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与整合:学术“场域”的进化逻辑

[摘要] 作为特定“场域”的学术系统，总是按照分化与整合的逻辑不断进化与发展 以组织上的横向分部、纵向分层为基础，学术场域进而借鉴行会“对外垄断、内部共谋”的机制，维护学术自由和组织自治 不过这些变化可能导致学术场域的过度分化，滋生过度自利倾向、诱致学术腐败，为了防止过度分化与自利、持续赢得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学术场域一般会从认识论基础、知识操作规则及社会心理基础等方面寻求整合之道 分化与整合机制有助于保证学术场域相对独立地运行，并在一定程度上自我调节学术失范

[关键词] 学术生活 学术场域 进化逻辑

[中国分类号]C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7―0082―07

学科为什么会不断分化?“学术明星”、学术中心是如何炼成的?学术腐败、学术失范为何时有发生?学术共同体为何重视建设并强调遵守学术伦理规范?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且在现实中倍受关注，不过，对这些问题的零散解答总有一种隔靴搔痒之感。摆脱这种感觉的根本之道是，放弃为所有些问题寻找共同答案的努力，转而寻找贯穿所有这些问题的共同基点。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共同基点就是学术系统及其学术生活究竟有什么规律?

学术系统其实是一种特定“场域”，即“那种相对自主的空间，那种具有自身法则的小世界”，“决定有所为或有所不为的人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结构’”。由于知识增长、学术研究永远“在途中”学者之间、学者与社会之问的权益关系必须不断调整，学术场域往往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按照特定自的逻辑进化和发展，分化与整合，是学术场域最基本的运行逻辑。社会组织的分化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向分部(创造出相似或相同的子系统)、纵向分层(使多元子系统分化成等级化序列)两种方式最为常见，因此也是学术场域的基本分化方式。此外，学术场域还借鉴行会组织的“垄断、共谋”机制维护自身利益和特权，但这种努力可能诱致学术场域的利益分化甚至过度自利。为了防止过度分化与自利、赢得持续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学术系统一般会自觉进行场域整合。阐释学术“场域”的分化与整合逻辑及其具体规律，具有明显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部落”分化律

巴里・巴恩斯指出，“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以专门的非个人性知识为基础的世俗社会，这个社会赋予科学家和科学知识的地位，如同我们的前辈们承认牧师和宗教教义所拥有的地位。19世纪前后，学术研究和知识操作逐渐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活动，从事学术研究和知识操作者从社会其他行业中分化出来，获得了专门的职业身份，构建了学术场域。学术场域往往以民族国家为疆域，依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组织，按照学科标准进行横向分部。分化是学科的基本特性，“学科”的字面直解即“学术的分科、分科的学术”。我国在学习、借鉴西学的早期将science翻译为“科学”，这种译法虽未揭示出science包含的“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以及规律探索过程中所彰显出的献身精神和虔诚意识”等内涵，却突出了它作为“分科之学”的形式特征。

托尼・比彻扬弃了C.P.斯诺从“科学与人文”的维度把学科划分为“两种文化”的二元分类方式，认为学科的横向分化会形成许多“学术部落”。并且“学术部落”在学科的知识形式及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可识别的模式。学科分化并形成众多“学术部落”，首先是适应了知识增长的需要。个体的时间和精力非常有限，任何人再也难以在知识爆炸的现代社会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学家；更何况，知识探索务求专、精，唯有专门、专一，才能精益求精。其次，学科分化出越来越多的“学术部落”，也是知识操作者保护自身利益、拓展外部资助的重要方式。如果许许多多的学者集中在同一“学术部落”之中，混一式管理、集体的活动，不但会产生资源的争夺，而且还会因彼此争吵、“文人相轻”而互相牵制。因此，“在结构复杂的现代组织中，人们巧妙地运用分化基层组织的方法，以求增加每个人对资金的要求”。 “分化是保护集团利益的一种手段”，比如，“如果生物化学家能够把自己的专业发展到足以单独成立一个系的程度，他们就不用跟化学家在同一个系里争夺地盘了。不管是在文理学院还是在医学院，他们跟历史学家或医学教授之间的冲突就会减小。由于双方不再呆在同一个预算单位内，他们避免了可能会发生的资金分散”。

