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众化教育走向中的法学精英人

伴随着高等学校的大扩招，我国高等学校的法学教育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法科学生在校总数也在急剧增加。由此引发了法学教育界关于中国法学教育的性质、地位、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育改革、培养模式、质量标准等问题的大讨论。仅仅在近年来，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接连召开，〖ZW（DY1〗在这些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中，影响最大的会议当数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21世纪世界百所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这次会议，“来自世界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的最有影响的132所著名高等学府的数百位声誉卓著的法学家聚会北京，就21世纪法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以及法学各学科的重要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参见曾宪义：《继往开来，团结奋斗，加强国际合作，繁荣法学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学教育论文集》，第8页。）在此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又于2001年12月成功地举办了“21世纪亚洲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浙江大学法学院在2002年春举办了“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暨首届全国JM教育论坛”；中国政法大学于2002年5月举办了“国际法学教育研讨会”，中山大学举办了“法律诊所国际研讨会”，华东政法大学于2002年9月举办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2002年年会暨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学术研讨会”。）一大批学者对这些十分值得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本文在此基础上，仅就大众化教育走向中的法学精英人才培养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法学界同仁。

一、法学教育的本质是精英教育

近年来，关于法学教育的性质问题，法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是围绕这样一些问题而展开的：一是法学教育究竟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二是法学教育究竟是通识教育，还是学科教育，或是职业教育，或是兼而有之？三是法学教育究竟培养的是通才，还是专才？对于上述问题，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我的观点是，若从本质上看，法学教育乃是一种精英教育。为了便于我们讨论问题，有必要对于什么是精英教育作出界定。从字面看，所谓精英，有两层意思：一是精华，二是出类拔萃。所谓“精英人才”，乃是指人才中的佼佼者，人群中的出类拔萃者。其实，“精英人才”的概念是一个具体、历史的范畴。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刚刚恢复高考的头几年，能够考上本科的学生，就被社会称之为“天之骄子”，因此，那样的本科生才能算得上“精英人才”。如今，高等学校本科大扩招，似乎只有硕士以上的人才才能称得上“精英人才”。“精英人才”不仅是一个具体、历史的范畴，而且也是一个现实的范畴。即便在处于大众化教育过程中的今天，我们总是把每年在高考中成绩优秀、处于高分段的考生看作考生中的“精英”，这批考生，成为各个高校竞相争夺的对象，有些高校不惜以高额奖学金作“悬赏”，吸引这批学生报考。可见人们不知不觉中存在着这样的共识：大众之中有精英，或者说精英存在于大众之中。法学界一个普遍的观点是，现在法学专业逐年扩招，法科在校生逐年增加，因而法学本科教育乃是大众化教育。（如霍宪丹先生认为，法律职业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二是抽象与经验的统一，三是同一性与复合性的统一，即专业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四是精英化与大众化的统一。他指出：“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一方面，社会必然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任职条件和要求，进一步严格法律职业的准入标准，要求推进法律职业的精英化；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人才需求的不平衡，社会各方面也同样需要大批法律人才。与此相对应的是，法律职业的精英化与法律事务的大众化相统一，法律本科教育的大众化趋势与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精英化相统一。”应当说，这种观点颇具代表性。参见霍宪丹：《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不过，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即目前各个高校的法学专业仍然是众多考生追逐的热门专业，至于一些名校的法学专业，考上就更不容易了。可见，法学专业的学生，相对而言，他们乃是同批次学生中的“精英”。仅仅从词义上来说明法学教育是一种精英教育，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们必须对此作出学理上的阐释。

1.这是法律文化的特质决定的。“从社会的角度看，法是一种社会现象。从文化的角度看，法是一种文化要素。”（梁治平：《法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法律文化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法律文化应该能够囊括所有的法律现象：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法律行为、法律的机构和设施、法制制度和作为符号体系的法典、判例，以及不成文的惯例和习惯法等等。狭义的法律文化则主要指法（包括法律、法律机构和设施等）的观念形态和价值体系（包括知识、信念、判断、态度等），与此有密切关系的人类行为模式也应该包括在内。”（梁治平：《法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然而，不论是广义的法律文化，还是狭义的法律文化，它都是一种与俗文化相对

应的雅文化，或曰精英文化。而高层次的法律人才，乃是法律文化的载体，是法律文化的创造者、研究者、运用者和传播者。理所当然，这样的人才应当是社会的精英人才，这样的人才只能通过高等学校的法学教育来培养。

