愉快的会见

十九岁的模范荣誉军人张道华同志，是个青年团员，又是光荣的共产党员。她在朝鲜前线炮大中，奋勇抢救伤员，身受重伤，双目失明；归国后，她仍顽强地学习，愉快地生活着，表现了可贵的革命乐观精神。今年六月，她出席了中国新民主主张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由于她的要求，本刊组织了她与盲人、新盲字改革者黄乃（事迹详见本刊一九五三年第五期“盲人·共产党员·模范工作者”一文）、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事迹详见吴运铎著“把一切献给党”一书）的会见。下面发表的文章，就是这次愉快的会见的特写。——编者

一个愉快的会见，常常会带给我们难以忘怀的幸福的回忆，我动身去看双目失明的模范荣誉军人张道华同志的时候，也曾怀着这样的心情。在会客室里，不需要任何人的介绍，我立刻认出了她。不是因为她戴着宽边的黑眼镜，也不是因为她说着四川的家乡口语；而是从她那倔强而乐观的精神认出了她。她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淘气的样子，说话很宏亮；当她站起把手搭在她的看护的肩上，又热烈地抓着看护的手时，我马上觉得她正是一个甩着小辫急于出外玩耍的小姑娘，看去她比她十九岁的年龄还要年轻。我的眼睛没有离间过她，但是我没有特别注意她的眼睛，在我们会见的时间里，我也没有觉得她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自然，我不会忘记她的经历：在朝鲜前线的敌人面前，护送了七个伤员，自己最后受了重伤，而又倔强地回到自己的队伍里来的，是她；在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最激动的心情说过：“我还很年轻，我还有许多的年月来为党为祖国贡献我的一切，在的阳光照耀下，我是幸福的”的，也是她。

谈话的时候，她一直把自己处于最受宠爱的友好的气氛里。她歪着脑袋，亲切地看着我们（我觉得她能够看见我们），忽然天真地说：“你们替我想想办法，我要见见黄乃同志。”中国青年社的同志马上答应代她去邀请；她一听说吴运铎同志也在北京，立刻又提出同样的要求，这个就由我义不容辞地应承了。她显得不安静起来，轻轻地说了一声：“啊哟！这多好呵！”

七月四日上午九时，这个会见在一间幽静的屋子里开始了。吴运铎同志和我早到了一小时，吴运铎同志竭力保持等待时的沉静，没有超出一点焦躁的情绪。终于院子里有了说话声——他们来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黄乃同志，他没有戴眼镜，微露的瞳孔始终保持着微笑的神情。他的举动很稳重，却并不给别人迟钝的感觉。在三个人中甚至在我们全体在场的人中，他究竟是一个较老的干部和共产党员，他也显得比谁都老练些。他和张道华同志并坐在一张长沙发里，他关切地看着身旁这个值得尊敬的然而还幼小的同志（好像他能够看见她一样）。谈话刚开始，当他感觉到张道华同志说话很激动，也没有把背靠在沙发上时，他马上轻轻地提示她：“咱们随便谈吧，你靠着沙发躺下一些，坐得舒服些。”他敲着沙发的后背，指示她可以靠在哪里。

张道华同志舒展着她的身体，慢慢地靠在沙发上，她的脸上也露出了令人感觉到的舒畅；她的声音恢复了女孩子的温和。像回到久别的家庭，她迫不及待地告诉身旁的亲人，她是怎样度过了以往的生活。“我多么喜欢生活呵。我对什么都有兴趣，什么都想看看，看不见摸一下也是好的。知道别人在做什么，心里就是痒痒的，什么也想学，也想做。有时我上百贷公司去，听见别人说我，我马上就跑过去，问他们：你是工人呢还是农民？我总喜欢和人们在一起。我的知识不充实，该知道的事情多着呢，我还不能自己阅读，这多不成话！告诉我吧，黄乃同志，你怎么学习的？你喜欢什么？你一天怎么安排你的生活？还有你做怎么样的体操？……”问得太多了，她自己也笑了起来。

黄乃同志打开了皮包，拿出了一块为失明的人特制的铅板，在上面有一条条挖空的横格，下面垫上纸和板，就可以摸着横条写字。张道华同志一摸到横条的空格，不禁惊喜地叫出了声：“这想得多好。我从前是徒手写的，老是不端正，让我写写看吧。”她摸着写起来，我告诉她比她平时写的端正多了，她用心注视着铅板，抚摩着它，好像她真能看见它似的。黄乃同志取过铅板，开始迅速地写起字来。他在上面对张道华同志说，今天要告诉她学会盲文的常识，他相信她能在半年之内掌握盲文，这样她就可以自己阅读和做笔记了。我向张道华同志激动地读完了黄乃同志所写的最后一句话：“张道华同志，努力学习吧，你还年轻，你还需要更多的知识。”再看静静地坐在一旁的黄乃同志，我觉得完全能理解他内心的诚恳和热情。

“你怎么写这么快呢？”张道华同志天真地问。

黄乃同志没有用言语回答地，他抓起她的手，告诉他拼住左手的中指和食指，摸着横条向前推，食指微微弓起，每个字就写在两指头留出的空隙间，这样可以保持字间一定的距离，写得又快又整齐。张道华同志马上照着练习了，我们围着他们，觉得获得了什么似的愉快。接着黄乃同志又拿出全套的盲文符号，告诉她怎样凭指头的触觉，摸出代表每个字母的不同的点数，还为她用盲文翻出了“东方红”，供她学习。他自己编的“新盲文方案”，也送了她厚厚的一本。张道华同志像初上学的小学生刚拿到课本似的兴奋。她马上能说出所摸的点数，也立刻学会了用锤子锤出盲文符号，她在一张硬纸上摸到自己第一次锤出的点子，觉得黑暗的天幕，突然为她推开了窗户，喜不自禁。黄乃同志还是在一旁微笑着，我真想感谢他，他为这愉快的会见，是多么适当地准备了自己可爱的礼物呵。停了一回，他没有忘记重要的嘱咐：“刚学很简单，可是完全熟悉和应用盲文，还得有一段艰难的过程，花半年的时间，我相信你能够学会的。学习要求我们这样的人，就是要比平常的人更多的耐心，更大的艰苦。”他平静而有力地说着这些话，没有意思诉述自己的不幸，却笑着加了一句：“不向黑暗屈服，正是我们的任务呵。”

“是呀，我的心太活了，总是静不下来，想起学习，就不知多着急。”张道华同志坦白地承认。

黄乃同志显得更温和了。他和我们一样，十分同情这年轻的女孩子，即使她失去了眼睛，她在热烈的生活面前，还时时保留着跳跃的热情，我们能够知道她为什么不能安静。黄乃同志一听出她对学习带有焦急的情绪，就偏过身来衷心地劝她：

“像我们这样的情况，对生活保有热情是可贵的，但也要学会“实际”，不能焦躁。我们永远肯定自己生活的意义，爱惜生命的时间，采取一切可能给人们做一点事，这完全可以办到。可是要完全像一个好眼睛的人那样工作学习，不改变以往的习惯，对自己保留着与失明前同样的要求，有时只有徒增自己的苦恼。只有实事求是的工作、学习计划，加上不懈的努力，耐心的创造，才能逐渐补救我们双目失明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