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群体价值取向的传承与湖南维新运动

摘要：湘军群体的文化价值取向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特征。但这一价值取向并没有突破其维护和捍卫儒家正统伦理秩序这一内核的束缚。大量湘军将士带着军功回到湖南后以刻书、修志、兴学等活动弘扬湘军的军功和精神，从而在湖南形成了一种“湘军情结”。这种文化价值取向经过以郭嵩焘为代表的长沙绅士群体的传承，对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双重的影响。

关键词：湘军；价值取向；绅士；维新运动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5—0151—07

湘军的兴起形成了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知识分子群体的价值取向对湖南近现代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当然也影响着湖南戊戌年间的维新运动，这种价值取向具有何种特征？它对湖南维新运动的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的？又产生着何种具体的作用？

一、湘军群体价值取向及“湘军情结”

湘军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狂飙对清王朝形成巨大冲击的条件下兴起的，这一群体从一形成就带有非常明确而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我们可以从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中明确地感受到这一强烈的使命感。檄文以谴责太平军的“残忍惨酷”开始，但显然这不是重点。曾国藩的笔锋一转，用主要的篇幅历数“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除荡尽”。因此，他声称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曾国藩以“卫道”相号召，当然具有争取知识分子同情和支持的用意，这也是与他作为一个理学大师试图维护和捍卫儒家正统伦理秩序的文化价值取向相吻合的。这一文化价值取向也就成为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知识分子群体的价值取向，并且渗透到湘军建设的方方面面。湘军的任人原则、治军方略、激励机制各方面都可以看出维护和捍卫儒家正统伦理秩序的文化价值取向。正如萧一山先生所评价的那样：“湘军是含有儒教色彩的军队，他们以维护名教为主义，卫乡卫国，必忠必信。将领都没有功名富贵的念头，……都只有事业心而无功名之心。”

然而，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激烈地抨击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的湘军代表人物却开始向“外夷”谋求坚船利炮和“制器之器”，进而在湘军群体里，产生了中国近代第一批主张向西方学习并付诸实践的知识分子。从购买洋枪洋炮到利用外国机器和技术制造洋枪洋炮，从建立军事工厂到经营民用企业，从翻译西方著作到派遣留学生，湘军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这一系列活动所表现出来对于“外夷之绪”的热心程度，大大超过了他们所激烈谴责的“粤匪”。这似乎反映了一种与《讨粤匪檄》所体现出来的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我们可以从湘军群体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中领略到他们价值取向中所具有的明显的经世致用特征。只是这种具有经世致用特征的价值取向并没有突破其维护和捍卫儒家正统伦理秩序这一内核的束缚。“经世致用”是为了“守道救时”；“救时”的目的是为了“守道”，而学西学则只是“守道救时”的工具，于是“经世致用”必然归结于“中体西用”的文化价值取向。在维护儒家正统伦理秩序这一点上，无论是曾国藩、左宗棠，甚至是比他们洋务思想更激进的郭嵩焘都从来没有过任何动摇。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曾国藩倡导学习西方，其核心仍然是‘中体西用’。即以西方的先进的工业技术，军事技术乃至一切先进的知识来维护封建的统治。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时期的洋务派的共同文化价值选择，也可以看做清政府自身现代化运动的核心价值选择。”同样，这也是以曾国藩等为代表的湘军集团的核心价值取向。

