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释读过程中存在的几类问题字

内容摘要：在汉简的释读过程中，简牍本身使用的一些独特字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便，从而影响简牍文字的释读，进而影响到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我们从简牍文字中的多笔、减笔、偏旁部首位移、合文四个方面的不同形式，分别叙述了简牍文字的书写方式及给今天释文带来的不利影响。出现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应该为书写环境和文字书写者的习惯所致。

关键词：汉简；问题字；释读

中图分类号：K877.45；K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6-0093-08

A Few Types of Problematic Words Encountered in

Deciphering the Han Dynasty Bamboo Slips

KONG Dezhong1 ZHANG Junmin2

（1. Gansu Provincial Museum， Lanzhou， Gansu 730050；

2. Gansu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The unique characters used in the bamboo slips not only make interpreting them hard， but also influe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some historical problem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writing style of the words used in the bamboo slips and the difficulties posed by these words in interpreting the texts of the four aspects； namely， more strokes， fewer strokes， displacement of the radicals， and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words， which can be ascribed to the writing environment and the writing habits of the scribes.

Keywords： Han dynasty bamboo slips；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Deciphering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战国之时的汉字，在不同的地域通过不同的途径与方式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至始皇帝“书同文”，汉字的书写才得到进一步规范。而这个“书同文”本身自当有一个过程，对于许多人来说还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加之一同六国的秦帝国享祚时间较短，“书同文”的政策虽得到实施，但其成效定会受时间短的影响而打一定的折扣。虽“汉承秦制”，但也不是一味的承袭，以文字为例，在汉承秦制的过程中，文字就有一个从秦篆到汉隶的演变过程。西汉中后期文书学的兴盛，再加上西北地区边疆屯戍生活的需要，作为记录其日常生活的文字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西北地区出土的汉简之中虽可以找到有篆意的字体，但是整体上的汉隶已经非常成熟了。只不过因为书体的演化过程中有一些字写法有所不同，同时由于整体文化水平的影响，在边塞日常生活的记录之时也会杂糅一些书写者自己创造的字体。正是这些字体的存在，使得简牍文书的释文在原本字迹就不是很清楚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虽说只是个别字，但其对释文乃至一些历史问题的掌握则是很重要的。现结合释读汉简的体验，谈一谈简牍文书中存在的这些不是十分规范的汉字。

一 简牍文字中的多笔

简牍文字中的多笔，不包括早期的战国文字，也不涵盖秦代的篆书，而是单指汉隶比较成熟时期的西北汉简。

1. 朕 在多笔的文字中，最先引起笔者注意的是“朕”字。此一字，秦汉之时已有专指，并不是一般平常人所能随便使用的。“天子自称曰朕”[1]，汉简中“朕”字出现的概率并不高，也许与之有关。其作为多笔字，陈建贡编撰的《简牍帛书字典》（后称《字典》）并未收录[2]。作为多笔字的“朕”首见于“王杖十简”，其中简4的“朕”字作“勝”？譹？訛，在“朕”的右侧“关”下多一“力”。次见于玉门花海所谓的“遗诏”[3]，“朕”字多笔更严重，第一个“朕”字右侧“关”下作“”，第二个“朕”字右侧“关”下作“巳”。只不过后者的字体已与成熟汉隶差距较大。

2. 王 因为字体多笔，常引发“王”“玉”之争。此字的使用频率比较高，简牍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因之而出现的“得王里”、“得玉里”与“宜王里”、“宜玉里”并存的现象。目前释文中存在的四个里名实际上应该就是两个才对。如：

