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建设660个文化强市?

文化建设如果不沦为长官意志的产物，就是成为地方GDP的驱动器。文化资本的行政化和体制化在府的GDP引擎下，实际上成为提升形象、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

中国没有文化大省吗?5000年文明让各地文明遗迹数不胜数。中国有文化大省吗?为何还要发力建设三十个文化大省以及660个文化强市?

江苏省提出“把江苏建设成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和“昨天的文化就是今天的经济”的宣传口号；云南全力打造“民族文化大省”，并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利益……各省市政府的战略目标是提升省市的“软实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以促进经济建设。城市披上了西方的衣服，文化借来古人的衣冠，戏法不同，但在城市管理者和决策者心中，实际上是统一的，文化建设如果不沦为长官意志的产物，就是成为地方GDP的驱动器。

文化资本的行政化和体制化在各级政府的GDP引擎下，实际上成为提升形象、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文化建设不过是GDP建设前的大预考。

城市面貌：有高度，没深度

基础文化设施是城市的硬件配置，而在硬件配置上，争“第一”、做文明展览的“窗口”、城市的地标，展示、炫耀的思维方式一直延续着，省会中心城市作为文化大省的形象代表，它们能够兴建并维持大型的公共文化设施的投资和运转，但大部分二三线城市并没有充裕的行政预算兴建基础文化设施，所以通常把资金投入到城市形象工程或者地方性特色的文化节上。

相比二三线城市，一线城市更容易盲目陷入“世界之最”的情结中，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是目前世界上造价最昂贵的单体建筑，北京的国家大剧院被称作“世纪建筑”，2008月27日，号称“世界第一高塔”的610米的广州新电视塔主塔体封顶，被赞誉为“广州文化新地标”，耗资19亿元、占地45万平方米的世界规模最大的科技馆广东科学中心9月27日正式开放。一线城市急于提升国际形象，固然有跟国际接轨的现代化冲动，更为可怕的是，在这些建筑背后，长官意志和“西化”标准嫁接后，城市的天际线和文化记忆地图被不断翻新、涂改，整个城市被“现代化”这条狗追着，根本无暇保存城市的文化记忆。

在各种各样的试验冲动中，“歌剧院”、“音乐厅”和“城市广场”是一线城市的现代文化配额，二线和三线城市在向一线城市看齐，如海南省海口市正斥资兴建大“歌剧院”，更多的二三线城市，无力举资建歌剧院，但“城市广场”还是要建的，现在是“有城市处皆有文化广场”，甘肃玉门，一个人口不到19万的县级市，建一个占地7万平方米的广场，先后投资逾两千万元。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园林研究所所长孙凤岐教授认为：“广场作为人们集会、休闲娱乐的场所，特大和大城市中心的广场有10公顷就足够，一般城市3-5公顷就够大，而小城镇有2―3公顷就可以了。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没有必要建一个硕大无比的广场。但目前中国一些地方的广场大而无当，如有的县城，广场面积达15―25公顷。”全国几千个城市广场中，通常存在以下弊病；建筑面积大而不当，与周边建筑相冲突，主题庸俗，毫无建筑理念。除了烧钱，大部分只能说非常丑陋，丝毫没有展示城市文化的功能。决策者一拍脑袋，整个城市都丑陋。

城市选秀：有标准，没准则

2003年8月，中央文明委下发《关于评选表彰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的暂行办法》，明确了全国文明城市的标准、申报和评选范围、指导监督办法，决定2005年评选表彰首批全国文明城市和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的具体考核工作依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进行，并且规定“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创办文明城市是国家行政力量所左右的“城市选秀”，这场选秀有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环保模范城市的选拔作参考，并制定了详细的标准，加以“测评体系不仅是评价和考核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标尺，也是长期指导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指示器。”

城市选秀的标准化造就了趋同的主流文化趋向，同一的城市外观，这是一场标准化、数据化的城市考试!但考试答案――决策者的思维和地方经济利益的驱动，往往使得这场预考、选秀的局面变得更为复杂，因为除了文明城市选秀大考，还有申遗的世界证书大考、资源整合以及概念化立市的文化补考、古人公祭的传统摸底测评、本地名人的知名度随机测评等诸多形式，文明城市考评并不是唯一的考核标准。

城市文化遗产：重开发，轻保护

大型的文艺演出和国际文化交流机会通常被省会以及中心城市所垄断，迫使中小城市必须通过各种评测和文化活动的策划吸引眼球，招商引资。在各种评测系统中，世界文化遗产的申请是各省市的重头戏，一旦上了《世界遗产名录》，将给城市带来巨大的国际声誉和旅游收入，如鲜为人知的平遥、丽江等古镇因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声名鹊起、成为新兴旅游目的地，创造出可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打上世界文化遗产的标签无疑于拿到了“国际通行证”，能享有全球知名度，可以迅速跻身于“国际旅游热点俱乐部”，并享受国际援助、技术支持、免受战争或人为破坏等一系列的优惠待遇。目前中国被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共有35处，但普遍存在“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

申遗项目选拔刺激并扭曲了地方的文化思维。没有遗产，可以补考，争取城市文化达标，而达标的方式可以像“丰都鬼城”借现有资源整合、或者像济宁的中华文化标志城一样概念化创意立市。如果就举行古人公祭，河南周口与甘肃天水“瓜分”了伏羲；湖北竹山、河北邯郸、甘肃天水和山西万荣等地“共享”了女娲；陕西黄陵和河南新郑“分食”黄帝；湖北随州、河南焦作、湖南炎陵和山西高平“肢解”炎帝。连西门庆、武大郎都有城市争夺了，那么秦桧的争夺战指日可待，这既是城市的“面子工程”，又是城市的传统文化测评课。陕西米脂、浙江余姚甚至上演了“活人祭”，拿贾平凹、余秋雨测评外界对本城市的知名度大测验。

荒诞的时代，纷杂的世界，城市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的逻辑，城市文明的生死密码并不掌握在决策者手里，它是自我充沛并衰败的，中国城市的决策者的揠苗助长式的强行文化干预，正使这个时代变得呆板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