警手持冲锋枪和警棍破门而入。经过仔细搜查,军警并没有发现任何能说明这些中国工作人员有罪的证据,但仍将住在这里的四名中国工作人员锁上手铐押往警察局。王唯真当时提出了强烈抗议,说明他们是应巴西政府邀请来巴西工作的。军警用枪托把他打得昏了过去。3日凌晨,住在另一处的王耀庭等五名中国工作人员也被带到警察局。九名中国工作人员都被投入同一座监狱。一场罕见的国际政治迫害案件就这样开始了。

在狱中的斗争

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展开了营救行动。

1964年4月4日,在中国和巴西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国外交部负责人紧急约见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请他们向其国内转达中国政府的请求:请两国驻巴西大使馆代向巴西当局查询九名中国人在巴西的情况。同时,对外贸易部也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致电巴西银行了解中方人员情况。

4月5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紧急约见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请他们以受中国外交部委托的名义,向巴西外交部提出交涉。第一,据某些通讯社报道,中国新华社驻巴西记者王唯真等九人已被巴西当局逮捕。中国政府对此感到非常惊讶。中国有关方面,从4月3日起已经不能同他们取得联系。中国政府对他们的情况非常关注,急切等待巴西政府对中国在巴西的上述九人的现状予以澄清。第二,以上九名中国人都是得到巴西政府同意,并按巴西政府规定的手续进入巴西居留的。他们在巴西进行的各自业务活动都是正当的和合法的。要求巴方对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予以保护,以便他们能够恢复自己的业务活动。

但巴西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在阴森的监狱中,对九名中国工作人员施加各种毒刑。他们用橡皮钢筋警棍拷打王唯真和鞠庆东等人。九人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他们还野蛮地把九人衣服扒光,让其地站着,有的被罚站达13个小时之久。但九名中国工作人员正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

中国外交部于4月12日和14日又先后两次发表声明,对九名中国工作人员在巴西无辜被捕一事表示震惊,向巴西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指出:“巴西当局无理逮捕九名中国人员,不仅违反国际交往中的基本准则,而且违背中巴两国人民要求发展和增强友好关系的良好愿望。要求巴西当局立即无条件予以释放。”

巴西当局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诬蔑九名中国工作人员是古拉特试图在巴西推行共产主义的“政治顾问”,进行“间谍活动”,“煽动叛乱”。他们把从九人住处搜查来的仁丹和清凉油等说成是“用于谋害巴西政治家的毒药”,将新华社散发的中国古代火箭图片说成是“中国在巴西训练游击队企图巴西现行制度的武器”。他们还把九名中国工作人员带到电视直播室,并当面展示上述的所谓“证据”。这时,说一口流利葡萄牙语的张宝生,机智地利用这一极好机会,通过电视向巴西广大观众揭穿了巴西当局制造假证据,对九名中国工作人员进行政治迫害的阴谋,并说明九名中国工作人员是为发展中巴友好关系而来,是清白无辜的。这一举动使巴西当局始料不及,狼狈不堪。

自九人被捕当天起,台湾当局就派人参与各种阴谋活动,秘密审讯时都有他们的人在场。自称从台湾来的张行知等特务,反复找九人进行“个别谈话”,动员甚至威胁绑架他们去台湾。九名中国人员则幽默地回答说:“台湾是中国领土,我们迟早要去的,但那是中国人民之时。”九人同时向巴西军警发表了抗议声明,并宣布进行绝食斗争。九人还设法把这一消息通过巴西难友和狱中工作人员传出监狱,引起当地和驻巴西的各国记者的注意,他们纷纷赶到监狱进行采访报道,社会舆论哗然,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对巴西当局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中国外交部则声明,强烈抗议巴西当局同台湾当局勾结,企图将中方被捕人员送往台湾。为此,要求巴西当局立即释放中方人员,切实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否则巴西当局应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巴西当局面对国内外的压力,不得不同意中国人员提出的要求,保证不将他们送往台湾,但仍于5月21日宣布对他们进行“预防性逮捕”,并将其转移到陆军监狱。