2.这是我国社会转型引动的社会管理模式转换的需要所决定的。任何社会的管理和治理，都需要精英人才来完成。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的管理模式也由集权式管理向民主型管理的转变，由人治型管理向法治型管理的转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管理走向大众化民主化的同时，社会管理的专门化、精英化的趋势也在发展，精英管理不但没有被削弱，相反还得到了加强，只不过内容和形式都有了更大改变：精英的作用不再是为了维护精英的统治和服务于精英自身的利益，而是服务于大众的利益；精英的选择有了更多的民主的成分，精英的活动有了更多的社会监督。”（黄建武：《法学教育中的精英模式与大众模式》，载《学术研究》2002年第10期。）在我国社会转型引动的社会管理模式的转换过程中，承担着社会管理任务的主体也必将发生极大的变化，他们将由军事精英、工程技术精英向管理精英、法律精英的转换。这也是一种世界性的大趋势。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在政坛位居要职的领导人多具有法学知识背景，从一个侧面也观照出这一世界性的大趋势。3.这是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从共性来看，它要贯彻和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从个性来看，它应当培养基础扎实、专业面宽、人员素质高和适应能力强的高级法律专门人才。（参见赵相林：《中国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学教育论文集》，第909页。）这就决定了法学教育要培养出社会的精英。高级法律专门人才应当是社会的精英。

二、法学精英教育的基本要求

法学的精英教育，是指针对高层次法律人才的素质教育，其任务是培养法律精英人才的品质。其基本的内在要求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霍宪丹先生认为，法律职业的基本要求是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统一，人文素质和专业素质的统一。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应当掌握法学学科体系的基本知识，应当具备法律职业的基本素养，必须具备从事这一职业的基本技能。参见霍宪丹：《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我认为，这种界定是很有见地的。）

1.专业知识。高层次法律人才应当具备系统扎实的法学专业知识，他们不仅要掌握法学专业所涵盖的由十几门二级学科所构成的课程体系，包括核心课程、方向课程、选修课程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在这些课程的教学内容中，特别要注重对学生进行基本概念、基本问题、基本原理等知识的教学。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法律的存在状态、结构、属性、关系以及运行规律有深切的把握。专业知识是否系统扎实，是法律人从事法律职业的前提基础和知识背景。

2.综合素质。人的素质是人所具有的知识水平、道德修养、价值观念和行为特征等方面的有机统一。高层次法律人才既是专家型法律人才，也是复合型法律人才。这种专家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综合素质包括：（1）具有复合性的知识。它要求法学专业的学生“既懂法律，又懂经济、人文、社科知识；既懂法律专业知识，又懂其他专业科学知识；既懂中国法律，又懂外国法律；既懂中文，又懂外文，完全能够适应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谷春德：《中国法学教育未来发展趋势》，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学教育论文集》，第347页。）我认为谷春德先生对复合性知识的理解是正确的，不能仅仅把复合性知识仅仅理解为人文科学知识，因为人文科学通常是指文史哲学。也就是说，”作为法律人，在面对日益完善和纷繁的法律关系、法律规定和法律制度时，不仅要掌握法律专业知识，熟悉法条和诉讼程序，而且要理解和掌握法律规则和法律背后的法律意识、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科技、历史、文化、社会、道德、伦理和传统等背景；不仅知道法律是什么，还要知道法律为什么如此，在此基础上，还要求进一步创新思维，提出法律应当是什么。“（霍宪丹：《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诚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弗兰克福特指出的那样，出任司法高位者，必须具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先知的素质。（参见贺卫方编：《中国法学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价值观念。法学教育应当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养成坚定不移的法律信仰、强烈旺盛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刚正不阿的思想品格、为民服务、献身法律事业的人生价值追求。总之，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培养的目的，就在于“培育出传授法律精神、促进民主政治、维护社会正义与秩序、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法律家和法学家。”（霍宪丹：《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3）具有良好的行为特征。高层次的法律人才应当具有这样的行为特征：运用法律服务社会大众，不计得失维护公平正义，一丝不苟严格实践法律，严谨求实坚持依法办事。

3.基本技能。高层次法律人才“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技能：沟通、协商能力；谈判妥协能力；辩论的技巧能力和方法；制作法律文书的能力；获取、掌握和应用信息的能力；制定规则的能力；起草合同的能力；审核、鉴定和有效运用证据的能力；等等。”（霍宪丹：《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

三、法学教育理想目标的实现

基于法学教育的本质属性是精英教育的特点，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目前法学教育的现状与应当实现的理想目标之间仍然存在相当大的矛盾冲突，即法学教育的“应然”和“实然”的一系列矛盾冲突：一是法学教育行业应有的严格的准入标准和法学专业设置的相对无序的矛盾；二是法学教育的办学目标和实际办学水平的矛盾；三是法学教学内容的创新、教学方法的改革要求和教学内容相对陈旧、教学模式僵化的矛盾；四是高质量法学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和实际的投入状况严重不足的矛盾。

