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30 01:00:25
在过去的200多年里，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多流向了企业。但在中国，那些聪明、优秀、学历好的人挖空心思往政府里面跑。所以，西方把企业做大了，我们把政府做大了。在我们今天普遍探讨中国企业家的议政空间的时候，不妨先看看美国商人治国带来的A面与B面。
企业家带着官员玩
美国政治科学家托马斯・戴伊曾断言，在一切社会里，无论它是原始的还是发达的、集权制的抑或民主制的、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都只有一小部分人在行使大权。不论这些权力是否以“人民”或者“民主”的名义行使，事实上都是如此。
那么在美国，是哪些人在真正行使大权呢？
早在1923年，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就总结说，“美国的全部事情就是企业”。说得通俗点就是，美国是典型的商人治国，一切都是围绕着企业需要而运转。企业和企业家是永远的主角，其在美国的地位超乎世界任何地方。
在美国，改写历史和控制国家运转的不是政治家，而是掌管企业帝国的商界大佬。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商人集团均能有效地控制官员阶层，让政府为企业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充当马前卒。
我们甚至可以通俗地认为，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企业家带着官员玩”的历史。比如独立战争的爆发，核心原因是当时处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北美商人们需要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做后盾，保护他们的财产利益，帮助他们与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竞争。又比如南北战争，本质上就是美国北部工商业集团与南部种植园主的一次直接利益冲突。
再比如，美国直到1913年才有了美联储这个正儿八经的中央银行，在此之前，商界巨擘J・P・摩根先生就充当着事实上的中央银行角色。
在多次经济危机的紧要关头，黄金外流、银行出现挤兑、股市暴跌时，政府都不得不拉摩根出来“救场”。戈登在《伟大的博弈》中就为我们描述：“有人冲进交易大厅，报告说看到摩根和财政部长一同走下国库台阶，正在泛滥的恐慌情绪立刻奇迹般地抑制住了。”
直到1913年，摩根在意大利罗马去世，华尔街再没有这样深孚众望、一言九鼎的人物，美联储才被迫建立起来。
除了“在野的央行主席”J・P・摩根，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财政部长之一安德鲁・梅隆也是商人治国的典型代表。梅隆是著名的《1924年收入法案》奠基人，任期贯穿整个1920年代，其空前的影响力被同时代人戏谑为“三个总统在梅隆手下工作过”。
正如一位诗人所言：诗人将自己交给了诗歌，女人将自己交给了爱情，美国则将自己交给了企业。商人治国让史蒂夫・乔布斯等天才企业家在美国层出不穷，iPhone、Google、Facebook等产品风靡全球。
然而，有得必有失。它还有不太为人知的B面，支撑着光鲜的A面。而且最近30年来，这种特征越发明显。
大获全胜的1%
2011年9月，“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纽约爆发，并迅速蔓延到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华盛顿等美国数百座城市，至今这场运动仍在进行中。
抗议者自称“代表99%的美国人”，向只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的人群“宣战”，抗议他们在事实上掌控了政府，致使1%最富有的人和其他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美国“做蛋糕”与“分蛋糕”的失衡。
统计资料告诉我们，二战以后一直到1980年代初，美国家庭的收入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二者的节奏和速度几乎是一致的。然而，从30年前的1982年开始，美国家庭收入的提高水平便一直大大滞后于生产率的提高水平。也就是说，给老百姓“分蛋糕”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做蛋糕”的速度了。
与此同时，美国最富有的1%的收入提升速度远远超过生产率的提升速度，更超过一般大众的收入提升速度。（参见下图）
这就造成美国的财富分配，越来越向最富有的1%倾斜。
2010年，身居美国财富金字塔顶端的1%人口的每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将近1/4。若以所拥有的财富而论，这1%人口所控制比例达40%。而在1985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2%和33%。
2012年1月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时也不得不无奈地承认一个事实――今天的美国，“越来越少的人真正过得好，越来越多的人勉强过日子”。
被挤压的中产