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使自己的军事事功达到了顶点。紧接着，曾国藩大量裁撤湘军主力。于是大量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立功的中下层湘军军官和普通士兵带着他们的军功回到了湖南。湖南成为当时因军功而受褒奖和赐恤人员最多的省份。在湘军员弁中，因军功被授予游击以上虚衔的，仅在湖南省就有6319人，湘乡一县竟达2490人。而另一记载更加惊人：截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湘乡一县在军中因战功叙官见于旧志者共7890人，其中文职知府以上88人，武职副将以上1153人。另外，由湘军将领或地方官员奏请朝廷对战死或以后死亡的湘军将领赐恤，并建立专祠或入祠附祀，“由地方官春秋致祭”。“自军兴以来，楚南建专祠者不下十余人，附祀者且数万人”。这只是同治十年（1871年）的记载。这种赐恤和建祠祭祀的援例一起延续到清亡时。从1871年到1911年还有多少湘军第一代、第二代将领获得如此殊荣，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陈宝箴担任湘抚期间湖南的赐恤和建祠祭祀对象的数目来看，这一数字当不在少数。根据陈宝箴担任湘抚期间的奏议统计，经他奏请朝廷赐恤、建立专祠或附祀、入祀的原湘军将领共21人，其中赐恤9人，建专祠5人，附祀或入祀7人。赐恤和建祠祭祀，是表彰忠勇，祭祀亡灵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对活着的人的一种激励和荫庇。它“向世人昭示着湘军的赫赫战功和湘绅奋起卫道，前赴后继备洒疆场的悲烈壮举，使活着的人们由衷产生一种崇拜敬畏之情”。毫无疑问，这种形式对于传播和延续湘军的价值理念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镇压了太平天国后，湘军领袖和很多将领，还以刻书、修志、兴学等文化活动来宣传自己及湘军的事功，弘扬儒学圣道。在攻下南京后，曾氏兄弟于1864年在此设立金陵书局，刊刻《船山遗书》。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的目的是为了宣传王船山的“忠”、“仁”、“礼”思想，“弭世乱于未形……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也就是说，利用王船山的“忠”、“仁”、“礼”思想达到整肃人心风俗，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这一点，得到了湘军系统回籍的将领和官员的遥相呼应。彭玉麟在其家乡衡阳创立船山书院，并亲聘王闯运为山长，曾国荃将所刻《船山遗书》赠之。郭嵩焘在长沙主讲城南书院时，建船山祠“于南轩（张拭号南轩）祠之旁”。后来又刨思贤讲舍，以奉祀王船山为讲舍必行礼仪。郭嵩焘在表明他创建船山祠的目的时说：“将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学，求其书读之，以推知诸儒得失，而于斯道盛衰之由、国家乱治之故，皆能默契于心”。这与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的目的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同光问湘军将帅多回乡资助和倡修州县志，一时湖南修志成风”。重修地方志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弘扬圣道，整肃人心风俗，重建伦理秩序，“编人物而忠义特书，崇大节也，遵官礼而保息分类，纪义举也，艺文必已成集，所以防虚名，选举有差等之分，所以重名器……将是官是士生是邦者稽习俗而资政教，观纪载而动劝惩，于扶世翼教之道不无小补矣”；并使“湘之贤大夫砥砺名行、敦厚风俗，用以踵乡先贤之遗烈，栋家干国无负颂臣”。同时，重修地方志也有宣扬湘军战功，弘扬其卫道护圣功业的目的。也正因为如此，回籍的湘军将领纷纷以各种形式，或捐资捐物、或策划赞商、或挂名主纂，有的甚至亲自出马参与编修。同治一朝湖南全省共有长沙、衡阳、湘阴、宁乡、桂东、桂阳、新宁等50多个府、州、县的地方志得以重修，彭玉麟、李元度、席宝田、郭嵩焘等湘军的重要人物都曾参与其中，而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74年，更有曾国荃和郭嵩焘主纂的《湖南通志》成书。而《湘军志》和《湘军记》的成书则使湘军将帅们宣传湘军功业和精神的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

上述活动，在湖南人心中激起了一种既崇敬又自豪的“湘军情结”。而这种“湘军情结”中，更多的是湘军捍卫名教和皇权的辉煌，而不是与“洋人”打交道的“夷务”。正如陈宝箴后来所指出的那样：“自咸丰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所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在这种氛围下，虽然湘军的高级将领及其后代在各地经营着洋务事业，但相比他们的军事事功，他们的洋务活动对湖南的影响就小得多。

二、郭嵩焘对湘军价值取向传承的作用

在一片沉闷的守旧氛围之中，湖南士人中也发出了些许微弱的洋务气息。这就是以郭嵩焘为代表的少数绅士进行的宣传洋务的活动。郭嵩焘作为湘军群体的重要成员以及洋务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其洋务思想在整个湘军群体，乃至整个洋务派中都是最完整，而又最具特色的。他的外交活动和洋务思想使他在历史上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但却使他在湖南士人中遭到讽刺、攻击和毁谤。还是在他被任命出使英国时，湖南士人集句讽刺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就在他的家乡湖南长沙竟然发生了焚烧他捐款修建的上林寺的事件。而郭嵩焘从英法辞任回乡后，湖南地方官和一些守旧派士绅也对其极尽冷落和慢待。他乘坐的轮船到达长沙时，长沙和善化两县县官竞“以轮船不宜至省河，属书阻之”，而省府两级行政长官仅派“一差帖迎候而已”。对这种冷遇，郭嵩焘也知道是“以吾奉使出洋，宜从薄待”。而长沙“士绅至于直标贱名及督抚之名，指以为勾通洋人，张之通衢，国典王章，悍无所顾”。这使郭嵩焘感到湖南士人守旧风气之浓厚也更进一步认识到进行洋务宣传的必要性。

