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世班禅热河觐见史略

摘 要：“因其教不易其俗”是清代处理民族宗教事物的基本指导思想。康熙、乾隆在避暑山庄做出的一系列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决策，使得康乾时期的民族融合超越了历史任何时期，最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热河入觐，就是生动体现。清政府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予以隆重接待，《清实录》、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等文献对六世班禅在承德的活动做了详细记载。

关键词：班禅；热河；史略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034-03

中华民族共同体最终形成于清王朝鼎盛时期――康乾盛世时期。国家实现了统一、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权；民生得以休养生息；生产力得以持续发展；民族关系融洽；宗教和谐发展。康熙、乾隆在避暑山庄做出的一系列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决策，使得康乾时期的民族融合超越了历史任何时期，“中外一家”局面出现。新疆、青海、、云南、台湾各民族都聚拢到一起，最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鉴于喇嘛教尤其是格鲁派（黄教）为蒙藏民众普遍信奉，喇嘛享有崇高的威望，清政府先后封了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四大活佛，以期收到“敬一人而万人悦”的效果。“尊其教不易其俗”，清政府尊崇黄教的目的不是宣扬黄教佛法，而是利用黄教来安抚众蒙古。乾隆讲：“本朝之维护黄教，原为众蒙古素来皈依，用示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为了满足各族王公贵族及群众的，清政府相继在热河建造了十二座寺庙（俗称外八庙），这些寺庙围绕在避暑山庄周围，以众星捧月之姿态，呈现出“五服俱向，天下一统”的思想。王思治先生指出：（避暑山庄）“反映了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其民族政策是封建时代最成功的政策。清朝统治者为了贻万世之缔构，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注意从细微处着眼，因而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的长期发展基础上，在清代前期最后完成了。”（《避暑山庄的兴建与绥抚漠南蒙古》）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热河觐见，就是生动体现。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1738―1780），法名罗桑贝丹意希巴桑布，出生于后藏，两岁被认定为转世灵童，在扎什伦布寺坐床，先后得到七世达赖、章嘉国师的传授，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政府向其颁发用满蒙藏文字镌刻的金册和金印。乾隆中期，漠北、漠西俱已安顺，多元一体的封建王朝得以巩固和发展，一派盛世景象。六世班禅审时度势，通过章嘉国师，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提出觐见。乾隆联想到顺治“敦请”五世达赖进京之事，以六世班禅不因招致而自愿来京，“实属吉祥之事”，遂同意班禅于四十五年自己七旬万寿时，来热河觐见，并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迎接班禅。乾隆在《须弥福寿之庙碑记》中讲：

“然昔达赖喇嘛之来，实以敦请。兹班禅额尔德尼之来觐，则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之自愿来京，以观华夏之振兴黄教、抚育群生、海宇清晏、民物宁敉之景象。适值朕七旬初度之年，并为庆祝之举也。夫朕七旬不欲为庆贺繁文，已予颁谕旨。而兹喇嘛之来则有不宜阻者，盖国家百余年升平累洽，中外一家。”

仿照后藏扎什伦布寺建造班禅在热河的行宫――须弥福寿之庙。为迎接六世班禅，乾隆四十四年（1779）开始兴建须弥福寿之庙，在乾隆帝的亲自督促下，这座规模宏伟的融汉藏寺庙文化于一体的“班禅行宫”仅用一年便告蒇竣。须弥福寿之庙占地37900，分为前、中、后三部分：山门碑亭内《须弥福寿之庙》碑高8米，宽2米5，用满蒙藏汉四种文字镌刻，长4米，宽3米，系一块巨石雕成。下为“海水江崖”石墁浮雕；琉璃牌坊用黄绿琉璃瓦构造，嵌龙戏珠图案；大红台融合了汉藏建筑艺术，中央“妙高庄严”殿，是六世班禅讲经之地，三层上下贯通，顶覆鱼鳞状鎏金铜瓦，屋脊波浪形，每个屋脊上相向两条鎏金巨龙。六世班禅卧室“吉祥法喜”殿，亦为金顶。琉璃万寿塔耸立在最后。整座寺庙既有皇家寺庙的气派，又富于藏传寺庙的神采。朝鲜使团成员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对须弥福寿之庙有如下描写：

“自避暑山庄循宫城右望，捶山益北行十馀里，渡热河，依山苑，麓，呈露山骨，自裂崖壁，磊落状。十洲三山，呀禽，崩雷，有五空。自道皆其平，皆刻。道白石，曲折抵。又有二角，皆蒙古兵守之。入地。三道，白石刻，皆。一五空，高五丈，周以干，皆文石，雕海、天、角端、鳞角、，皆从石色。上置二殿，皆重檐黄金瓦。屋上起行六，皆黄金。其亭曲榭、重阁、危寮，皆覆青紫碧琉璃瓦，工千百。采色叱咬，蜃雕，鬼神丘，雷霆渺漭若昏晨。苑中新栽幼松山谷，皆直丈馀，，日前所植也。植奇花草，皆初不其名。”

须弥福寿之庙工程耗资巨大，乾隆四十五年（1780）内务府一次就拨付工项银十五万三千多两。据乾隆四十四年（1779）九月奏销档记：“须弥福寿之庙都罡殿、住宿楼铜瓦俱照布达拉庙一样镀金两次，……共需用头等金叶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九两八钱五分四厘。”须弥福寿之庙内部装饰，也是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和参照扎什伦布寺样式来的，造办处制作了大量的藏传佛教所用佛像、法器、供器、画像等，摆放了甘珠尔、丹珠尔佛经各类佛经。乾隆于四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抵达避暑山庄，二十八日即亲诣须弥福寿之庙拈香，并亲自精心加以指点；为六世班禅打造了伞、扇、旗、幡、瓜、斧、杖等一套仪仗；乾隆题写了各殿主要匾额，诸如“宝地祥轮”、“万法宗源”、“芬陀普涌”、“南无阿弥陀”等。为庆祝须弥福寿之庙落成，乾隆写下了《扎什伦布庙落成纪事》诗：

华言福寿等须弥，建以班禅来祝。旧例已遥遵顺治，新工犹近比康熙。

层楼初耸辉佛日，万树分栽蔚慧枝。一语欲询驻锡者，有为法也抑无为？

须弥福寿之庙地位特殊，章嘉国师规定：“凡蒙古扎萨克等来瞻礼者，王以下头等台吉以上及喇嘛，准其登红台礼拜，余者有官职者只许在琉璃牌坊瞻仰，余概不许入庙门。”须弥福寿之庙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匾额题写与众不同。《清代蒙藏回部典・高宗卷・二四》记：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军机处“遵旨查各处匾额清汉字如何分别左右书写之处。查宫殿及各门匾额俱系清字在左边书写，汉字在右边书写，复看得宁寿宫匾额亦系如此书写，惟查新建之须弥福寿庙匾额碑文俱系四样字，清字居右，汉字居左，其因何改写及起自何时之处，询之懋勤殿首领太监等俱称记忆不清，亦无记载可查。”个中缘由，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