三权分立、全民大选、两党制、言论自由、游行自由……看起来，美国大众有着世界上最好的民利。然而，事实告诉我们，99%的大众在与1%的有钱人的博弈中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如果说最近30年来，美国1%的富人和其余99%的大众进行了一场宏大的战役并大获全胜，那么，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则是一场战斗，可以让我们从中领略到富人是如何抓住一切机会向大众进行巧取豪夺的。
2008年，由于美国的金融机构过度投机，造成了规模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坏账和有毒资产，引发1929年后最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大量的美国人失去了工作，百业凋敝。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以“大而不倒”为由，要求小布什政府用民众的存款、养老金等财产救市，为自己“输血”。
当年的民意测验曾显示：有31％至55％的美国民众认为，救市会让危机的始作俑者（华尔街投机者）受益，而超过50%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政府没有义务拿纳税人的钱来救助这些贪婪的私营金融企业。122位经济学家曾经联名致信国会反对政府救市，因为他们认为华尔街的金融业者应该为自己的投机行为付出代价，长长记性。
赚钱了归自己，惹祸了就找纳税人兜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但反对无效。演讲、辩论、国会投票――美国政治机器按照华尔街的意图准确无误地运行，最终，纳税人的钱成了收拾残局的“救命血浆”。
2009年，当美国大众在经济衰退的凄风冷雨中度日维艰时，“输液管”尚未拔去的华尔街大佬们竟然开始大肆给自己派发史无前例的巨额奖金。以高盛为例，它发放上百亿美元的年终奖金的消息，在民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高盛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被曝光2009年年终奖金起码为6800万美元。
2009年，华尔街上35家顶尖的公司共发放了1390亿美元的薪酬和福利，在金融危机中创出历史新高，其中高盛平均每位员工挣了60万美元。2010年，这35家公司发放的薪酬和福利增长为1440亿美元，又创新高。
再看看美国大众吧。
斯蒂格利茨2011年撰文描述，“眼下美国年轻人失业率接近20%(在一些地方和族群中甚至达到40%)，1/6的美国人想得到一份全职工作而不能，1/7的美国人要靠食品券生活”。
更多的舆论认为，中产阶级的衰落越来越导致整个美国社会沦为两个阶层，一个是“富人”，另外一个是“其他人”。
崩溃的美国工会
在当代的美国，各方的政治博弈已经发展成为高度组织化的“战斗”，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存在。
1%的有钱人，为最大限度谋求自己的利益，在政治博弈中胜出，有各种组织化的机构和工具。比如，在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企业财团、共荣共损的企业共同体、看似独立其实是为有钱人代言的各种基金会和智囊机构、在商人和官员之间来回“变脸”的“旋转门”现象、各种“超级PAC”（政治行动委员会）、政治家族等。
正是有了这些“长枪短炮”，有钱的1%在政治中呼风唤雨，无所不能。他们甚至不用关心总统是谁，因为无论谁当选总统，执行的都是他们的意志。
与之相比，99%的大众可谓是散兵游勇，群龙无首，昔日强大的工人组织――工会，处于崩溃的边缘。
目前的欧洲，由于工会的强大力量，各国政府实行的是高福利的经济政策，比美国更加保护劳动者的权利，以至于企业想辞退一名员工都难上加难。有人形容，“在法国，人们春天上班夏天度假秋天罢工冬天过节”。这种日子，过得比美国工人滋润多了。
而在美国，作为抗衡企业家力量的工会，影响力却越来越小。
为了限制工会的力量，美国的企业把越来越多的稳定、全职、长期的工作，变成了临时工、非全日工和承接外包劳务的雇工。因为美国劳动法规定，临时工、非全日工和承接外包劳务的雇工不享有加入工会、组建工会的权利。虽然工作合同变了，但工人的工作的内容却并没有变化。
麦当劳和沃尔玛就是这种做法的“发明者”，接着通用汽车公司也将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众多子公司剥离成为独立公司、甩掉大批雇员，使他们不再能受到公司与联合汽车工会签订的全国集体合同的保护。
今天，差不多美国9个雇员中才有1个加入了工会。而且这个数据还包含了公共部门。在私人企业中，目前只有7%的人是工会成员，在1970年代，这个比例是25%。
我们可以隔三差五地听到欧洲工人罢工的新闻，那是欧洲的工会在展示自己的力量，而人们很少听到美国工人罢工的新闻。事实上，1969年至1979年，美国每年罢工的工人在 95万人以上；1987年以来，尽管劳动力人数大增，每年罢工的人数从未达到50万，多数年份甚至不足25万。
商人治国的美国崇尚“西部牛仔”的冒险精神，在经济上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想尽一切办法刺激企业彼此激烈竞争，让敢冒险且有创意的企业获胜并赚得大笔的利润。可是，随着竞争加剧，社会的动荡程度也相应增加了，两极分化越发严重。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他的自传《动荡年代》中告诉我们：由于美国社会变化太快，平均每个美国人每隔6.6年就必须忍受一次换工作的痛苦；在德国，这个时间要长得多，为10.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