广汉隧候史效谷得玉里卫

敦·1261？譺？訛

得玉里张利亲 粟卌二石

ⅠT0116②：56？譻？訛

左部前曲骑士得王里张华 下 已 三ⅡT0111①：202

敦煌效谷宜王里琼阳年廿八 轺车一乘马一匹 闰月丙午南入 505·12？譼？訛

十以 自出厶 故效谷宜王里 ⅡT0214S：75

宜玉里徐亲 年廿 广汉

ⅡT0111①：89

出垦田籴粟小石 卌石建平二年三月辛卯宜玉里宋康付县泉置啬夫敞 （左齿）ⅡT0112②：117

之所以是“宜王”、“得王”而不是“宜玉”、“得玉”，这与汉代人的理念有关，汉代普遍存在着一种崇尚美好、祈求良好愿望的观念。这一观念在一些名字中体现得相当充分。汉画像中有“射雀”、“马上封侯”的图像[4]，人名、地名之中有很多以“延年”、“益寿”和“去病”等命名。“宜王”、“得王”之名也是此一用意，若作“宜玉”、“得玉”则有违寓意了。

因“王”字多笔而成“玉”字引起纷争的还有所谓“王杖”与“玉杖”之辩，究竟是“王杖”或是“玉杖”，考虑到王杖简已是东汉时的字体，虽有“玉”字减笔为“王”字的写法，但我们仍认为该是“王杖”。

3. 土 多笔而作“圡”[2]173—174，进而使得“煙”右下的“土”亦作“圡”[2]514。“土”右下加点可能是为了更好地区别“土”与“出”，因为汉简上很多“出”的写法多作平直的两横而与“土”极其类似。

4. 氐 作“”，“氐池”作“池”。此字不仅见于悬泉汉简的驿置道里簿？譽？訛，且在居延汉简中亦多见[2]474。

5. 昨 “昨”字左旁加单人部作“”，或在中间加单人旁，《字典》未收。《肩水金关汉简释文（贰）》[后简称《释文（贰）》]释文多作“”、“”。而实际上这个字就是昨天之“昨”。

6. 騧 黄马黑喙为“騧”[5]，左右部首之间并没有“辶”旁，简牍上却常见中间多有“辶”旁者，《字典》未收。如《释文（贰）》有：

温共利里濂戎年卅 字子严六月甲午入乘方相车一两马齿十六岁

73EJT23：56

觻得万岁里闻长年十八字子仅 骑牡马一73EJT23：59

二 简牍文字中的减笔

相对于前面的多笔，减笔无疑就是笔画或部首的省略。减笔字的产生可能与书写急、速有关，为了方便与速度，仅写原有字的部分部首而已，所谓“依样画葫芦”。近期引起注意的是“关”字，由“关”字又引申出简牍中可以看到的几个减笔字。

1. 關 2012年8月，在甘肃召开的“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王子今先生就放马滩秦简木牍上的一个字释作“閉”，而实际上这个字的旁边还有一个类似符号的东西，从符号及字的具体写法来看（图1），应该就是“關”字，不是“關”字的全笔，而是减笔字，有点类似“閉”？譹？訛。由之联系到《肩水金关汉简释文（壹）》的那个独特“關”[6]，原来就误作“閉”字了，可见“關”字的写法在当时确实存在有点类似“閉”的样式，如果不仔细观察就会产生误会。金关简为：

张掖肩水塞閉门關啬夫粪土臣

73EJT1：18

其中“閉”无疑也是“關”字，只是两个關字略有差异而已。《字典》中有很多减笔的“關”字，不胜枚举，类似“閉”的字体也比较多？譺？訛。减笔的原因无疑就是原来字笔画太多，在门之内很难填充实有笔画，在书写时简化而为之。

2. 雙 “雙”字在汉简中或作“隻”，将上部的两个“隹”仅写一个，乍一读简牍真成了“隻”。最明显的事例是《悬泉置元康四年鸡出入簿》：

出鸡十隻一枚……

I90DXT0112？譻？訛：68

最初将“隻”字按照现在的“隻”去理解，特别是在简体字中使用，一下子让人还真不好理解。鸡怎么会有一只如何与一枚如何呢？直到王子今先生将“隻”读作“雙”，其文义则涣然冰释[7]。

