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说了许多空话”的论战

1921年1月21日，意大利共产党成立；同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两党一成立，就都加入了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彼此成为兄弟党。在中共领导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意共都给予了有力的精神和舆论支持；对于意共的斗争史，中共也给予了肯定和尊重。但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意两党关系一度中断……

附和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意共领袖陶里亚蒂被点名批评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工作报告。报告对当时国际局势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个体系“能够共处”、“进行经济竞赛”；认为防止战争是可能的，“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认为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即“和平过渡”，而不一定采取十月革命式的“暴力过渡”。在大会最后一天，赫鲁晓夫还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推行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先在西方国家公开披露出来。6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美国等西方国家抓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把柄，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苏的潮流。

对于赫鲁晓夫的做法，中共和意共的态度泾渭分明。

身为西欧最大共产党的总书记，意共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积极响应赫鲁晓夫，重申其不同于十月革命道路的“结构改革论”：“我们在我国国内形势下所采取的整个行动，无非是把争取革新全世界的结构的伟大斗争转化到意大利国内。”这个“整个行动”，就是所谓“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也就是所谓通过“结构改革”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还发表文章抨击斯大林时代苏联党和国家的种种不是和错误，客观上附和了国际反苏潮流。

对于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的一唱一和，中共和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揭开了对斯大林神化的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讲真话，敢想问题；忧的是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从国际共运的大局出发，完全抛开个人对斯大林的不快，表明了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严肃态度：“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亲自动手修改过的《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一文，表达了中共和对斯大林的评价：“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篇文章的发表，使中共和“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的赫鲁晓夫、陶里亚蒂拉开了距离。同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又点了陶里亚蒂的名：“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对于赫鲁晓夫、陶里亚蒂提出“和平过渡”问题，不以为然又深以为忧：“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由于在批判斯大林及实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迥然态度，中共和苏共、意共产生严重裂痕。1956年9月，中共召开，苏共、意共等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共产主义阵营维持了表面的团结。但是，自苏共二十大以后，陶里亚蒂等提出批判个人崇拜不能限于表面，而要从政治体制上寻找深层次的原因。对于意共追随苏共的反个人崇拜呼声，是极其不满的。

莫斯科会议，陶里亚蒂认为“疯狂”；在批判南共联盟上，中共、意共分道扬镳

1957年11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各国党会议。会议期间，语出惊人：“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对的这番话，以陶里亚蒂为代表的意共非常不解甚至认为他“疯狂”。

当时，东欧许多国家都想摆脱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西欧许多共产党也想走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从维护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角度说，中苏两党对此都是不赞同的，中苏两党都希望用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来规范这些国家和这些党。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好些党都说自己的党是马克思主义，要建设自己党的牌号的社会主义。波兰党认为自己有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南斯拉夫党也认为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意大利党更是这样，他们主张多中心，认为各有各的社会主义，不能强求一律。对于意共的“多中心”论，中共认为是不顾大局，瓦解社会主义阵营。

在和中共的眼中，以陶里亚蒂为代表的意共等党，都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搞的是“修正主义”；在陶里亚蒂的眼中，和中共则是无视时代的发展变化，完全从本本出发，搞的是“教条主义”。由于各方“心有千千结”，在最终通过的《莫斯科宣言》中，中、苏、意等党相互矛盾着的主张都被包容了进去。

但是，矛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在批判南（南斯拉夫）共联盟过程中，中共和意共又出现了不和谐之音。

1958年4月中旬，苏共的《共产党人》杂志发表了署名批判文章，拉开了全面批判南共联盟的序幕，中共很快也加入战团，将南共联盟定性为“现代修正主义”。在中苏两党的号召下，一场世界范围的批判南共联盟“修正主义”的斗争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58年底。从批判的具体内容上说，南共联盟的所谓“修正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承认和不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不承认和不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二是要摆脱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很显然，南共联盟的某些观点，和意共不谋而合，“今天看来也是一家之言”（胡乔木），但当时中共和却认为是“大逆不道”。所以，中意两党对南共联盟的态度各异。在批判南共联盟时，意共和苏共保持一致：一方面注意留有余地，另一方面仍保持着党际关系，所以从趋势上看批判的力度越来越弱。与苏共、意共相反，中共在批判南共联盟时，从一开始弓就张得比较满，而且影响到两家之间的关系，从趋势上看批判的力度越来越强。除批判的言辞十分激烈之外，中国还将驻南大使召回，南斯拉夫也随后将驻华大使召回，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很快降到代办一级。对于苏共、意共在批判南共联盟态度上的逐渐软化，中共是十分不满的。比如，中共多次批判南共联盟纲领是为了“符合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就是针对苏共、意共的和平共处政策的。