美国特务则通过巴西当局向中方提出,企图以九名中国人换取关押在中国的美国间谍。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中国拒绝。中国外交部通过巴基斯坦外交部转告巴西当局:巴西当局屈从美国的意旨长期扣留无辜的中国人员,已经在国际关系中犯下了史无前例的过错。中国政府希望巴西当局不再上美国的当,以中巴友谊为重,立即无条件释放无辜被捕的中国人员,以免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在法庭上的较量

1964年10月12日,巴西军事法庭以九名中国人员在巴西进行所谓“间谍和颠覆”活动为由,正式开庭审理。九名中国人员刮净长长的胡须,梳理了杂乱的头发,穿着整洁的衣服,昂首挺胸走上法庭。军事法庭不让他们自我辩护,只能委托律师辩护。

中国有关部门曾聘请两名美国律师为九名工作人员辩护,但遭到巴西当局拒绝。这时,年已72岁高龄的巴西律师协会主席索布拉尔•平托律师挺身而出,勇敢地担当起为身陷囹圄的九名中国人员辩护的重任。在那个时候,为“共产党中国”派来的人进行辩护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平托律师不畏,根据九名中国工作人员提供的10多万字的说明事实真相的材料,写出了长达51页的辩护词,提出了182项无可辩驳的事实和论据,证明九名中国人员是在巴西政府同意下合法进入和留驻巴西的,他们在巴西进行有关贸易、筹备展览和新闻报道的业务活动都是光明磊落的,九名中国人员是清白无辜的,要求法庭立即宣布他们无罪,予以释放。但巴西检方又以在九名中国人员被捕35天后搜出的一支无声手枪作为“颠覆”活动的证据,坚持要求对九名中国人员各判23年徒刑。平托律师反唇相讥:“一个月后你们搜出了手枪,再过些时候,你们还可以搜出机关枪、大炮和原子弹。”话音一落,引起旁听者哄堂大笑。另外,17名巴西人士,其中包括多名国会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出庭,证明九名中国人员无罪。巴西前总统夸德罗斯还写了书面材料,证明九名中国人员是他担任总统时批准他们来巴西从事新闻、贸易和筹备经济展览等业务活动的,并表示,必要时他可以出庭作证。

这时,九名中国人员进行了第二次绝食斗争,并写下了给家属的遗书和给祖国的诀别信。后来,巴西当局再次伪造了所谓的“调查报告”。又要开庭了,九名中国人员为了准备上法庭同敌人进行斗争,决定暂停绝食。由懂葡萄牙语的张宝生和鞠庆东两人写出了六份声明,指出中国九人无罪,一份交给军事法官,四份交给律师,一份留存。前后共经过七次法庭斗争和较量,检察官拿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证据。法官私下说:“这个案子很棘手,但为了巴西军队的名誉,为了美国朋友,我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干下去。”一语道破了天机!

12月21日,在最后一次庭审中,平托律师在陈述辩护词中对法官说:“我从业律师50年,还从未见过如此无端的陷害。你们强加在九名中国人头上的‘罪证’,是我平生所耳闻目睹的最可耻的东西。本案的事实已昭然若揭,巴西舆论也很清楚了。现在的问题不是你们不懂得怎么判决,而是你们如何向你们的上级交代!”

