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

摘要：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量化研究对于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有助于精确描述行政现象，有助于获得新的行政信息，有助于深化质的分析与完善其他研究方法，有助于提高公共行政研究水平。但是，量化研究不能解决公共行政学中的所有问题，其实施运作比较艰难，其研究结论存在信度与效度问题。量化研究有其相应的运用区间，适用于行政宏观层面、行政现象、行政改革、行政绩效评估、描述和预测性研究等领域。因此，为整体提高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水平，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服务于行政现实问题，要与质化研究进行有机结合，并需要得到进一步强化。

关键词：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质性分析；行政现象；行政信息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2-0059-05

从社会科学史来看，社会科学中的量化研究在与定性研究的对垒争论中逐步获得成熟与进步，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研究方法，并在社会科学界占据长期的优势主导学术地位。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研究中，公共行政学者对于方法论的争论也是围绕社会科学中两大基本研究方法――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来展开的。同样，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也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我国，行政学研究始终存在一个“软肋”，那就是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建设的严重滞后，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量化研究的极其薄弱。研究方法的成熟度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因此，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公共行政学要获得进一步发展，要走向成熟，实现科学化，每一位行政学者就必须思考与回答如下重要问题：量化研究作为公共行政学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是怎样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究竟有何重要价值?其使用范围与局限性何在?如何结合公共行政学自身的特点，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给量化研究以适当的位置，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从而推动公共行政学的进一步发展?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一、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的产生与发展

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传统是与公共行政学的产生与发展一脉相承的。在公共行政领域，公共行政科学化、技术化的理念最早是威尔逊在1887年提出来的，这种意图在他的“行政学之研究”一文中一目了然：“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这种理性的研究方法把公共行政定位于一种实现目标的工具，注重对公共行政的科学性、规范性的实证主义研究，这种定位为后来的公共行政学者们所继承，马克斯・韦伯、古德诺、威洛比、古利克、西蒙等都秉承这一思想。马克斯・韦伯通过他的理想官僚制模型的建构，解决了威尔逊思想付诸实施的技术性问题。古德诺在其代表作《政治与行政》中，率先系统阐述了政治与行政分离理论，认为政治是表示国家意志的领域，行政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方法和技术。威洛比在《公共行政原则》的序言中强调，“公共行政与任何科学相类似，具有某些普遍适用的基本原理。”古利克和厄威克在《行政科学论文集》中相信科学应该提供普适性原则来指导行政行为，更强调应将公共行政发展为一套科学理论。可以说，技术理性在传统公共行政学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而对技术理性的极端推崇，进而发展成为对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方法和解释性研究模式的偏好，可以说是主流社会科学的正统观点。西蒙也同马克斯・韦伯一样将价值与事实进行了区分，试图建立一个价值中立的一般行政学，行政学研究更加醉心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对错综复杂的公共行政活动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述，试图使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与政治分离的、以管理技术和工艺为主的科学。20世纪70年代的公共政策学派与公共选择学派都深受行为主义行政学的影响，都有明显的实证取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是对泰勒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表明了传统形态的公共行政理论正在普遍化为一般管理哲学的理论倾向。纵观西方公共行政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就其方法论而言，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范式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至今仍对公共行政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公共行政学毕竟是一件舶来品。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从外求于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开始的，因此，西方公共行政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同样也深深影响着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进程。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讨论始于1997年，至2001年8月《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开辟“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论”专栏，关于方法论的讨论达到一个小高峰，只可惜此专栏只延续了半年。在沉寂将近三年之久后的2004年11月13日至14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上海行政学院和上海行政管理学会在上海行政学院联合举行了全国“公共行政管理方法论创新”研讨会，但是，研讨会结束后并未在全国行政学界引发更深入的讨论。目前，《公共行政评论》杂志也开辟了关于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专栏。自2007年起，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全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的全国公共管理与政策研究方法暑期研讨班，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其目的在于培训学者运用科学的研究工具推动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学科发展。近年来，我国行政学者薄贵利、张成福、马骏、郭晓聪、董建新等人也对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指出了公共行政学方法论上的“结构性失衡”、研究方法的单一性、基于数据的定量分析十分薄弱等问题。这些研究方法上的问题直接制约了我国公共行政学向科学化、精确化的方向发展，也削弱了公共行政学对行政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与包容性。公共行政学者只有紧密结合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树立科学精神，充分重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训练，用科学的研究工具进行研究，才能推动公共行政学以及行政实践的发展。

二、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的重要价值

实证性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主张从经验入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没有量化研究，公共行政学很可能只停留在印象主义的臆想和未经证实的见解这样一种水平上，因此，量化研究对于促进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　量化研究有助于精确描述行政现象

公共行政学研究，不能只是限于对公共行政本质的一般性分析，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和把握行政的规律性，为行政改革与发展实践服务。运用量化分析方法给出数量界限规定，就是明确界定影响行政因素的数量关系，把握行量的变化规律，使行政理论具有可操作性。这是量化分析方法大显身手的领域。对行政现象作出精确的描述，是行政现象研 究起码的任务和要求，也是人们对行政现象有具体了解的表现。任何人要对行政现象进行深入解释和有效预测，首先都必须对行政现象作出精确的描述。量化研究有助于精确描述行政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其一，量化研究以其量化的方式，通过使用科学的测度指标和分析方法，能对通过社会调查获得的资料进行数量化的处理，进而具体揭示行政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差异和数量关系，实现对行政现象的精确描述；其二，量化研究以数学为主要研究手段和分析方法，通过清晰、准确的数学语言和严谨、缜密的数理逻辑，能把行政现象的存在状态与发展变化陈述得更为清晰、更显简洁、更加精确；其三，量化研究以其特有的规范性特点而适于采用电子计算机做数据处理，而电子计算机处理数据更有其精心设计的严格程序和可加控制的计算精度，所以，一旦借助电子计算机来处理数据，更能实现对行政现象的精确描述。