3. 闒 居延汉简中有一个居延县的里名，旧有释文作“关都里”，简文是：

第卅三长居延关都里邹去

E.P.T51：356？譻？訛

乃六月十九日丙戌万岁士吏居延关都里长E.P.T68：125

乃十二月甲午第十三助吏高沙队长居延关都里王尊E.P.T68：164

其中三简的“关”字风格一致，是一个字没有问题。但是联系到1998年校对金关汉简释文时出现的一个“闒”字，上述三简所谓的“关都里”实际上是“闒都里”因“闒”字减笔造成的，即应是“闒都里”。减笔之法就是省略了其中的“曰”而仅仅写了“羽”，以至于误认为“关”。

4. 觻得 张掖郡属县之一，可是“觻”字在书写时是不易写就的，所以在简牍上我们常可看到仅有半个字的“角”或“樂”，以代表“觻”字。《释文（贰）》中即有此例，即：

三封张掖大守章诣居延府其二封诏书六月辛丑起=

月六日 二枚角塞尉诣广地肩水=

北书七封 一枚杨成掾诣肩水=

一封都尉诣肩水=

七月辛亥东中时永受沙头吏赵

卿八分付莫当

73EJT23：804B

雒阳宜岁里张放年亖十五字高 作者乐得广昌里韩况

狱丞印 牛车一两用牛二头

73EJT24：248

前简为“邮书课”，记录某年六月经过金关发往北部的邮书，是对邮书的种类、发文单位、收文单位以及最后传递结果的记录。释文中空缺字比较多，“角”后的“”之所以没有释读，可能与觻得之“觻”作“角”有关，而图版比较清楚，“角”后的“”就是“得”，即“角得”。

后简为传致文书抄件，记录过往人员的身份、特征及携带物品等。其中“乐得”也应该是“觻得”，文字中“亖”字，表明本简应属于王莽之时或以后的简。“狱丞印”三字是后期补添上去的。汉代觻得县有“广昌里”又可以借助著名的37·35“礼忠简”加以旁证。“礼忠简”记：

候长觻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卅

小奴二人直三万 用马五匹直二万宅一区万

大婢一人二万 牛车二两直四千 田五顷五万

轺车二乘直万 服牛二六千 凡訾直十五万37·35

5. 騬 “騬”，犗马也[5]467，简牍上或作“乘”，省略左边的“马”旁。居延旧简有之[8]，简文为：

驳乘两剽齿十六149·23

6. 其他 在简牍上还有许多可以归为减笔的字，甚至可以说就是现在通用的简化字。如常见的“书”和“为”字就与现在的简化字极其接近，《字典》一书中例子较多，这里不再枚举。减笔字，还如“玉门”之“玉”多作“王”，“當”字减笔去“口”，“界”去“田”，“泉”字水部作小，“偷”与“愈”不分，“史”与“吏”互用，等等。

三 偏旁部首位移

除了个别是单独部首的字体以外，汉字多是由代表不同含义的部件组成的，在今天我们看来偏旁部首位移是属于错别字，而在汉代的简牍上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部首位移表现为或左右换位、或上下错移，甚至部首的替换，以至于“艹”“”不分，“木”“米”更替。

1. 氣 印象最深是在2001年编辑《中国简牍集成》丛书时，居延旧简中有一个字的写法很像“匊”，联系到悬泉汉简释文时曾有“望氣者”在诏书中出现，我认为这个字不是“匊”而应该是“氣”。简文是：