郭嵩焘刚回到长沙，友人三次“相戒不谈洋务”，他三次反驳。他认为“洋务与他事不同，正惟举天下人不知”，“所以谈者，欲使人稍知其节要，以保国有余。苟坐听其昏顽而已，不动兵则坐削，一旦用兵，必折而为印度。此何等关系，而可不言乎？”因此，他明确表示要大谈洋务，“只凭所见真实处，详细说与人听，激动生人之廉耻，而振起其愤发有为之气”。正是出于这种责任感，郭嵩焘利用一切机会大力宣传洋务。他与他的几个挚友如张力臣、朱克敬等互相勉励，并经常在一起讨论洋务。他在长沙创办了思贤讲舍和禁烟公社。有人曾刊刻匿名信，攻击他在思贤讲舍“不讲时文试帖，而讲天文算学”，他“付之不问”。实际上，他一直强调思贤讲舍除“日读经书”外，还要“讲求征实致用之学”，他所讲的“征实致用之学”既包括“农桑、钱谷、仓储、漕运、盐课、榷酤、水利、屯垦、兵法、舆政之属”的“经世之书”，也包括“天文算学”之类的西学内容。思贤讲舍开设了算学课程，并聘请殷竹坞为“算学教习”。郭嵩寿在讲舍和公社会讲时，经常宣传洋务和西方情况。如他在论及士农工商各有本业时，用西方的情况与中国的情况作比较：“窃观西洋以商贾为本计，通国无一闲；中国重士而轻视农工商三者，及至一家一邑之中，有职业者不逮百分之一，闲民居其九而又过之，民安得不穷？国安得不弱？”

然而，郭嵩焘毕竟是受传统文化影响而且旧学根底非常厚实的士绅，尽管他的洋务思想甚至超过与他同时代的曾国藩和左宗棠，但他仍然没有摆脱湘军群体的价值取向的羁绊。他在长沙创立的思贤讲舍和禁烟公社正体现了他既要宣传洋务思想，又要坚持维护圣教立场，试图利用王船山、曾国藩等先贤的典范作用，重肃人心风俗的用意。他为思贤讲舍规定的宗旨是“自重以为立身之本，讲求礼法以为接人应务之方，亲师取友以求共学之益，读书务实以立为学之程”，明确地反映了他的这一用意。而举办禁烟公社，也是“以思贤讲舍与公社交相维持”，使思贤讲舍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教化作用，不仅达到禁烟，而且达到挽回人心风俗的目的。

正因为思贤讲舍和禁烟公社这种两重性，同时也由于郭嵩焘在湖南士人中的学术地位，使思贤讲舍和禁烟公社汇聚了一批退职在湘的绅士精英。自光绪六年（1880年）二月二十三日禁烟公社第一次开会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月十一日曾国藩的祭祀止，参加思贤讲舍和禁烟公社活动的人士共73名，能确认姓名和事迹的有23名。这些人士既有固守传统，反对学习西学的保守知识分子，也有主张学习西学，热衷于洋务思想宣传的开放型知识分子。而且，早期参与思贤讲舍和禁烟公社各种活动的人士中的大多数与湘军有着某种联系。有的直接参加过湘军作战，如黄彭年、李元度、邓辅纶；有的在湘军中充任过幕僚，如王闽运等，有的在后方从事军火供应或筹饷的事务，如李概、张自牧等。这些人以思贤讲舍和禁烟公社为活动方式，以湘军情结为纽带，以郭嵩焘为核心形成了一个人际关系网。这个人际关系网成为湘军群体价值取向传承的媒介，也“形成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初期能迅速推广的社会背景之一”。

三、陈宝箴、王先谦、朱昌琳对湘军价值取向传承中的中介作用

在以郭嵩焘为核心的人际关系网里，我们发现了一些在湖南戊戌维新运动非常活跃，而且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人物，其中有三人尤其具有代表性：陈宝箴、王先谦、朱昌琳。如果从其社会地位来分，这三人正好代表了维新运动中的三种阶层：官、绅（学）、商（朱昌琳是以商而绅）。他们与郭嵩焘的关系，说明了湘军群体的价值取向是如何影响湖南各个阶层以及湖南维新运动进程的。

