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城市太难

据了解，2002年，中国有9400万农民工流向城市，这个群体5年来以每年500万左右的数字增长。按照这种推算，城市人身边每十人中就有一至二人来自农村。笔者在上海市城乡结合部进行了针对这部分外来人群的调查，发现当他们风尘仆仆并满怀憧憬地跨进城市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却是艰苦和困难。

调查一：来来回回上户口

调查对象： 阿杰――某大型国营企业员工 小玲――日资企业员工

约了这夫妻俩在一家快餐店见面。夫妇俩带着刚学会走路、憨态可鞠的儿子准时赴约并畅所欲言。

小两口谈了近五年的恋爱，没敢结婚。因为小玲是奉贤农村户口，阿杰家也是碰巧通过‘征地’，好不容易才从农村迁出来的。阿杰爹妈说是以前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居民有副食品券、有粮票、有各种补贴。农民呢，一亩三分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累死累活，还得看天吃饭，吓怕了！跳出‘农门’，落户城市是最理想的选择。娶个农村户口的儿媳，今后有了孙子，户籍要随小玲，又落个农村户口，就近念书都成问题。

后来好不容易户籍政策改革了――新生婴儿户籍可自由选择随父或随母，小两口才在2001年举办了婚礼。然而，就在小玲怀上孩子时，麻烦也接踵而来。孕妇肚子还归原乡里卫生院管，《孕妇手册》也归原籍卫生院开。后来到了孕期前几个月，又必须在原籍乡卫生院体检。无奈，身怀六甲的小玲硬是挺着大肚子，挤着中巴，来回换乘四趟车，赶三个多小时路程，折腾了无数次，才总算在产前，把孕妇体检手续转到了夫家就近的医院。

就在全家为迎接新成员忙得精疲力尽时，新的问题又来了。想要为儿子上户口，父母必须在婚前接受“计生”培训。可结婚登记时，没人告知。阿杰只得到他户籍所在地的“计生委”又白白补交了30元培训费，补听了一整天讲座后，还是不行。女方的《计划生育联系单》还得到原籍去开具。无奈，又是来回折腾。谈起这段经历，小夫妻俩颇有微词。“手续不齐，孩子就是不能上户口。一会儿缺这一会儿少那，来来回回，我不知道跑了多少趟冤枉路。”阿杰委屈地说。

“不瞒你说，现在，儿子的户口已经报上了。可是，小玲的户籍却不能迁过来，不知到猴年马月才能解决。没个“名正言顺”的户口，好像寸步难行。真是搞不懂，报个城市户口怎么就这么难？听说，外地户口要孩子满五岁，才好迁户口。其间，许多因户口问题发生的费用，都得自己兜着。”谈到妻子的户口问题，阿杰忧心忡忡。

幸亏，小玲只是市郊农村的姑娘。假使再远一点，为了孩子岂不要坐火车、乘飞机来回上户口？ 真不知道，有多少有情人因为户籍的界限而被棒打鸳鸯散？又有多少城乡结合的已婚育年轻夫妇在为自己和孩子的落户城市而辛劳奔波？

调查二：孩子读书读不起

调查对象：小鱼儿一家――来自江西农村，紧靠着出租屋的垃圾站摆了个水果摊

小鱼儿，五六岁光景，去了没几天幼儿园就退学了。原本，小鱼儿的父母打算在上海一边打工谋生，一边能让小鱼儿在大城市里受到良好的教育。起先，小鱼儿的爸爸在建筑工地干活。但是这活儿，要东奔西走，居无定所。不利于孩子稳定地上学。所以决定摆个小摊，做点小生意，能让孩子有个稳定的学习环境。可是，因为地处城乡结合部，周围的环境又差，周边没有多少顾客光顾水果摊，家里收入明显减少，供不起小鱼儿每月“高额”的幼儿园托费，无奈之下狠心退了学。一旦上小学，惊人的“赞助费”更是承受不起。小鱼儿的爷爷最终决定，等孩子再大一点，回老家念小学。就在其他小朋友紧锣密鼓地接受启蒙教育时，小鱼儿只得每天在附近的街道上无所事事地游荡玩耍。小鱼儿的母亲提起小鱼儿上学的事说：“不是不想念，是念不起。在这里的幼儿园上了一个月，就缴了四百多块。还没算上孩子的吃吃喝喝的花销。”笔者问：“为什么不去那种民工子弟学校，收费可以便宜些？”小鱼儿的母亲抱怨说：“也想过去近一点的民工子弟学校读书。一打听，收费并不便宜，教育质量也得不到保证，还不如回老家念呢。在这里上了一个月幼儿园，花了四百多块。在老家念一年书，才花二百块。再说，小鱼儿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三个孩子都要上学，哪里花得起那么多钱？”