梅茨格的研究表明，知识发展和学科分化大体存在四种模式：学科分娩(从传统学科中分化出新的学科)、专业联盟(几个学科通过联合、交叉形成新的学科)、学科科目的显贵化(原本声誉较低的学科通过超越先前卑微的声誉而获得正统地位)、学科扩散(原有学科逐渐拓展研究领域、扩散学术领地从而实现新的发展)。19世纪是学科分化的黄金时期，当时学科分娩是学科分化最主要的方式。以德国为例。19世纪之前的德意志大学继承中世纪传统，对应人类的四种基本需要(成长为社会的人，保证人的精神健康、身体健康及维持社会秩序)分别开设文、神、医、法四个学部。但随后哲学学部取代文法学部，并借助“哲学是一切知识之总汇”、“哲学是科学之科学”、“科学是体系化的知识或知识的体系化”等观念，在哲学学部中迅速分化、孕育出天文、物理、化学、数学等几乎所有此前未独立的学科门类。据此，德国学术及高等教育实现了大发展，当时的世界学术中心甚至因此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

二、等级分层律

横向分部是学术场域扩张规模的重要方式，但为了防止因过多的横向分部而导致运行失控、束缚组织的环境适应能力，“学术部落”进而选择了第二种进化方式：纵向分层。学术场域层级分化的前提和基础是知识的等级化排序。知识本身是基于彰显人类的本质力量、表征人之为人的特性以及通过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的理智成果，自然意义上的知识并无价值差别，也不存在等级差异。但是，当知识与人类社会在特定时空中的特定需求联系在一起时，它就被赋予了价值内涵、烙上了等级差异。知识的等级化排序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不同知识谁对谁错的问题。有关知识“对错”的判断贯穿于人类文明史的始终。中世纪的宗教裁判其实也是对知识对错的裁判――只不过它的标准有误。二是不同知识谁优谁劣的问题，不同知识谁更重要。斯宾塞虽非最早但最明确地提出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命题尽管人们不一定完全赞同他给出的答案――“科学”，但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却构成了科学史、学术史的重要内容。布尔迪厄发现，被认为更加重要的知识“能够获得权威，不仅能够规定游戏的规则，而且能够规定游戏的合法性。比如，规则就是依据这些东西来分配游戏利益的，使得某个题目的撰写显得重要或不重要，成为亮点或过时，在《美国如是学报》上发展文章，要比在《法国纵横学刊》上发表更有回报”。同理，在《中国社会科学》上肯定能使研究者在国内赢得更高的声望。

知识的优劣及价值高低之分，虽属特定群体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但这些分化必然引发学术生活的连锁反应。首先，它将导致知识操作方式的等级分化。知识操作方式具有多样性，包 括了发现、综合、应用、教学等多种活动形式。与知识本无优劣的特征相一致，知识操作方式也没有贵贱之别。但是，当社会需求赋予知识操作方式以不同权重并造成等级差别时，就会诱致知识操作方式的权熏差异。最典型的就是重科研、轻教学；重发现，轻综合、应用。这些都是学术场域中非常典型的“学术漂移”倾向，其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引致“Publish-or-Perish”(要么出版要么出局)学术潜规则。

其次，它会导致学者之间的等级分化，“学术明星”也就应运而生。知识操作方式的层级分化，会导致运用不同知识来控制操作不同知识的学者的纵向分层，进而导致学术场域中权力、资源的非均衡分配。据此乔纳森・科尔等人坚定地认为，科学界存在等级分层，且按照科学产出率(即学术生产能力)对学术地位、经济收益等进行等级化分配，表征学术生产能力、扮演等级分配标尺的恰是本身亦被等级化了的学术奖励，比如在美国，接受者数量稀少的诺贝尔奖，总是被认定为在知名度、声望、接受者的研究质量等方面，高于国家科学院院士称号和国家科学奖章。