陈宝箴不是湖南人，但他与湘军和湖南有着密切的关系。太平天国起义后，陈宝箴就到湖南，人易佩绅的“果健营”抵抗太平军，曾“从易笏山带勇三营，由酉阳入蜀，解龙山之围，扼贼茨岩塘（今湖南龙山县境内——引者注）”，并“走澧州永顺以募饷”。同治元年（1862年）秋，他到安庆入两江总督曾国藩幕。后往江西人湘军将领席宝田幕，赞襄军事。同治九年（1870年），陈宝箴以知府衔发湖南候补，次年年初到长沙，此后将全家迁居长沙，定居局关祠右闲园。后以功擢道员。光绪元年（1875年）任辰永沅靖兵备道，治镇箪（今湘西凤凰县），次年解任回长沙。光绪五年（1879年）授湖南补用道，次年赴任河南省河北道（任所武陟），此后先后任浙江按察使、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直隶布政使等职。甲午战争爆发后，陈宝箴被任命督东征湘运。

陈宝箴一生佩服曾国藩。同治元年初见曾国藩时，曾国藩即“引为上宾，喜过望，曰：‘海内奇士也’”。称赞陈宝箴“志节嶙峋，器识宏达，又能虚怀取善，兼揽众长”并将今后江西“转移风气”的希望寄托在陈宝箴等人身上。陈宝箴对此“谨佩不忘”，“自谓生平未受文正荐达，知己之感，倍深于他人”。陈宝箴与席宝田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情谊。陈宝箴作为席宝田的军事参谋，建言甚多，从无忌讳。后来席宝田率军人黔，陈宝箴虽未从军，仍致书为其谋划，并告诫席宝田：“鼓舞士气，收拾民心，平贼之原，尤在乎此。”席宝田对陈宝箴也非常信任。两人后来结成儿女亲家。陈宝箴与湘军名将刘坤一也多有往来，刘坤一对其评价甚高，称其：“品学尚优，胆识亦茂，虽间有不自检束之处，终不失为豪杰一流。”后来，陈宝箴督东征湘运，刘坤一又将其引为“旧好”，称其“秉性公忠，才具稳练，前官湘省，懋著循声，士民爱之”。

陈宝箴尤其深受郭嵩焘的影响。陈宝箴于同治十年（1871年）初到长沙，以知府衔在湖南候补时，郭嵩焘亦在广东巡抚任上被解职，闲居在湘。自此，这两个年龄相差13岁的异乡人有了非常密切的往来。有人根据《郭嵩焘日记》“粗略统计”，从光绪五年（1879年）十月陈宝箴进京后回到长沙，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郭嵩焘逝世前，“共十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郭的日记中提到陈宝箴、陈三立之处，有196次之多”。其实，陈宝箴与郭嵩焘的交往在郭的日记中的记载最早始于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初一日。郭的日记这一天记载，“陈幼铭、张力臣过谈。幼铭以举人由席研香保知府指省”。此后，随着郭嵩焘与陈宝箴来往的增加，了解也逐步加深。从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到同治十三年十月郭嵩焘离开湖南前往北京，共三年零八个月，《郭嵩焘日记》记载与陈宝箴的往来有40余次。在这些交往中可以看出，两人的思想是非常合拍的，郭嵩焘称赞陈宝箴“于事务最为谙练，所言多中肯綮”，还赞许他“见解高出时流万万”。从郭嵩焘与陈宝箴的诗词唱和中，可以看出郭嵩焘将陈宝箴引为同道和知己。试看《陈右铭次瞑庵“非”字韵诗见示和答》一首：“宣圣犹云吾道非，琦怀孤赏似公稀。平时言论忧郁惯，少日心情老大违。万国架匜留隐患，百年仕宦有深机。从知此意陶潜识，一笑相逢各拂衣。”诗中从“万国槃匜留隐患，百年仕宦有深机”来看“宣圣犹云吾道非”，大概指郭与陈的洋务思想得不到当道者的理解。而从“平时言论忧郁惯，少日心情老大违”来看“琦怀孤赏似公稀”，似乎也不能仅仅看作是对陈宝箴的赞许；陈宝箴之子说陈宝箴“与郭公嵩焘尤契厚，郭公方言洋务。负海内重谤，独府君推为孤忠闳识，殆无其比”。一个称“琦怀孤赏似公稀”，一个称“孤忠闳识，殆无其比”，这两人的互赞，应该看做两人性格和命运的共同写照。

