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寒夜》看都市文化对人性的影响

内容摘要：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成就了其文学创作的又一巅峰。作品通过讲述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一个小职员及其家人、朋友的悲惨遭际，在反思知识分子命运的同时拷问人的灵魂并对人性进行深入剖析。《寒夜》是在战时重庆的文化背景下创作的，战时的都市文化是被乡土文化浸润着的都市文化，因此作品中的人性在具有现代特质的同时仍然饱含传统的狭隘成分。

关键词：《寒夜》 都市文化 人性

美国著名的城市理论家、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指出储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是都市的三个基本使命。都市是一种文化的有机体，而都市人的思想则是这种文化的承载体。都市是都市人安身立命的场所，人的思想与人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的思想也必然受城市的文化的熏陶。而人的思想又必然会影响人性，这便形成了都市中人性的表现形态。巴金《寒夜》所书写的人性也是在都市文化中形成的。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1]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都市文化包含了迥异于传统乡土文明的文化新质，但是“起源于乡村文明的都市文化，无论从都市文化结构的完整性考察，还是从都市文化内容的涵盖来看，都市文化包含更多的是乡村文明和宗教文明。”[2]因此，都市在使人性得以完善的同时也保留了人性中传统、落后的一面。中都市文化本身的保守性、不彻底性导致了人性的发展不可能实现爆发性的彻底的突破。中国人的现代人格亦不可能完全西化，一如鲁迅所言，很多生活在都市的中国人都是处于现代与传统的夹缝中的“中间人”。

《寒夜》中汪文宣、曾树生等都市知识分子表面上是接受了新思想拥有现代人格的新人物，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走出传统的牢笼。在现代的新潮的外衣的包裹下，他们却仍然保有传统的、保守的精神内核。

汪文宣毕业于上海某某大学教育系，是一个曾在都市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学教育使他接受了现代思想的熏陶。他有知识、有文化、有追求。而且他所追求的层次远远高于他周围的大多数人，他不仅仅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而且他希望自己在精神上达到更高的层次。他无法满足仅仅能维持温饱的平淡的生活，但实际上仅凭他的能力他根本无法使自己和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当母亲提出要出去做“大娘”[3]、“老妈子”[3]时，他说：“妈，你怎么这样说？你是读书人啊，哪里能做这种事！”[3]他奉守“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从内心深处鄙视劳动。他骨子里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自居，对劳动以及劳动者无比轻视。这表明，虽然他接受了高等教育，但由于当时中国的都市文化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封建传统文化中一些消极落后的成分掺杂于都市文化之中，因此他终究未能摆脱传统的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在他心目中，人还是有三六九等的，一个读书人绝对比一个保姆、一个洗衣工、一个小职员或者一个马车夫高贵得多。汪文宣就是如此，他鄙视劳动，自己却不得不劳动；他希望母亲安享晚年，却没有能力养家。他像阿Q一样凭借自己所受的教育自命清高，他喜欢站在精神的至高点高傲地俯视他人，而可悲的是他本身根本无法触及他所追求的精神高度，他陷身于他自己狭隘的思想所设定的圈套之中，他自身也是一个靠劳动吃饭的底层劳动者，也就是说实际上也是他所鄙夷的对象之一。