最后，它会导致学术管理者与学术研究者之间出现地位差异。学术场域越来越需要同时担负两大使命：一是与学术研究的资源提供者进行周旋，并在学者及研究项目之间分配所获得的各种学术资源：二是从事学术研究，这是他们的本体性使命。与此相对应，学术场域中的两类角色可以获得崇高声望：一是由于占据着管理和决策的位置而对科学的组织结构有所贡献者；二是因其对思想体系的贡献而达到高位者：这两类人分别掌握着不同的“科学资本”，进而形成了两种不同权力。前者掌握制度化的科学资本，据此形成的政治声望能转化为学术管理权力，“这种权力与科学机构、实验室或行政部门的领导层以及各种分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等的下属机构所占据的优势位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权力与作用于生产资料(合同、声誉、岗位等)以及再生产资料(任命权和任职权)的权力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掌握“纯”科学资本，它形成“一种或多或少独立于制度化的权力的个人‘声望，。这种个人声望，几乎完全建立在所有满天飞或他们中最神圣的那一部分人认可基础之上的。这种认可并不具体，也没有制度化(尤其是那些通过互相尊重的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隐性团体’)”。在学术场域中，掌握制度化的科学资本者扮演学术管理者角色，掌握“纯”科学资本者扮演研究者角色，这两类角色在不同的学术场域中地位有所差异。在学科成熟且自主性强的学术场域中，仅仅拥有制度化科学资本也许并不会让知识操作活动中的佼佼者获得太多的成就感，而在不太成熟、缺乏自主的学术场域中，“纯”科学资本也许很难让知识操作者在工作中游刃有余。布尔迪厄提出了如下设想。 “假如最具权威的人同时I乜是最具实力的人，那么从科学意义上讲，‘场域’的效率岂不是更高吗?如果‘场域’能够更高效率地运作，耶它岂不就更充满活力吗?”现实的残酷往往使布尔迪厄的理想预设破碎，促进学术发展的价值理性总是让位于提升活动者本身的掌控力和优势地位。拥有制度化的科学资本者总会或多或少地抢占“纯”科学资本的利益和荣誉，这使得“纯”科学资本不得不在制度化的科学资本的掌控下匍匐前行；拥有“纯”科学资本者也会尽量争取制度化科学资本，这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有效选择：“科学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行战略，不同的人都能依据拥有的不同资本，以及通过获取这个资本的方式与资本的关系，从一个领域跳到另一个领域，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中，职能部门中“双肩挑”管理人员及“仕而优则学”的教授、研究员，恰是对“改行战略”的生动写照。 “改行”的意志如此坚定强劲，甚至出现了“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的奇观。

等级化了的学术系统，通过“知识与权力”的相互正当化，进而实现与社会等级的同构，甚至成功实现对社会等级结构的复制。据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由政府下达或委托的纵向课题比来自市场或通过市场竞标机制获得的横向课题更具影响力，为何大学“行政化”倾向虽屡遭批判但仍难以得到根除。

三、行会“共谋”律

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学术系统不但在组织层面进行横向分化、纵向分层，还从价值论角度思考如何维护和捍卫学术场域的独特利益，特别是要维护和捍卫学术场域的学术自由、自治等特权。为此，学者社群自其在中世纪萌芽之日(即学术活动建制化的早期)起，就开始借鉴新兴城市中的流行模式――行会(guild，同业公会、行业协会)，建构起一种非常独特的利益“共谋”机制。

行会其实是一种以垄断与共谋为基础的自利性组织，虽然它绝不轻言放弃其社会责任。为了防止陷入恶性竞争、维护同行业者的整体利益，同一地区的师傅们，一方面在自己的作坊内对帮工与学徒进行等级化管理，另一方面又与其他作坊的师傅们在行会中，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平等协商，共同应对诸种压力与控制。作坊内师傅独控、不同作坊的师傅之间平等共治、行会整体实行排外式垄断，构成了行会的基本特征。学术场域的行会特征非常明显。与作坊相类似，高等院校及科研组织内的不同学科，往往建立不同的学术组织，比如有中世纪的文、神、法、医等不同学部，随后形成的讲座、系科、学院等学术基层组织。在这些组织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教授有如作坊主，拥有或强或弱的控制力。不同学科的教授或在院校层面，或在学术共同体层面，如同作坊主在行会中一般，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平等协商，进行学术共治。学者行会面对各种控制和干预时，在学术共同体层面以学术协会等名义，在院校层面通过教授会、评议会等不同组织方式，抑制外在控制、寻求学术自治。