以上陈宝箴与湖南及湘军的种种关系，是陈宝箴后来在湘抚任上积极推行新政的重要条件：一方面，陈宝箴正是利用这些关系，掌握了以湘军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网，从而使他在维新运动的初期拥有较强的人才资源；同时也使陈宝箴本人为湘省士绅所熟悉和拥戴。另一方面，也使陈宝箴了解湖南情况，从而能够在维新运动中有效地推行一些新政。正如陈立三所言，陈宝箴“故官湖南久，习知其利病，而功绩声闻昭赫耳目问，为士民所信爱，尤与其缙绅先生相慕向”。当然，从曾国藩、郭嵩焘那里受到的洋务思想影响，也是他推行新政的重要思想基础。

王先谦比郭嵩焘小24岁，但与郭嵩焘是忘年之交。两人的交往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段。一是光绪八年至十年（1882年至1884年），王先谦从国子监祭酒任上丁母忧回到长沙，在长沙有两年多时间。一是光绪十五年至十七年（1889年至1891年），王先谦辞江苏学政职，回长定居，到王先谦逝世时，亦有两年多时间交往。同陈宝箴与郭嵩焘的交往不一样，王先谦与郭嵩焘的交往没有太多的酒饮唱和，更多的是学术交往。两人经常就经学与历史等问题进行探讨。郭嵩焘在学术上兼采汉宋，而王先谦对汉学研究颇深。这并没有成为他们学术上互相促进的障碍。王先谦总是将自己的著作第一个给郭嵩焘阅读，并请求校正。郭嵩焘也非常认真地阅读王的著作，并诚恳地提出意见，而郭嵩焘也从王先谦的著作得到很多启示。王先谦还是郭嵩焘著作的热情整理者。郭嵩焘临终前将其遗稿托付王先谦，王先谦将其整理付梓，是为《养知书屋遗集》。在两人的学术交往中，那种建立在传统学术基础上的湘军群体的价值取向无疑对王先谦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然，郭嵩焘与王先谦的交往不限于学术交往。也有思想的交流。早在19世纪70年代，王先谦就提出了“切要之图，莫于洋务”和“以制器为先”的洋务思想，提出了重视工商，讲求工艺，学习西学等主张。这些思想和主张与郭嵩焘的洋务思想非常接近，从而使他与郭嵩焘有着相同的思想基础。在与郭嵩焘的交往中，他们也经常探讨民族危机和洋务等话题。如两人谈及日本情形，郭嵩焘认为“日本君臣之相为警惕，而知其政教之行为有本也”。因此中国不能“以无本之术，虚骄之气，以求胜于日本”。从郭嵩焘的记载来看，王先谦和他的观点是一致的。王先谦对郭嵩焘的洋务经历和洋务思想非常佩服，称郭嵩焘为“魁奇杰特之士”，认为郭嵩焘“与外人交，一持公诚，屏气矜，罔不归于和剂，于必应辨难者，仍据理直争，无假借。西人咸敬服焉”。他称道郭嵩焘“虽蓬户独处，其意渊然以天下为量，尤自厉勤苦，质直好义，必忠必信，矢之终身”。他对郭的遭遇愤愤不平，指斥“世俗颓敝，直道不行”。

正因为郭嵩焘和王先谦这种学术上的切磋和思想上的契合，使郭嵩焘非常看重王先谦。王先谦因丁母忧闲居长沙时，郭嵩焘曾想把纂修《湘军志》的重任托付给王先谦。后来王先谦从江苏学政任上辞职回乡，郭嵩焘又把思贤讲舍主讲一席让给王先谦。

朱昌琳（1822—1912），湖南长沙安沙镇人。早年“业儒，应小试，两发佾生，以未获得青衿”，后经商致富。湘军兴起后，朱昌琳“遂归潜隐。文武龙骧，独无所与。神隋十年，以医自晦”。湘军攻克南京后，清朝廷恢复淮盐招商运销。朱昌琳又以经营淮盐发财。在以后的经商过程中他与湘军结下了不解之缘。回民起义平定后，朱昌琳在左宗棠的帮助下，成为专门运销湖南砖茶的“南柜总商”。后陕西、山西大灾，朱昌琳应谭钟麟和曾国荃之请，大量运米到陕西、山西等地赈荒，“蠲振辄数十万”。他用平江大布作米袋，运到目的地后，米作赈粮，布则作寒衣。后来左宗棠用兵新疆，朱昌琳负责供应军粮，也用此办法，既供应了粮食，又解决了左军将士的寒衣问题。左宗棠称道“君杰士也，审矣以振饥”。