候者言有虏兵匊其惊

初元五年四月辛亥下

227·5

在《甲乙编》和《合校》中均使用“匊”，而实际上这个字是“氣”的右勾变成了左勾所致。能旁证它的简文是悬泉汉简ⅠT0116②：54：

建昭三年七月乙卯朔丁巳敦煌大守强长史渊丞敞告守部司马千人司马丞假司马千人谓县诏书候者数言有虏兵氣其惊烽火远候望察动静谨推辟已前下方秋旁

本简是敦煌太守府按照诏书精神下发的行政文书，要求所属的“守部司马千人、司马丞、假司马千人”等主管兵马的这些官员，提高警惕，加强边防守备工作。

在简牍中我们可以看到先后在初元五年（前44）和建昭三年（前36）的诏书中，有因为“望氣者”言边境有战事而备边的史实。足见汉代尤其是汉成帝之时望气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皇帝就曾经屡屡以望气者之言，颁布诏书要求北边作战事准备，劳师耗民。

2. 部件左右位移 此类字就是原本左右两侧分布的偏旁部件调换位置，原在左侧的变成右侧。如“期”可作“”[2]418，“强”作“”[2]305。

3. 上下位移 此处所言的上下位移，并不是原本部件是上下组合的简单上下易位，而是原本左右分布的部件，被改写成上下组合的形式。前一种纯粹的上下颠倒不多见，而后一种就比较多。最常见的是“幼”“约”和“野”字。

“幼”字作“”或“”。[2]284

“野”或作“”。[2]847

“温”或作“”。[2]501

“幣”或作“”。[2]276

“監”或作“”。[2]576

“约”或作“”。[2]630

“约”字之“勺”多有类似“勾”“句”者，极易释为“”或“絇”。《金关汉简释文（壹）》就将此字误作“”。简文是：

元康四年十一月

百至五年 （左齿）73EJT1：123

本简为贳买衣财物爰书，发生在元康四年（前62）十一月的买卖行为，双方约定到元康五年（前61）的某一天才交付完毕，一般的是买方将钱如数给卖方。类似的文书如：

七月十日鄣卒张中功贳买皁布章单衣一领直三百五十

三堠史张君长所钱约至十二月尽毕已旁人临桐史解

子房知券262·29

元康二年十一月丙申朔壬寅居延临仁里耐长卿贳买上=

党潞县直里常寿字长孙青复一两直五百五十约至春

钱毕已姚子方（左齿）

E.P.T57：72

4. 部首替换 每一个字的组成部分，都有其固定的含义，部首是不可以随便替换使用的，但简牍中却有很多部首替换的现象。

（1）“艹”“”不分 简牍中最难区分的是“艹”部与“”部的差异，以至于从字体上“簿”、“薄”不分，类似的字就需要参考文义加以审定。简牍中用来记录的账册称“簿”，或称“簿籍”，数量多，种类复杂[9]。《释文（贰）》可见有：

见折伤牛车簿73EJT21：304

金关库本始元年四月乙酉以来积作簿73EJT22：31

月谷出入簿73EJT22：100

肩水候官永始四年七月破（船）簿

73EJT23：94

·肩水候官广隧居摄二年兵簿

73EJT23：884

如果审视不慎，就会将“簿”误作“薄”。如《释文（贰）》：

阳朔元年五月丁未朔丁卯肩水候丹移觻得出谷付厩佐丁充食柱马石斗如牒

书到愿令史薄入六月四时报如律令

已入 73EJT21：102A

“书到”、“愿簿入”是当时的常用语，即看到移送过来的文书后，将有关内容记录到账。如：

甘露二年五月己亥朔乙巳冥安令阳移县泉置置书遣厩佐成持传马送客往来过廪穬麦小石

十一石九斗五升为大石七石九斗六升茭四石二钧书到簿入五月报有书书到簿入五月ⅡT0112②：6A

建昭三年六月丙戌朔丁未渊泉守长长守丞舜移县泉置遣吏御持传马送迎使者诸国客廪

如牒今写券墨移书到愿令史受簿入七月报毋令缪如律令ⅡT0216②：48A

县泉鱼离置令史遣吏持传马为

移书到愿令史簿入十月报毋令

ⅤT1410③：87

因“艹”、“”混用出现的字，还有“符”或作“苻”，“莭”或作“節”，“第”或作“苐”以及“藉”“籍”混用。

（2）“征和”与“延和”之争 汉简之中“征”“延”二字的差异较小，二字的左部“彳”“廴”写法接近，右部则因为上部“一”与“丿”的差异不明显，致有“征”、“延”之辩。原因是史书中汉武帝的年号作“征和”，而汉简中多类“延和”，因有别的资料旁证，在汉简释文中多作“征和”。但陈直先生提出居延汉简中的“征和”，应该是“延和”：