学术场域排除外部控制、维持独立自由的总体策略是，以学术场域内部的行会式共谋为基础，与社会各种威权力量签订“集体契约”。19世纪之前的学术场域，常常仰赖某些政治统治者或经济大亨的个人认同和兴之所至的支持。这种个人化、偶然性支持，到了19世纪逐渐捉襟见肘。于是学术场域基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对知识和科技日益迫切的需求，借鉴医生、律师专业化运动的经验，积极推进学术职业的专业化，使大学和学院中的知识操作者转换和成长为学术专业人员。彼得・贾维斯认为，专业有两种含义，一是通过建构独特的知识论基础提供专业服务，因此它是一种“职业一服务”；二是通过独自掌握特定专业的知识资源实现垄断，因此它是“资源一垄断”。依据专业化的双重特性，借助日益深厚且越来越重要的知识论基础，凭借其对社会所做出的不可替代的专业服务承诺，学术场域逐渐与社会公众，特别是与作为公众人的政府，通过持续不断的磋商和博弈，订立象征性的“集体契约”，形成“集体共识”。“集体契约”蕴涵着双重承诺：政府和社会承诺给予学术场域适当方式的资助和支持，保障知识生产的职业化，保护学术共同体的自治；学术场域则承诺在享受学术自治等特权的同时，高效地利用政府和社会的资助，并通过多种方式回报社会，比如，承诺集体让渡其所生产的知识的“专有使用权”，使之成为“公共知识”。“集体契约”的象征性“鉴定”，是学术场域在现代社会 中的新胜利，是对大学“特许状”的现展，为学术场域中的知识操作者在世俗社会中赢得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但也须承认，由于“集体契约”的谈判性质，也可能因权威阶层过于强势，存在丧失学术自由、学术自力的风险。比如邓正来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现行学术制度乃是那些参与社会科学场域活动的社会行动者的实践同社会经济条件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的中介环节”，由于这一中介环节所渗透的外在力量的作用，同时又由于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这一中介环节缺乏知识自觉，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往往缺乏应有的自主性。

在学者社群内部亦存在着日益成熟的共谋机制，学术同行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已是不争的事实。同行之间有学术资源(如研究经费、项目立项、学术荣誉)的竞争，也有学术研究的竞争。比如，为了争取优先发表权，学者们往往争分夺秒、通宵达旦，为了独占某个研究领地，学者们往往在研究完成之前秘而不宣，对研究方法上的某些小技巧珍藏不露。但是，相互竞争的同行，同时又是彼此最基本、有时也是最重要的顾客。“就像在高等数学里一样，人们只能把最可怕的竞争者当作自己的顾客。”既相互竞争又彼此成为对方重要顾客的双重关系，必然诱使学术场域内的学者们形成共谋关系。这种共谋关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于，学术场域所操作的是外界难以理解的高深知识和高等文化，同行的交流与评价、彼此批判和相互认同，有助于促进学术的发展和知识的增长，也能在“学以致用”的循环中赋予学术本身以合法性，赢得学术自由、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等特权。