朱昌琳与回籍的湘系人物来往很多，尤其是与郭嵩焘交往甚密。查郭嵩焘日记，朱昌琳与郭嵩焘相识应在同治五年（1866年）郭嵩焘从署广东巡抚任上解职回湘后。特别是在同治九年（1870年）二月郭嵩焘举家搬到长沙，并主讲城南书院后，两人的交往日益频繁。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郭嵩焘从驻英法公使任上去职后闲居长沙，此后，朱昌琳与郭嵩焘的往来更加频繁。两人之间不仅有宴饮游玩、作画唱和的往来，朱昌琳还积极参与了郭嵩焘在长沙恢复校经堂、创办禁烟公社和思贤讲舍等活动，并在具体事务操办和经费资助方面给了郭嵩焘以巨大的支持。如光绪五年六、七月问，郭嵩焘发起恢复校经堂，朱昌琳即担任总办一职，专“司钱谷”，实际上是负责经费实物等事务。其经费经当时的学政批准，“提取盐务余款”，但要“经盐商会议”。以朱昌琳在长沙盐商中的影响和地位，此项经费的争取，应该是与他的努力分不开的。同年八月，郭嵩焘“与宇恬（朱昌琳字雨田，亦作宇恬）诸人议设禁烟公社”，诸人“各醵钱三十缗为之基，交由宇恬经理”。而思贤讲舍筹办的全过程，朱昌琳都积极参加。思贤讲舍之经费，也“出自盐商之捐赠”，“在淮商（实际是淮盐）公余项下酌提款项购地建筑”。由于朱昌琳经营淮盐，又在争取讲舍经费方面起了关键作用，竟被后人当作“淮商领袖”。在朱昌琳与湘军将领以及郭嵩焘交往的过程，湘军群体的价值取向及其洋务思想无疑是会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的。

四、湘军价值取向对湖南维新运动的影响

维新运动在湖南兴起有两大重要契机：一为湘军的辽东溃败；二为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

甲午战争中的湘军东征辽东寄托着湖湘士人强烈的救世情怀和担当精神，也将湘人那种强烈的“湘军情结”发挥到极致。湖南士人普遍认为曾挽救了清王朝命运的湘军定能旗开得胜，将日本军队赶出辽东。然而，湘军在辽东遭到的惨败，使湖南士民的虚骄心理受到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打击，也严重地挫伤了那种神圣的湘军情结。当湖南士民从湘军昔日辉煌的美梦中惊醒时，他们又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负疚感。他们认为，担当着保卫国家安全和王朝疆土责任的湘军竟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是整个湖南人的耻辱：“甲午的败仗，实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赔日本二万万银子，也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自责之余，湖南士人开始反省自己，他们开始认识到建立在湘军昔日功绩基础上的那种虚骄傲气正是湖南长期仇外排外的心理障碍。正如皮锡瑞指出的那样：“湖南人最尚气，勇于有为，是其好处；而气太盛，多不能虚衷受益”。当时的湖南士绅普遍认识到，正是这种“太盛”的虚骄傲气导致湖南人不愿意学习别人的长处，盲目自傲，“挟己之长，傲人之短，且护己之短，忌人之长”，不仅不能向先进的西方学习，甚至还不会向其他省份学习。这正是导致湖南保守落后的根源之一。正是这种心理，成为许多湖南士绅投身于新政的内在动力。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以陈宝箴长期对湖南与湖南士民的了解，他对新的职务充满着喜悦和信心。他曾说过：“昔廉颇思用赵人，吾于湘人犹是也。”“阴念湖南据东南上游，号天下胜兵处，其士人率果敢负气，可用；又土地奥衍，煤铁五金之产毕具，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足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故闻得湖南，独窃喜”。而湖南人对陈宝箴抚湘也充满着期待：“我湘省得陈佑老力加振刷，厚植人才，则将来挽回大局之人，又未必不出自湖南，拭目俟之可耳。”于是，陈宝箴未及进京谢恩，就急匆匆赶到湖南，开始在湖南推行新政。