居延木简征和皆作延和，征延二字在隶书上形极相似，居延汉简释文重庆版释作延和，商务版又改作征和。汉书武帝纪，于征和元年，应劭注云“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在东汉末期，已作征和解释。隶释卷六，国三老袁良碑，叙征和三年公孙永事，是东汉中晚期亦作征和。汉书各表下纪事，作征和者多，延和者少。如公孙浑邪，庐它之，仆朋，揭阳令定，建成，居服，多军，韩陶，李广利，续相如，商丘成等侯名下，注皆作延和。是在东汉初期，征和延和两用之。但西安汉城遗址，曾出“延和元年”四字瓦片，与木简均为当时作品，自当以延和为正确。[10]

只是这一观点，未曾得到重视，“征和”旁行。金关汉简亦有证为“延和”者，《释文（贰）》73EJT24：208：

出六石弩一 延和四年癸丑令卒

本简下残，为兵器出入簿，记延和四年出“六石具弩一”。此简可旁证“延和”之说。学界之所以多不作“延和”，可能还与应劭的添注有一定关系？譹？訛。正因为应劭的注文为“征和”的存在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理由，致“延和”之名渐渐淹没。

（3）“木”“米”混用 作为上下结构的“米”或作“木”，致“粟”为“栗”[2]627；“木”亦有作“米”者，致“梁”“粱”不分。前一种可以理解为书写急速减笔而致，后一种能不能用多笔论之呢？《释文（贰）》之“梁国”多作“粱国”，但亦有仍用“梁”者。作“粱”者如：

戍卒粱国睢阳东方里上造赵周年廿四 73EJT24：256

隧戍卒粱国葘市阳里

73EJT23：498

粱国虞南昌里句

73EJT23：690

田卒粱国睢阳竹阳里邓延年廿四73EJT21：430

粱国虞北函里士五皇路人年廿八73EJT21：37

田卒粱国睢阳朝里寇遂年卅二 庸同县丞全里张遂年廿八73EJT21：373

田卒粱国睢阳汴阳里牛充

73EJT21：419

作“梁”者亦有二，即：

皇天上帝隆显大右成命统序符梁国文金策书73EJT23：767

建始二年七月丙戌朔壬寅觻得佗里秦侠君贳买沙头戍卒梁国下邑水阳里孙忠布值73EJT24：28

简中的“菑”字写作“”，类“薑”字但缺少中间的一横笔。而梁国并没有“”县，《汉书·地理志》有“甾”，故“”实应为“甾”。

（4）“驿”“译”混用 悬泉汉简中二字混用的现象比较普遍，“驿小史”或作“译小史”，“驿骑”或作“译骑”。简文有：

凡出粟三十三石 给卒驿小史十人三月食413·3

四月六日驿小史从尉史仲山取麦一石前后二石又石凡三石562·1B

上书二封 其一封长罗侯一乌孙公主 甘露二年二月辛未日夕时受平望驿骑当富 县泉驿骑朱定付万年驿骑

ⅡT0113③：65

都护虏译持檄告戊部尉钦车师前附城诩敦·112

今偷起假所受译骑得玉里李外人到日病温千乘里张建成到二日

ⅤT1410③：44

荣小未传为译骑皆小家子贫急不能自给实E.P.T58：30

以上数简仅仅是枚举而已，悬泉汉简之中“译”“驿”不分的状况非常普遍。我们知道汉代最高级别的邮驿机构是置，次之是骑置，再次之是亭。“置”中亦有“骑置”“亭”的功能。“置”与“骑置”中专门从事紧急文书传递的人员身份是“驿骑”。其正确的写法是“驿”，时或作“译”，后二简之“译骑”亦“驿骑”。