对于中共的不满，苏共、意共心知肚明，彼此的不满在积累。

陶里亚蒂指责中共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境冲突中的原则立场，中共忍无可忍

时间飞快地进入1962年。这年10月，中国被迫对印度进行边境自卫还击作战，重挫印度军队。同月，苏联和美国间爆发古巴导弹危机，苏联背着古巴与美国达成妥协。在中印冲突中，苏联包庇印度，说中国“冲动”、“好战”；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中国批评苏联向古巴偷运导弹是战术上的“冒险主义”、背着古巴与美国达成妥协是战略上的“投降主义”和“抛弃各国人民独立的事业”。本来，中苏相互指责不关意共的事，但陶里亚蒂却插上了一杠子。

1962年12月初，意共举行第十次代表大会，中共派出相当规格的代表团参加。12月2日，在题为《劳动阶级团结起来，争取在民主和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总报告中，陶里亚蒂附和苏联，点名攻击中共在中印边境冲突、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原则立场。

谈到古巴事件，陶里亚蒂这样说：“在最尖锐的决定性关头，当似乎肯定美国极端分子输了一局，原子冲突就要爆发的时候，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苏联又一次善于采取行动，避免战争，建议并接受一种体面的妥协，那就是：用撤走导弹武器来换取帝国主义放弃侵略古巴，因而也就是换取对古巴独立的保证……在古巴冲突中，苏联领导人在最严重关头建议合理妥协，以求拯救和平，这是他们的功绩，而不是他们的罪过。为了这种负责行为，所有人都应当感谢苏联领导人。说什么这种负责行为是出自恐惧，出自抛弃各国人民独立的事业，是不可容忍的、荒唐的、应当毫不犹豫地予以谴责的事。怎么能把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执行的政策同慕尼黑会议上对希特勒的投降行为等量齐观呢？”这等于说中共对苏联的批评“是不可容忍的、荒唐的、应当毫不犹豫地予以谴责的事”。

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陶里亚蒂一方面说，“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中所包含的一切合理的和正确的东西。我们也知道，武装行动是从印度方面的一次进攻――我们不晓得这次进攻的规模如何――开始的……所有这些我们都没有忘掉。”另一方面又说，“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认为：在两个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它们任何一国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帝国主义野心――中间发生武装冲突，是没有道理的、荒唐的。这两个国家都是万隆会议的倡导者，它们有责任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一个有关边界的问题，何况这条边界又是通过几乎人烟绝迹的地方。中印之间的武装冲突，只能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和平的斗争的发展方面产生消极影响。这种冲突，只能使印度领导集团更加严重地向右转。而且，它对于那批中立国家，也是一个严重打击。这些中立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是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中的一个积极因素。”在此，他不分是非地指责中国进行还击“是没有道理的、荒唐的”，“只能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和平的斗争的发展方面产生消极影响”，好像中国破坏了“争取和平共处”。

为此，出席意共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不能不在致词中严正地声明：“我们不同意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和诬蔑。”但是，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领导人表示“坚决拒绝”中共代表提出的意见，并且继续攻击中共和其他兄弟党，坚持要进行“公开的辩论”。

陶里亚蒂的观点和赫鲁晓夫“心有灵犀”，决定对苏共、意共等党进行“公开的辩论”

在总报告中，陶里亚蒂还阐述了许多让中共和难以接受的观点。

谈到核战争问题，陶里亚蒂说：“核武器的发现和普遍扩散，是武器性质的质变，这意味着只要把这种武器用于战争，那么战争就变成在质的方面和以前不同的东西。在这种战争性质的改变面前，我们的学说本身要求作一些新的考虑，要求做进一步深化和有新的发展。”意共这种观点，在中共看来就是：夸大核武器的作用，结果就是向帝国主义投降。

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陶里亚蒂说：“1960年秋，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当时中国同志们提出了某些观点，大会拒绝了这些观点，同时取得了一个共同的明确观点。但是，上述观点目前又以一种公开的和激烈的争论方式被重新提出来。”1960年秋，中共曾在莫斯科会议上坚持“战争不可避免”、“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陶里亚蒂旧事重提，明显表示对中共观点的不以为然，讥笑中共和的“纸老虎”论：“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存在、巩固和不断加强，造成了一种局势，在这种局势下帝国主义领导集团已不能再为所欲为了……看不到客观形势的这些变化，或者肯定说帝国主义是一只简单的纸老虎，用肩膀一推就倒，都同样是错误的。”

谈到和平共处问题，陶里亚蒂说，“和平共处是国家之间关系的另外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建立在相互了解、信任、排除战争的竞赛，以及充分保证各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的基础上的。因而，也就是建立在合理解决今天仍然存在的、引起摩擦与不断冲突的一些问题的基础上的。我认为，把那些认为这基本上应当是当前共产党人国际政策纲领的人指责为背叛马克思主义学说，背叛革命事业，把他们扣上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甚至是对敌人卑躬屈节的帽子，那是荒唐的。”当时，中共对片面提倡“和平共处”确实进行过指责，并扣上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甚至是对敌人卑躬屈节的帽子”。 陶里亚蒂指责中共及其支持者阿（阿尔巴尼亚）共的这种作法是“荒唐的”，并邀请被中共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南共联盟与会，这不能不引起中共和的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何去何从？