最后,法庭不得不宣布“间谍”罪名不能成立,而仍以“颠覆”罪对九人判刑,并说由于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特别狡猾,分不清他们中谁是主犯,谁是从犯,所以一律判以10年徒刑。对此,九人当即发表声明,指出这是新的政治迫害,表示强烈抗议!平托律师表示:“我要向全世界宣告,九名中国人是清白无辜的,他们是政治偏见的受害者。”

中国政府也于1964年12月23日发表声明,对巴西当局非法无理的判决提出强烈抗议,指出巴西当局对这些无辜的中国人员的审讯和判决,无论在事实上、道义上还是法律上,都是毫无道理的,完全非法的。并指出这一骇人听闻的诬陷中国人民的案件,决不会损害中国人民的一根毫毛,倒是一味屈从美国意志的巴西当局,使巴西自己的民族尊严和国际信誉受到了玷污。

为抗议巴西当局的无理的非法的判决,九名中国人员决定进行第三次绝食斗争。平托律师闻讯后立即赶到监狱看望他们。张宝生拿出一封还没有来得及翻译成外文由九人签名写给平托律师的中文信,用葡萄牙语读给平托律师听:“我们决定绝食,是为了维护我们祖国的尊严和荣誉,我们中国人绝不容忍巴西当局任意摆布。如果我们牺牲了,请向全世界公布真相,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努力。”这位经办过无数重要案件的大律师,听完信后,眼泪夺眶而出,一再劝九人要珍惜自己。

正义战胜邪恶,九人回到祖国的怀抱

“中国九人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拉美发生的最重要的涉外事件之一,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事件还涉及对美和对台斗争问题,十分复杂。因此,中央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得知这一消息后气愤地说:“岂有此理,要跟他们针锋相对地斗!”当即决定由亲自挂帅、外长和外办副主任廖承志直接领导,外交部牵头,协助有关部门,多方组织营救工作。为此,先后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大小会议400多次,发表各种声明和文章数百篇,以九人家属名义邀请了日本、阿根廷、印尼、巴基斯坦、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七国著名律师组成律师团,敦促巴西当局释放九名中国无辜公民,还请国际红十字会出面干预。同时,一年内,中国九名同志的家属两次赴巴西监狱探监,对巴西当局施加压力,也增强了九名中国人员坚持斗争的信心。

巴西当局的丑形,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也激起了巴西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愤怒。当时有87个国家的政界、法律界、新闻界、企业界、文艺界和宗教界1000多位著名人士,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受迫害的九名中国人员表示了声援。

面对日陷被动的困难处境,巴西司法部部长和外交部部长上书总统,指出“扣押九名中国人一案已成为巴西摩擦与忧虑的焦点,如不及早驱逐中国人出境,势必损害我们国家的利益”。

在国内外强大的压力下,巴西当局以总统法令方式宣布“驱逐”九名中国人员出境,并给十天上诉时间。中国有关方面当时考虑到,驱逐出境系行政决定,并非根据司法程序定罪,即使上诉,巴方也不会改变决定,更主要的是争取九名中国人员早日离巴回国。因此,中国外交部于1965年3月2日请平托律师转告九人:“巴西总统用行政命令驱逐你们出境,届时可声明无罪,不必对驱逐令进行上诉。望你们早日回国。”九名中国人员在声明无罪、不承认任何判决的情况下,于1965年4月17日离开巴西回国。平托律师受托在他们离境后也发表声明以示抗议。

1965年4月20日,九人终于回到北京。李先念副总理和首都各界代表以及九人的亲属等到机场欢迎。他们在巴西监狱经过一年又两个星期的顽强斗争后,胜利地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怀抱。

随后,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总理分别接见了他们,向他们表示亲切问候,高度赞扬他们在巴西监狱里和法庭上所表现的坚贞不屈的大无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后来,张宝生曾任外交部拉美司第一任司长和中国驻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国大使,王唯真曾任新华社社长,王耀庭曾任中国贸易促进会会长。九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继续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1974年8月,在中巴建交谈判过程中,中方主动提出两国间未了事宜,即“中国九人案”事件,并重申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巴方表示,从政治上说此案是错误的,巴政府将采取措施,撤销这一案件的司法诉讼。至此,时隔十年之后,震惊世界的“中国九人案”终以巴方承认错误而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