《湘报》曾载文指出：“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抑岂非长官导之于先，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官绅一体，上下一气，之有以致此乎。”这里所讲的“长官导之于先”，即指湖南维新运动中省政大员对于新政的支持；所谓“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是指湖南绅士积极参与各项新政的动作。确实，在湖南维新运动过程中，湖南大部分省政大员和一大批绅士对于新政是赞同和支持的，这是湖南维新运动之所以独步全国的重要原因。然而，如果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仔细梳理一下湖南新政的内容，就会发现以1897年夏为界线，湖南新政的主要内容有着明显的区别。前期以举办实业、改革财政为主，后期虽然也有上述内容，但显然已经是政治、文化和教育改革的内容为主了。而这些新政的主持者和参与者有着很大的不同。

1895年，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后就开始了·系列新政。如创办新式工矿企业、成立湖南矿务总局、举办近代轮船航运，设立官钱局等。这些新政，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只是一种洋务事业在湖南的“补课”。而在举办这些新政时，陈宝箴充分利用了他从郭嵩焘那里继承来的湘军或洋务派的人际关系网，其中就包括上面说到的王先谦和朱昌琳。

王先谦作为长沙绅士的领袖，在湖南维新运动的前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陈宝箴倚重的重要人物。陈宝箴在光绪二十四年的奏折中说明自己在湖南依靠绅士实行新政的情况：“臣自到任，迭与湘省绅士互商提倡振兴之法”，他列举了“电信”、“小轮”、“机器制造”和“时务学堂”等项新政，王先谦几乎都参与其中，并发挥主要的作用。如宝善成机器公司由他领衔创办，同时也是他亲自经理；两湖轮船局也是由他领衔倡设；和丰火柴公司他也参与创办。同时，他还利用岳麓书院山长的地位，在岳麓书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如书院课程改章，增设算学、译书等科目；订购时务等报，并特颁手谕，规定书院学子必须阅览。甚至他还参与了时务学堂的创设，参预南学会的活动，支持《湘报》的创办。当时的维新派人士也称赞他“提倡新学，树之先声，可谓难能矣，……用心亦良苦矣”。他的这些活动对于创开风气，发动士绅参与新政，推动新政的实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朱昌琳可以视为长沙商界的领袖。湖南维新运动中，他不仅自己对新政解囊相助，提供了巨大的财力支持，还亲自参与许多实业的创办和经营，比如湖南矿务总局、湘裕炼矿厂，他都参与创建。长沙新河的疏浚工程由他主持，并先后捐银13万两。特别是他应陈宝箴之邀，充任阜南官钱局总办，成为了湖南新政的财务总管。他以其子朱恩绂主持宝南局铸钱，又以官钱局名义发行纸币；他还积极为湖南矿业的开发和发展筹措经费，湖南矿务总局创办时，其经费全依仗朱昌琳支持。到阜南官钱局停办时，“矿务局结算借用阜南局款，除已还外，尚欠十五万两之多”。他的长子朱彝任湖南矿务总公司会办期间，“亲赴辰州督办各处锑矿，……跋涉山林，感受暑湿，积劳病故”。

以王先谦和朱昌琳为代表的湖南绅商群体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他们都与湘军集团保持着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王先谦和朱昌琳与湘军集团的联系前面已述。其他如张祖同，是与郭嵩焘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参与过思贤讲舍的一系列活动，新政中参与宝善成机器公司、和丰火柴公司和时务学堂的创办；黄自元，也是郭嵩焘过往甚密的朋友，中日甲午战争中随湘军东征辽东，随军参赞，兵败后回到长沙，参与宝善成机器公司的创办；廖树衡，曾入湘军提督周达武幕，后在陈宝箴家教馆，新政中主持常宁水口山矿务局；蒋德钧，其祖父蒋凝学为老湘军将领，其父蒋泽云以道员选用，蒋德钧得荫生，新政中参与矿务、小轮等筹办，并为时务学堂九董事之一；邹代钧，其祖父和叔祖父都曾随湘军江忠源部征江西，入幕参赞，代钧本人也曾随左宗棠西征酒泉，参谋军事并保为县丞，新政中积极参与湖南矿务局的筹办，任矿务总局提调；左孝同，左宗棠次子，中日甲午战争中为东征湘军总办营务，新政中负责筹办湖南保卫局；张通典，曾人湘军将领、两江总督曾国荃幕，新政中任湖南矿务总局提调，并参与南学会、时务学堂和保卫局的筹办。