朱寿桐教授曾经说过，五四人格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人格的自我发展。曾树生是一个追求自由的新女性，她与作品中其他人物形象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她渴求人格的自我发展。自我的完成和发展当中包括对爱情和亲情的追求，她需要爱情，因此她追求自由恋爱，勇敢地与汪文宣结合。曾树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物质与精神层面都可以使她得以满足的爱情才是她理想的爱情。她也需要完整的正常的家庭，所以她可以为了汪文宣和婆母妥协，可以忍受儿子小宣的冷漠默默关心儿子。但是当汪文宣不能给予她她理想的爱情和完美的家庭的时候她不得不选择离开。导致她离开汪文宣的根本原因不是贫困，而是汪家的环境不能使她的人格获得更好地发展。她的追求与她的丈夫汪文宣已经完全不在同一层次上了，因此她无法妥协，也不能妥协。但她并不认为自己的追求是完全正确的。她对于自己的行为充满无尽的负罪感。因为她的思想的中也有很大部分是传统的。传统纲常理教中要求女性“三从四德”，要求女性讲妇道，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要素使她产生了负罪感。她拼命追求自由却是最不自由的，她想要获得的发展在传统文化的阻挠下注定无从实现。她和汪文宣一样轻视劳动，而她更加经受不住丰厚的金钱和舒适的物质享受的诱惑，而她所喜爱的物质享受来源于都市，而且只有都市才能为她提供她所喜欢的灯红酒绿的歌舞升平的让人感觉无比刺激、充满活力和欢愉的生活。曾树生无法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她不喜欢被称为“花瓶”，可见她内心深处实际上也很鄙夷做花瓶的“职业”。她和汪文宣一样，做着自己鄙夷的事情。身处畸形的都市，她满眼都是都市的繁华绚丽，她深陷其中，她没有忘记自己的追求却无法实现自己的追求。在精神上，她是一个大胆追求自由的勇士，从这一点上她无疑是高贵的，然而她怀揣追求自由而不得的悲哀，表面上是为了自由的追求，实际上却走向不可复归的堕落之途。

《寒夜》中有两组同事群体形象，一是汪文宣所在图书公司的同事群体，一是曾树生就职的银行的同事群体。他们共同构成了《寒夜》这部作品的都市人群像。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与土地无关，他们居住在城市中，都市造就了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因此他们的人性也是在都市文化中形成的。但中国都市文化中具有很强的乡土特征，再加上他们或者家人来自乡村，他们的根源仍在乡村。因此他们也没有摆脱人性特征中极为狭隘的部分。他们胆小怕事，只顾个人安危，只关注一己之私，毫无社会责任感。他们不曾想过也没有能力承担国家兴亡的责任。他们通过报纸、杂志、电报、广播等现代传播工具了解时事，然后在彼此之间传播着或有或无的消息。听到战区捷报，他们欢欣鼓舞，为自己能一时躲过灾祸而庆幸；噩讯传来，他们担惊受怕，恍然若失，匆忙制定逃亡的计划。曾树生的同事们每天进行各种交际，在高级舞厅、酒楼、西餐厅、咖啡店等象征都市繁华与享乐的场所无一例外地留存下他们自己的身影。汪文宣的同事们自身难保，工资又低，他们中有很多与汪文宣一样，连买一个生日蛋糕的钱都拿不出来，却还是主动筹资为领导祝寿。这种行为与乡村中贫苦的村民对村干部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买烟送酒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无奈的见风使舵。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同事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身上有着小市民们的自私、庸俗、懦弱、无能、粗鲁和悲哀。从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心为己的行为并不能给行为主体带来太多愉悦感，然而人们依然会采取一系列如此的行动。这些可恨、可怜、可悲的小人物是在都市中挣扎求生的弱者，他们是都市文化的创造者之一同时又是都市文化的产物。他们是站在都市舞台上戴着面具表演的小丑，也是被都市这个马戏团关在笼子里的受驯者。人们的这些不光彩、不理智的行为实为生存所迫，都市的生存难题使他们更加无法摆脱这种人性的劣根性。

都市文化给予曾树生们追求自由的可能，但战争背景下都市文化同时又减少了他们实现自由的可能。都市是一个相对开放、活跃、激进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生活的人潜移默化地受到都市文化的熏陶。相对于保守的乡村人而言，都市人更加追求个人幸福，包括个人欲求的满足。曾树生、汪文宣等人生活的都市环境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寓所。其中不仅仅包含都市通常所具备的要素还包含当时的时代要素――战争。战乱无疑是都市文化以及人性健康发展的阻碍。当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连自身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他们的人性的完善更加举步维艰。“都市如同机械式的怪物，在吞噬着都市人的心灵与肉体。”[2]矛盾的都市文化导致了都市人的矛盾的人性，都市的异化导致人性的异化。都市人的困境不在于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是在于他们在无从追求之际走上一条与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相反的道路。

参考文献

[1]（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M].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xvii.

[2]刘钊.都市文化：危机及拯救[D].江苏：苏州大学，2014：34-64.

[3]巴金.巴金小说名篇[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167.

（作者介绍：杨馨婷，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