因此，为了实现法学教育的理想目标，我们应当采取如下措施加以改进：

1.严格法学专业的准入条件。在教育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各高校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这是高校的法定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人为地限制乃至剥夺他们的权利。但是，我完全赞同教育

主管部门应当设置新增专业的准入条件。绝不能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通过关系“创造”条件也要上，坚决杜绝一哄而上，无限制地扩张。孙笑侠教授认为：“法学院设立的最低标准有三个方面，一是法学师资，二是法学图书资料，三是法学教育设施。”（孙笑侠：《法学院标准化建设的政府调控》，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2002年年会论文。）他认为，上述“三要素”构成法学教育的主体、内涵、时空和气氛。不具备“三要素”的法学教育也就不能提供真正的法学教育的条件，不可能真正承担法学教育的任务。

2.定期进行合格检查评估。对于现在各种类型的高校所设置的法学专业，要按照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法案》规定的各项指标体系和测评标准，进行严格评估，对于核心指标不达标的学校，实行一票否决。通过这种机制，把一些师资队伍量少质差、教学条件严重缺乏、课程设置随意、教学管理失范、教育质量低劣的高校淘汰出局。对于达不到考核标准的高校，则对它采取限期整改、限制其所发文凭的法律效力、不允许该校的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参加司法考试，甚至撤消该法学院（系）等强制性措施。

3.注重素质教育。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是近几年来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和追求的理想目标。然而，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素质教育，怎样搞素质教育？对于这些涉及到素质教育的理念和前提的问题如果搞不清楚，我们就很难去实施素质教育。现在，学界和教育界的流行而普遍的看法是，主张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即简单地把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对立起来。我认为，这种主张是片面的。（我赞同胡旭晟为应试教育申辩的观点，他认为，考试具有永恒的价值，应试教育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参见胡旭晟：《为应试教育申辩！》，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学教育论文集》，第137页。）试想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应对研究生入学考试、国家司法考试和相应的职务、职称考试等各种考试，你能说他就是高素质人才？因此，我认为，所谓素质教育，应当是以人为本的成才教育，而不是制造和培养“经济动物”、“政治工具”、“科技奴隶”、“考试机器”的教育。因此，通过这种教育，我们应当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即应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心素质的人才。根据这一教育理念，法学教育的素质教育的目标应当是培养出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宽厚的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基础、系统扎实的法学专业知识、较强的法律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4.优化课程体系。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94年就正式实施了“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计划，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各专业都参与了这一改革行动，并制定了法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包括公共必修课程、专业核心课程、选修课程、实践教学等在内的课程体系，应当说，这一课程体系，是适应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的。然而，各学校在实行过程中，还存在核心课程重视不够、选修课程任意性较大（主要是因人设课，而不是因需设课）、实践课程流于形式或者根本没有开设等状况。因此，进一步改革和优化课程体系，已成为法学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关键所在。我认为，法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应由下列课程群所构成：（1）专业平台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程、法学以外的文理渗透的课程）；（2）专业核心课程（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所规定的14门课程所组成）；（3）专业方向课程（根据法学二级学科设置的若干课程，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选定，一旦选定，就列为必修课程）；（4）选修课程（根据各校的特色和优势和法学人才素质教育要求所开设系列课程，可允许学生任意选修）；（5）实践课程（包括法庭旁听、模拟法庭演练、教学实习以及其他法学实践课程）。现在，大家对这五类课程的结构框架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对于如何优化这一课程体系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我主张，拓宽平台课程，强化核心课程，遴炼方向课程，精设选修课程，重视实践课程，以此来支持高层次法学人才培养的需要。5.改进教学方法。关于改进教学方法的重要性，已经得到教育界广大[！]同仁的普遍重视。方法（approach），意为沿着正确的道路运动。正确的方法是我们认识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工具、手段和桥梁。在一定意义上看，方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法学教育而言，科学的教学方法的运用，对于提高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意义特别重大。因为培养目标、课程体系确定之后，教学方法自然就起决定作用。因此，我们要坚决克服灌输式、填鸭式、经院式的教学方法，采取双向互动式、启发式、辩论式、研讨式的教学方法，诸如行之有效的案例教学法、课堂辩论研讨法、社会调查法以及目前大力推行的诊所式教学法（参见“诊所式法律教育与21世纪法学教育改革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组论文，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学教育论文集》，第703—776页。）等等。关于这一问题，我认为，关键是广大教师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下气力付诸实施，在此就不再赘述。

龚廷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