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一批新的官绅加入湖南新政行列中，其中有从外省归乡的湖南人，也有外省籍进入湖南的官绅。先是唐才常和熊希龄分别于1896年秋从武昌回到湖南，参与新政；接着黄遵宪于1897年夏到湖南担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并兼署湖南按察使，徐仁铸于1897年冬到湖南担任湖南学政；皮锡瑞于1897年9月从江西南昌回到家乡长沙，回来后就担任南学会的主讲学长；也是在1897年冬，梁启超秉康有为之意，来到长沙，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与梁启超一同来的还有同是康门弟子的中文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以及被聘为西文总教习的李维格；1898年初，谭嗣同也从南京辞官回到湖南，加入到湖南维新运动的行列。这些新的力量的加入，壮大了湖南维新势力的声势，使湖南新政由主要局限于新式企业创办向文教和政治改革推进：时务学堂的创立、南学会的开办、《湘报》的创刊、保卫局和课吏馆的筹办。湖南维新派通过这些新政，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地方自治等政治学说。

关于湖南维新运动中两派交恶的原因，有两个因素应该注意。其一，新政后期，特别是梁启超来到长沙和谭嗣同回到长沙后，大力宣传康有为，大有以康有为为教主、控制湖南维新运动的架势。谭和梁来湖南时都曾与康有为会谈，康有为后来回忆说：“因陈右铭（宝箴）之有志，故令卓如入湘。当时复生（谭嗣同）见我于上海，相与议大局，而令复生弃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因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立。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交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此固当时惕心痛极，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也。”L35　J～康有为在此提出“湘中自立”、“南连百粤”的设想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而这一设想，后来被梁启超和谭嗣同一再提到，并加以放大。梁启超到长沙不久就连续两次向陈宝箴上书，明确提出“湖南自保”的主张，并大有控制湖南新政的意图；而谭嗣同则大力宣传康有为和粤学对湘学的影响，表示“近年两省士夫，互相倾慕，结纳情亲，迥非泛泛”，“几有平五岭而一逵之心。混两派而并流之势”。认为“南海先生传孔门不传之正学，阐五洲大同之公理，三代以还一人，孔子之外无偶”。康有为如“一佛出世，旷劫难逢”。这种出格的赞誉无疑大大激化了他们与湖南本土绅士集团的矛盾。湘军辽东兵败后，湖南人的“湘军情结”虽然遭到极大的挫伤，但这种“湘军情结”的内涵依然对湖南士绅产生着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内涵是由湘军发扬光大的湖南人根深蒂固的本土意识和敢为人先的担当精神。湖南士民在甲午战争后虽然对湘军情结有所反省，但那种浓厚的本土意识和强烈的担当精神并没有被湮灭，反而激化为投身新政的内在动力。

其二，更重要的原因是，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韩文举、叶觉迈、唐才常、樊锥、易鼐等通过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等，抨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地方自治思想。这与湖南士绅的“湘军情节”所蕴含的“卫道护圣”价值观直接对立，当然会引起湖南洋务派士绅的激烈反对。湖南维新运动中新旧斗争有三次比较激烈的交锋，一次是《湘报》刊登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而引起的辩驳，一次是邵阳士民驱逐樊锥的事件，一次是围绕时务学堂课卷和批答展开的斗争。这三次斗争的焦点就是实行民主平等还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矛盾。激进维新派的主张是王先谦所代表的洋务派士绅和陈宝箴所代表的省政当局所不能接受的。我们可以从以王先谦为首的洋务士绅对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攻击语言中明显感觉到这种价值观的对立。针对梁、谭等的民主思想宣传，洋务派士绅举起了“翼教”的大旗，这与曾国藩等针对太平天国提出的“卫道”口号何其相似；王先谦等对“自黄公度观察来，而有主张民权之说；自徐砚夫学使到，而多崇奉康学之人；自熊秉三邀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康有为之弟子，大畅师说，而党与翕张，根基盘固”的现象深感忧虑，攻击“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戴德诚、樊锥、唐才常、易鼐等承其流风，肆行狂煽，直欲死中国之人心，翻亘古之学案，上自衡、永，下至岳、常，邪说浸淫，观听迷惑，不解熊、谭、戴、樊、唐、易诸人是何肺腑，必欲倾我邦家也”。这种言论所反映的价值观与曾国藩《讨粤匪檄》的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导致新旧势力激烈斗争，并最终导致湖南维新运动夭折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