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风景”:上海都市现代性的背后

时间:2022-07-01 04:43:06

被遮蔽的“风景”:上海都市现代性的背后

摘 要:作为中国都市现代化最早的发端之地,上海的现代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蔡翔先生的论文《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选择系列文章《城市地图》作为文本分析的对象,为我们揭开了一道道上海都市现代性背后被遮蔽的“风景”。

关键词:现代性;“禁言之物”;城市书写

在全球化语境和社会现实的双重背景之下,有关都市现代性的探讨与争论层出不穷。关于“大都会”(metropolis)生活的描述――无论是西美尔所指涉的公共空间比例的大幅增加、波德莱尔及本雅明笔下“漫游者”的舞台,抑或是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不同个体能够共同进入的最无个体性的生活形式”――都突显出了其迷一般的特质。作为中国都市现代化最早的发端之地,上海的现代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上海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情长意深,倾国倾城。多少传奇,写不尽她的风姿;多少寓言,变作了她的胭脂。上海,到底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还是一个幻化的迷梦?

蔡翔先生的论文《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选择系列文章《城市地图》作为文本分析的对象。他以上海想象的生产转换为一个现代性的“民族寓言”为切入点,分析了上海两种记忆的历史对视、“风景”与“本土”的对立,空间生产、“禁言之物”与文化等级制度建构,从而提出都市的现代性想象,与被书写遮蔽/遗忘了的底层记忆和地理的命题。其论文涉及三大领域:记忆、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整篇论文不但试图在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之间寻找其内在的关联,而且同时采用了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的方法,显示出了一种独特的学术视野和跨学科研究的特征。

论文第一部分《两种记忆的对视:上海的历史》追述了作为上海“底层”和“上层”象征的以苏州河南北为界的城市人文地理区划的形成过程。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上海”的“集体性叙事”实际上“无视”了其“底层”代表――苏州河以北的生活叙事。而这一被城市主流话语所遮蔽的“外部”却在诸如《杨树浦》、《浜北人》和《虹口轶事》等文学文本中无意识的“复活”,从而使我们得以见到一个同上海的“集体性叙事”形成“对视”的与电车、高楼、街道、人群、酒吧、霓虹灯等象征着都市现代性的物象所截然不同的“本土化”的上海。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棚户区”的下层空间里,个体冲不出“家庭生活式”的联结,他们被边缘化却又极力想进入城市中心生活;他们被城市的上层阶级拒绝――在这个以消费为最主要特征的社会里,贫困使他们成为最卑微的“他者”。诚如西美尔所言,现代性的历史就存在于货币经济的发展之中;是货币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引起了现代社会关系的转化,而且货币经济也是现代都市生活风格的主要根源:它主宰着都市里现代人心态和气质的微妙变化,并决定着他们的精神生存境遇。置身于消费社会之中,底层阶级无法摆脱金钱对他们命运的宰治,同时也无可避免的会产生身份置换以及上层化的愿望。就深层意义而言,这体现出的是一种“政治无意识”,即:就某个政治群体(如阶级、政党、集团等)中的政治个体来说,他们作为个人所应该具有的那些有个性的思想意识,被无个性的、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代替。在这个时候,这些个体的政治行为,实际上主要是被他们的思想意识中那些无意识因素所支配着的。作为被主流话语所“遮蔽”的存在,下层阶级渴望着来自城市中心的认同;在寻找自身意义的过程中,他们是需要被上层社会所表征与建构的“他者”――意识形态强大的收编作用由此可见。

论文第二部分《意义寻找和“禁言之物”的出现》进一步展示了社会底层和上层之间的对立。文章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地理隔绝的原因,空间往往会演化成不同的阶级形态乃至阶级的生活形态。” [1]然而这种“底层”与“上层”之间的对立在空间上却又不是永远壁垒分明的。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仍然居住着不计其数的贫民;在高楼林立与优雅的人性背后隐藏着的是黑暗肮脏、狭窄不堪的底层居住空间,以及一种随之而来的“羞耻”感。这便是底层生活残酷的真实写照:它与上层社会并存却永远被其排斥,而成为叙述的“他者”,沦为主流话语中的“禁言之物”。“风景”与“本土”的对立也随之产生:亦即“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人的空间”和“被剥夺了资源的,无权无势的当地人的空间” [2]的对立。这种对立源自人在城市中的意义寻找,而意义的产生显然已经由“政治无意识”而意识形态化了。因此,底层阶级无论这样努力都始终是都市里的“异乡人”,孤独、焦虑、寂寞以及彷徨时刻伴随在他们关于身份置换与上层化的想象之中。

论文第三部分《“街道”的重现与职业化的空间想象”》指出“城市下层生活的记忆淡化乃至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与‘家庭’在叙述中的退出有关。”[3]而当家庭或是下层生活已成某种“禁言之物”的时候,意义的寻找,亦即叙述的中心便理所当然的开始向城市中心转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大批年轻的有着职业身份的非专职白领作者的出现,“街道”开始大量的在叙述中涌现。叙述者对“街道”的成功进入意味着“风景”与“本土”对立的消失:由于职业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城市中心;他们寻找自身意义的同时也隐含着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资源的空间争夺。然而,先于这种成功“进入”之前发生的是他们的身份置换:即将自身转化为消费主体――这也是他们成为消费社会“风景”的最根本前提。由此,依据一个人的出身、门第而对其进行身份划分的传统模式在消费时代宣告彻底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以消费方式与内容为划分标准的更为不公平的社会关系。于是,在这种巨大的现代性力量面前,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被成功地压制和扼杀,整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就此而言,现代性已由制度层面转向社会层面,即从宏观转向了微观。

论文最后指出,有关“上海”的集体性叙事的某种起源来自于对现代性的“塑造”或者“构建”。而现代性在当下的中国尚处在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因此“城市书写”会生产出更多的“禁言之物”,也会有更多残酷的真实存在被遮蔽;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作用下的文化等级制度也成为“城市书写”所无法弥补的“先天不足”。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

注释:

[1] 蔡翔《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视界》2004年第14辑,21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2] 同上,218页.

[3] 同上,219页.

参考文献:

[1]蔡翔:《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视界》2004年第14辑,河北教育出版社.

[2][英]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4][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5][美]詹明信:《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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