早在1959年9月，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为标志，苏联的外交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调整，赫鲁晓夫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中共称之为“三和论”）以及“争取建立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中共称之为“三无论”）。中共及认为，赫鲁晓夫及苏共的这些观点造成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混乱，于是在1960年4月连续发表了《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等3篇文章，开始全面批判苏共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

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代表团向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提交了一封信，信中系统地驳斥了中共在上述3篇文章中的观点……

恰巧这时，意共公开指责中共并和苏共“心有灵犀”，为苏共的“三和论”、“三无论”张目。一向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于是，他决定与苏共、意共等党进行“公开的辩论”。

由于指桑（陶里亚蒂）骂槐（赫鲁晓夫）的论战需要，陶里亚蒂成了中共的靶子；感慨：“陶里亚蒂也作了一些好事”

但是，又非常注意策略，指示反击文章暂时不要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名字，以便留有余地。于是，中共采取了指桑（陶里亚蒂）骂槐（赫鲁晓夫）、敲山（陶里亚蒂）震虎（赫鲁晓夫）的策略。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批评中共的政党很多，中共挑选陶里亚蒂作为第一个公开批评的对象，是由于认为：陶里亚蒂长期主张“结构改革论”，这一理论比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和平过渡”论更早、更系统。另外，陶里亚蒂的讲话、论著“稍有理论色彩”，“更有欺骗性”。

1962年12月4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12月2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一些决定。邓小平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他在传达中还说：“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

12月29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审定。收到社论稿，极其重视，连夜看完，30日凌晨2时写批语给邓小平：“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

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中共反击苏共等兄弟党攻击的第二篇答辩文章，同时刊登了《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摘要）》。这篇社论，着重批驳陶里亚蒂（实际上是赫鲁晓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纸老虎”论断、和平共处和陶里亚蒂主张的“结构改革论”等方面。文章保留了一个最大的余地，就是没有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名。

1963年1月6日下午，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田里见一行。在谈到当前的论战时，他透露出“不得已而为之”的感慨：“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还说：“陶里亚蒂也作了一些好事。”

1963年1月15日至21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反驳。

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决定，由写作班子起草答辩文章。1963年3月1日至4日，《人民日报》连载了《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六篇答辩文章。这一次，陶里亚蒂又充当了因“骂槐”需要而被指的“桑”。

不过，陶里亚蒂也应该荣幸，因为“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改了几遍”。文章要分四天连载，也是提议的，他认为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也是下功夫修改最多的一篇。”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一篇长文章，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锋芒所向实际上是对着赫鲁晓夫等人。但由于经过多次修改，其犀利的笔锋也令陶里亚蒂“臭名昭著”，成为了“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的代名词。

随着苏联霸权面目的暴露，中共、意共重新接近；“把分歧摆在一边”，两党关系掀开新的一页

1963年春，中共公开发表苏共3月30日的来信，并于6月14日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对苏共强硬反击，批评苏共的“三和论”、“三无论”，使两党之间的论战进入了新的高潮。从此双方不再保留任何余地，“撕破脸皮”，公开点名相互批判，由“指桑骂槐”到“指槐骂槐”，中共的“九评”随之出炉。

由于中共和苏共关系破裂，意共和陶里亚蒂作为“骂槐”的“指桑”作用自然消失，但是由于被中共加上“现代修正主义”的帽子，“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中意两党关系一度中断”。不过，中共和意共还是彼此关注，陶里亚蒂逝世时，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去唁电。

1968年8月，苏军入侵推行本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中共表示强烈谴责，意共、西共、英共等17个党也联合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苏军侵捷的卑劣行径。这是中共和意共的一次“精神合作”，也是苏共走上孤家寡人道路的标志。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审视一切，其中包括中苏论战及这一大背景下的中意两党论战，得出全新的认识：当时双方都说了许多空话，中共的“一些观点和做法也有不妥和错误的地方，对一些有待实践证明正确与否的重大理论问题过于仓促地下结论”。

1980年4月，时任意共总书记的恩里科・贝林格率意共中央代表团访华。4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在会见贝林格时说：我们有变化，国际形势、世界也都在变化，变得我们现在终于坐在一起了。整个国际形势要求我们这样做，世界人民也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党高度赞赏我们两党恢复关系。过去吵架，没关系，统统作废，一起烧掉。有不同意见，不要紧，当然总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双方都把问题讲清楚，有些问题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过去许多争论，并不是我们讲的都是对的，我想你们认为自己讲的也不一定都对。把问题说清楚，就能加深了解。我要说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

贝林格也对意共过去的“空话”进行了反思，完全同意邓小平的观点。从此，中意两党“相逢一笑泯恩仇”，走上了发展友好关系的新道路，当年论战的恩怨遂成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