（5）“心”“衣”易淆 “心”“衣”二字在隶书中差异不大，混用情况时有发生。如：

魏郡揤悲翟里大夫田忠年

73EJT21：438

《汉书·地理志》“即裴”属魏郡是侯国，简牍的“揤悲”显然就是史书中的“即裴”？譹？訛。“悲”之“心”原本是“衣”。“翟里”可作“翟刚里”。另“衣”作“心”，在《字典》中已有收录[2]727-732。

（6）“水”“火”替换 “水”与“火”的替换，在汉简中比较常见。典型的例子是“荥阳”之“荥”或作“荧”。此字在《释文（贰）》中比较普遍。如：

荧阳令印 73EJT14：11B

四月辛卯荧阳73EJT21：336

荧阳宜都里郭赦年卌字君功 乘方箱驾73EJT23：108

“荥阳”河南郡属县之一，简牍上的“荧阳”无疑当是“荥阳”。查已有汉简，在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中只有一例作“荥”，余下的均作“荧”？譺？訛。

四 合文

合文就是将两个字合写成一个字，所以在释读时容易产生误解。常见的“二十”作“廿”、“三十”作“卅”、“四十”作“卌”，比较好认识。若“七十”作“”、“十七”作“”则需要费些心思。不过，合文作为古文献的一种书写方式，在识字之初极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常见的合文已经比较好认识。目前在有关简牍的介绍书中已经有单独的篇章来介绍“合文”。如骈宇骞《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11]，李宝通《简牍学教程》第3章第3节“简牍中的合文”[12]，暴慧芳《汉语古文字合文研究》？譹？訛等。《字典》一书，在书后专门为之辟一栏，收合文19字，列举简帛文献所见合文字[2]956—958，其中汉简合文有11例，分别是“正月”、“三月”、“壬午”、“十七”、“卅六”、“四十”、“五十”、“七十”、“尉史”、“令史”和“赦之”。

除上述已有介绍者外，笔者还在玉门关汉简中发现一例，即：于阗，玉门关汉简将“于”字写在“门”内作“”。

居延简119·39，将“南方”写作“”。

五 容易误释的几个字

由于简牍书写者疾书等原因，致使一些字被错误地使用了近两千年。如：

1. 沙头与池头 “沙头”作为地名，《后汉书·郡国志》为酒泉郡属县之一，而《汉书·地理志》中是不存在的，对应的却是“池头”，致有西汉名池头，东汉改沙头之说。实际上，该地西汉就名沙头，只是“沙”“池”二字的差异比较小，人为造成了这一错误。悬泉汉简中有很多沙头县的资料，从而证明西汉的池头乃沙头之误。如简文：

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 沙头去干齐八十五里ⅡT0214①：130A

大夫八人一食食十钱直八十

沙头长索卢君食平计 从者五人自炊顾葱酱钱直十五

凡直九十五 ⅠT0404④A：1

2. 比胥鞬与北胥鞬 “北胥鞬”作为西域地名存在，汉王朝曾在此地屯田。“北胥鞬”作为地名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悬泉汉简中出现“比胥鞬”，人们才认识到“北”应该是“比”字之误[13]。如：

守府卒人安远侯遣比胥健

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十匹私马

名籍畜财财物ⅡT0214③：83A

3. 尹湾木牍 其中所记县名与史书差异较大，足见史书之误。其中东海郡属县按照《汉书·地理志》是“海曲”“兰祺”和“祝其”[14]，而尹湾木牍表明三县的名称为“海西”“兰旗”和“况其”[15]。