但是，学术场域的共谋也有其潜在危险，它口]能涛使学者社群逃避外部监督“偷工减料”，间接助长学术失范。具体而言，学术场域内、外部关系中的行会式共谋，首先可能使“知识”变成了知识操作者掺杂主观意志的建构，而非真理的呈现，亦非一种客观实在。拉图尔指出，“实验室的成员们不能在提出陈述的时候区分真与假，不能区分哪些陈述是客观的，哪些陈述是主观的、极其似真的或勉强可能的，……在稳定之前，科学家们讨论陈述；当稳定出现时，对象和关于对象的陈述同时出观。不久，人们越来越多地认为对象具有实在性，而越来越少地认为关于对象的陈述具有实在性。这样就出现了一种颠倒：对象成了最初提出陈述的理由。在稳定的初期，对象是陈述的潜在的形象，陈述因此成了‘外在的’实在性的镜子中的影像。”在此过程中，“事实”与“赝象”被颠倒混淆，主观建构可能遮盖、代替客观事实。其次，学术场域可能因共谋而日益膨胀其自利倾向。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研究的规模越来越庞大，争取各方经费支持以及在学者社群内部分配已有经费，成了科学家群体内部的重要议题。在涉及科技进步的各项社会议题中，如兴建核电厂和水库、发展人造卫星等等，科技专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再保持价值中立，而是直接参与涉及科技成果应用的各项决策。更有甚者，因资助来源的不同，研究者甚至还有可能更改研究结论。L，科塞发现，当社会学家面对本专业纯学术的听众时，他们倾向于认为冲突主要具有破坏性、分裂性和反功能，而当研究资助来自校外机构时，他们更多地强调冲突作为人类基本互动形式的积极作用，强调“只有存在冲突的地方才有行为意识和自我意识：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有理的条件”。最后，受共谋机制鼓励，学术场域还可能逐渐忽视自己探索未知、增长知识的使命，集体默认知识操作的形式主义化、修辞化倾向。1996年，纽约大学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在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上蓄意发表了一篇结构精巧、格式规范、参考文献繁多但充满逻辑悖论且观点错误的诈文《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随后又在《大众语言》杂志发表了《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披露了诈文事件，这就足著名的“索卡尔事件”。”该事件寓意深刻，但对于那些深得共谋好处的学者而言，并不太愿意予以彻底揭穿。

四、“场域”整合律

综上所述，“部落”分化律、等级分层律有助于学术场域的组织进化，行会共谋律有助于捍卫学术场域的权益，但是，当这些客观的进化逻辑被社会中各种利益相关者利用甚至驭使时，往往可能诱致“饮鸩止渴”效应、导致学术场域面临两大隐患：一为内部日益严重的分化，二为日益强烈的自利、学术场域的分化，表面看来是组织分化，实质则与利益分化、权力分配相联系，甚至与学术场域的一利倾向彼此强化。为了超越过度分化与自利，学术场域须从两个方面进行整合：针对过度分化倾向，对学术场域进行组织整合；针对自利倾向，对学术场域进行价值整合。为所有学术“部落”建构共同的认识论基础、知识操作规则及社会心理基础，是整合学术场域、防止过度分化及白利的根本之道，也是学术场域谋求可持续发展的一贯选择。

首先，以无差异的核心知识为基础，建构学术场域整合的认识论基础。众所周知，存在着一些人人必须知晓、能够证明人之为人的基本知识，这些知识是人类的核心知识，任何学科、“学术部落”、学术场域都必须学习和掌握，因此它们恰是整合学术场域分化倾向的基础。将这些基础知识转化和建构为人类共同的认识论基础和价值基础，至少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办法。一是培养博物学家、通才，使其通晓所有学科的所有知识――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梦想，在知识稀缺的古代是可能的，但在知识爆炸的现代已不再可能。于是人们越来越依赖第二种办法，即开展通识教育，培养专才的通识能力和博物情趣，让日益专门化的人才掌握必需的基础知识，在各自攀登心灵高峰的过程中孕育形成共同且永恒的终极关怀、

其次，以知识操作的共同规则为基础，建构学术场域整合的社会伦理基础。由不同学科构成的不同学术场域，拥有并认定不同的学术规则，它们甚至会对同一类型的学术活动做出不同的评价、以“发现”为例，“在固体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中，发现是一个关键性主题。而在植物和动物的分类研究中，发现并不太起眼；在机械工程方面，这个概念往往被发明所替代；在历史学中，发现新的原材料尽管可能非常轰动，但它并非历史解释工作的核心。”尽管不同学术场域的学术规则存在差异，但知识操作是所有学术场域的共同使命，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规范，并将这些规范内化为自己的“精神气质”。罗伯特・K・默顿提出的“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科学规范，尽管可能受到批判，但从来没有遭到否定。学术场域的共有规范，其实是知识操作活动的基本规则，是学者社群的自律伦理。不断宣讲、自觉遵守这些规范，既能从组织文化的角度整合走向分化的学术场域，也有助于从价值倾向和精神气质方面防止学术场域陷入自利的泥沼，不断提醒曾与社会“订立” “集体契约”的学术场域履行自己的价值承诺，捍卫非功利主义、利他主义、普遍主义等价值旨趣。