许多外来的农村年轻夫妇拖儿携女、不畏艰辛走进城市，做着城市人不愿干的最底层工作。主要还是希望让孩子能够接触大都市的繁华，能够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最终能够给孩子多一些机会。但是城市高昂的教育费用，让他们根本无法承受，甚至无法理解。无奈乎，只得退回到农村，接受命运的安排。美好的愿望，好似永无实现的可能。

最近，西方的一些学者撰文指出：“中国如果再不加大教育投资，将会产生无法挽回的后果。……但是，许多外来民工的孩子在城市的公立学校并不受欢迎……”小鱼儿的命运何去何从，将是这一论断的真实写照和缩影。

调查三：待遇还没老家好

调查对象：小娅――外来打工妹

寝室区里住着八九个外来妹，上铺叠下铺，挤在一间不到十五平米的小间里。如果中午起床，晚上十二点后回来，还吵吵嚷嚷，八成是美容院的。可小娅这间里的都是倒班工人。

小娅还不到二十岁时，村里来了歌舞团招收学员（后来才知道，其实就是跳艳舞）。家里人再三合计没有同意小娅去打工的计划。但从此点燃了小娅心中只身闯荡大都市的渴望。不久，村里的远亲在上海开了个纺织厂。小娅满怀着对大上海的憧憬，欢天喜地地踏上了大都市的“征程”。哪知，告别了父母，告别了贫穷的土地，并没有瞬间进入无比繁华的城市生活。而是进了一家开在偏远郊区的纺织厂，开始了暗无天日的倒班生涯。做十二小时，休十二小时，说是包吃包住，足不出厂。扣去饭钱，每月只剩四百多块。这倒不由得令人想起夏衍笔下的“包身工”。“好景”不长，就是这样的待遇，也只“享受”了三四个月――厂子关门了。无奈何，只得去帮人推销一种假冒的“坐姿校正器”。天天担惊受怕，没几天又失业了。一起出来打工的同乡给她介绍了个三班倒的工作。这回的工资是高了，机器的速度也快了。说好一千二百元，但不包吃住。可临发钱时被莫名其妙扣了二百。面对这样的歧视性待遇，众打工妹不敢吭声。小娅却不甘心，决定要再出去闯一闯――炒了老板的鱿鱼。

笔者在拥挤的寝室里找到了正在翻招聘启事的小娅，问她：“上海是你想像中的样子吗？”小娅说：“和书里写的完全不一样。原来以为到了这里，一定是灯红酒绿，就可以赚到比老家多得多的钱。想不到，像我这样初中没毕业的打工妹，找份糊口的工作也难。”笔者问：“赚钱这么重要吗？”小娅说：“父母在家靠种菜供弟弟读书。等着我每月把钱寄回家呢。本来，还想存点钱，回家开个小店。哪想到这里比家乡更难找活儿！”笔者问她辞职了有什么打算，小娅说：“我在报纸上看到上海市区有份工作，一千多块。这里的开销比家里大，没有工作不行。还有，听不懂上海话，经常受歧视，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过了几天，再去看小娅，她不在。听她的室友说，小娅在黄浦区找到了一份做保姆的工作便失去了联系。冒冒失失地从农村进入城市，满以为能衣锦还乡，却不知“淘金梦”变成了“求生存”。谁又敢否认，她那外来的身份，早已注定了她想融入城市的坎坷。

在针对外来人群的近一个月的采访中，听到最多的是“钱”和“观念”。没钱的想变得有钱，落后想跟上先进，因为只有跟上了现代化节拍，才能改变人生。已有很多想融入城市的人领悟到了这一点，却有更多的人没有参悟。他们碰到行行的困难，有些是遗留制度的原因，有些是自身不开化造成的。有的选择与城市人结合；有的举家搬迁入城；有的只身闯荡；有的发奋图强；有的怨声载道；有的事业有成；有的自毁前程……但无论怎样，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是这城市的新人类，我们不能也无法忽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