4. 江陵高台18号木牍 该木牍作为随葬的“冥书”原文发表在《文物》1993年第8期，记录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随行人员，类似社会生活中的传文书。墓主人的身份是“关内侯寡”，死后在阴间应该享受“家复，不筭不繇”的特权。因为汉初隶书变形比较严重，初释作“家忧，不筭不愿”，进而影响到对简牍文字性质的断定与理解[16]。

5. 数字的差异 简牍上表示数字多少的文字书写方式，早已引起学者的注意[17]。因为简牍上表示数字的文字原本差别不大，在数字模糊或文字残损时极易产生差异。如简牍上的“二、三、亖”与“二十、三十、亖十”或“廿、卅、卌”等字，如果缺笔无疑就会少一个数字。西汉时“七”“十”写法差异比较小。横长竖短为“七”，横短竖长为“十”。出现有弯钩的“七”已到东汉之后了。再加上“十七”或“七十”的合文，误用的情况是很难避免的。所以也就有了《史记》与《史记》，《史记》与《汉书》在统计数字上的差异。如：秦孝公时推广县制，《史记·秦本纪》记为“四十一”县[1]203，而《六国年表》作“三十一”县[1]723。秦始皇帝时攻取匈奴河南地，“城河上为塞”，《史记·匈奴列传》记为“筑四十四县城临河”[1]2886，而《史记·秦始皇本纪》作“三十四县”。考虑到实际情况当以“三十四县”为是？譺？訛。又如《史记·匈奴列传》记天汉四年（前97）“复使贰师将军将六万骑、步兵十万出朔方”击匈奴[1]2918，《汉书·武帝纪》作“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击匈奴[14]205。《汉书·匈奴传》与《武帝纪》同，亦作“步兵七万”。“十”与“七”形近易误，当以《武帝纪》为是。

6. 其他 除了上述所言之外，还有一些字我们不能一一列举。如：史与吏、史与夬、令与今、宾与实、与和兴、私与和、监与临、丈与支、士与土等等。有时，对某一具体字的判断参考上下文就显得很有必要。

六 结 语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的不同表现形式，分别叙述了简牍文字的书写方式及给今天释文带来的影响和不利。这些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应该归为书写环境和文字书写者的习惯。文书多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时，一些人为了节省时间，减笔现象自是不可避免，极草之后从字形上已经与今天的简体字没有多大的差别。

当然，此类文字的出现与文字的载体也应该有一定联系。简牍所用的竹、木质材的书写材料，在宽度上是极其有限的。宽度限制可能是造成一些原本左右结构的字，变成上下结构的主要原因。至于个别笔画本该右弯而变成左弯，也可能与简牍宽度有关。相对于这一现象，多笔则与简牍宽度无关，它的存在可能与“避讳”有关。文中所举“王”“朕”不是一般人随便使用的。在简牍所载的律令文书中，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对书写错误的处罚规定，但这些规定总是无法避免现实生活中人们书写造成的错别字。原本就是已经错误的字，再加上简牍保存状况的制约和文字的残损，无疑会增加后人释读的困难。

通过对简牍文字构造形式的分析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一些错误并不是人们有意为之的。这里不仅有先贤提出的“十”“七”和“三”“四”等数字，而且还有史书所记“池头”“北胥鞬”与简牍文字“沙头”“比胥鞬”的差异。今天，我们虽可以归纳出这些造型独特的字，但是在释文的过程中却是很难把握的。个别字的释读犹同窗户纸一般，就是因为有那么一层纸的阻隔而束手无策。本文所举字例，可谓挂一漏万，类似字甚多，不能一一枚举。

目前，人们对简牍文书中的合文、重文现象注意的比较多，而对于具体某一字的变异写法则注意不够，这可能与简牍文字的数量庞大及新资料的层出不穷有关。而这应是简牍释读需要注意并积极破解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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