最后，以特定的学术典礼、仪式为基础，建构学术场域整合的心理基础。学术场域中的心理基础，不仅包括精神气质、伦理规范，还包括共同的心理认同感。稳固、持久的心理认同感往往浓缩为组织信仰，并在交流过程中以共同的群体意识、身份特征、地位观念等形式表现出来。比如，身处不同学术场 域的学者，一般会坚持自己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在政治上坚持理性的批判、保持中立的立场，在经济上要求达到“中产阶级”水平，在思想观念方面则信奉“专业主义”，等等。

学术场域的整合，既强调存异，也坚持求同，不能存异则将全盘否定学术场域分化的成果，扼杀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能求同则会失去整合的基础；学术场域的整合实践既强调同中有异，唯此才能“和而不同”，又坚持异中存同，否则就是“同而不和”。正是借助求同存异式的自我整合，学术场域尽管有分化和自利的潜在弊端，但一直都能得到社会的容忍且昂首前行。

五、结语

学术场域的进化逻辑具有无可争辩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学术活动面对的是未知世界，学术生活的终极旨趣在于探索未知、寻找规律，因此学术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分化与整合逻辑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学术场域所处的政治体制、社会发展程度、经济生活方式及学术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出现本质性差异。学术无国界，终极旨趣在于求真、向善、崇美的学术生活方式，亦能跨越国界，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通约性。

学术场域的神圣性和非功利主义是有条件的。许多人愿意相信，学术是神圣的，学术生活是圣洁的。其实这是就学术及学术生活的终极旨趣而言，或者说，当我们把学术和学术生活当作一种理想类型、一种类似于响应上帝神召的事业、一种终极关怀时，它是神圣且圣洁的，它坚守非功利主义。但在现实的学术生活实践中，这个结论又该具体分析。为了保证学术场域在特定的利益分割社会中生存与发展，学者社群往往不得不参照特定的社会组织方式进行自我保护。被大学和学院、学术共同体选择的组织参照是行会。而行会式的对外垄断与内部共谋本能，天然地使学术场域在其现实性上只是一个普通的社会组织而已。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较，学术场域组织的差别不在于它天然地、绝对地具有神圣性，而在于它的社会分工与众不同，而且在现代社会中具有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从学术场域的现实运行规则上还原其现实样态和运行逻辑，必然会导致对学术场域神圣光环的剥夺，肯定会对某些与学术相关的理想情怀和善意的情感依恋造成负面冲击。但是，要想认识和理解学术场域的运行规则，必须坚持“价值无涉”的态度，客观分析和理性阐释这些现实。

学术场域存在方式具有自组织特性。学术场域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规律，以分化与整合为核心，围绕合作与竞争、自利与自控等矛盾关系，不断寻找保持平衡和协调的路径和对策。在此自组织运行过程中，学术场域的分化与整合逻辑形成一个彼此衔接的规律体系(图1)，

并进而保证学术场域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调节能力及相对独立的自主发展能力，才能不至于因对学术生活的垄断而陷入腐化堕落的深渊，才能通过内部的自我调整，防止丧失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根据。唯其如此，学术系统尽管时有丑闻出现，但至今为止仍未因此就被彻底摧毁或抛弃，反而越来越繁荣。当然，也不能忽视外部环境因素对学术场域的影响甚至制约作用。从当前的发展趋势看，学术场域受到外部威权力量制约与控制的程度越来越明显，学术自由、学术自主的传统信念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来自外部的绩效评估已成为学术系统挥之不去的梦魇，学术场域的自组织能力及效果已经受到限制。因此，为了准确解答学术场域的诸多现实难题，必须内外结合，从学术场域的内、外部关系中寻找答案。

总之，从逻辑上划分出学术场域的“部落”分化律、等级分层律、行会“共谋”律及“场域”整合律，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有助于理解当前学术生活的种种现象、预测学术生活的变革趋势、探寻学术生活的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