(二)　量化研究有助于获得新的行政信息

行政现象量化研究的核心是对行政现象进行统计分析。人们通过对行政现象调查所获取的有关行政现象的数据资料的统计，不仅可以使零散的行政信息系统化，而且还可从中获得某些更有价值的新的行政信息。首先，通过统计，可以获得某些新的数值化的行政信息。统计不仅能将数值化的行政现象资料进一步升华，而且能将某些非数值化的行政现象调查资料转化为数值化的行政信息，从而使非数值化的行政现象调查资料反映出更为深刻的道理。其次，通过统计，可以获得某些新的宏观性的行政信息。借用统计学方法，人们可以对有关行政现象调查样本情况的微观信息进行综合加工，从而获得层次更高的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宏观性行政信息。再次，通过统计，可以获得某些有关行政现象的未来性行政信息。统计可以使人们建立有关行政现象存在与发展的数学模型。借助于这些模型，人们能够推知行政现象的变化趋势和未来状态，获得有关行政现象的未来性行政信息，然后根据过去的和现在的行政信息资料，找出其中的规律，再运用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探索行政发展的趋势，并作出估计和判断，从而更能有效地实施行政预测与行政控制。

(三)　量化研究有助于深化质的分析与完善其他研究方法

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行政现象也是如此。运用量化分析方法深化质的分析，就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考察所分析对象的量的规定及由量到质的转化，从而加深对质的认识。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行政改革与发展。对行政改革与发展的分析，当然需要定性分析，但行政改革与发展同样具有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例如，行政发展的规律包括行政发展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那么，行政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如何确定公众需要的满足程度，行政发展目的和手段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等等，就都需要运用量化分析法，得出确切的答案。这样一种求解，不仅有助于我们比较精确地衡量行政发展的实现程度，深刻认识行政发展的本质，而且为我们自觉运用行政规律提供了现实依据。量化分析方法不仅对深化质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改进和完善其他行政学研究方法方面起着独特的作用。我们知道，随着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拓展，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完善，如定性分析、规范分析、静态分析、动态分析、均衡分析等，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研究，促进了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创新。但只要对这些方法略加考察，就不难发现，这些方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依托于数量分析，是以数量分析为手段，以确定性的量度为基准而加以运用的。因此，量化分析方法已成为运用其他研究方法不可缺少的工具，或者说，量化分析方法已成为“工具的工具”。

(四)　量化研究有助于提高公共行政研究水平

人们对行政现象的认识，是随着科学方法的不断进步而不断扩展和深化的。在过去，人们对于包含行政现象在内的社会现象，只能采用极为简单的定性方法来进行观察与思考，只能作出一些定性的结论，而且其中往往带有个人主观臆断的成分，由于受到研究方法及相关知识的限制，既不可能对行政现象的存在状态与发展变化作出精确描述，更不可能对行政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作出量化分析。近现代以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大量的新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使科学研究进一步走向科学，量化研究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量化研究方法的出现，不仅增强了人们对行政现象研究的量化意识，而且增强了人们对于数量关系的控制能力，使人们对行政现象的认识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由片面走向全面，由微观走向宏观，极大地开阔了人们行政观察与思考的范围，增加了人们行政认知与解释的能力，提高了人们的行政研究水平。

三、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的局限性与适用范围

量化研究虽然对于推动公共行政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对行政现象的研究中，它并不是全能的，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第一，行政现象定量研究不能测量行政现象深层次的具体细节的内容，对不能量化的行政现象更是无能为力；第二，行政现象定量研究只能反映行政现象的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而不能揭示行政现象的本质特征和本质联系；第三，行政现象定量研究的主要数学基础是统计学，而不是微积分，很难反映行政现象存在的真实全貌和行政现象发展的持续过程；第四，行政现象定量研究一般只适用于行政现象宏观层次的研究，而对个体的研究往往作用不大；第五，行政现象定量研究的实施运作比较艰难，其研究结论存在信度与效度问题。总之，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在适用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它不能独自包揽有关行政现象的全部课题，不能独自解决行政现象研究的全部问题，也不能独自得出行政现象研究的最终结果。

结合量化研究方法的特点，我们认为，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主要适用于下述研究领域：(1)适合于宏观层面研究。即比较适合于公共政策、行政规划和行政预测发展方面的研究，适合在宏观层面上对行政现象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趋势性的特征预测，通过行政现象的平均情况和抽样总体的代表性，以求发现问题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2)适合于对行政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研究行政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行政专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关性分析等。(3)适合于行政改革、行政绩效评估、描述和预测性研究。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将数据加以分析和归纳，发现和推断具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特征和模型。(4)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比如，行政心理学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

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中，信度和效度是关系到量化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普遍意义的关键性要素，而无论是观察、实验、测量、数据统计，还是用图标和模型说明问题，其设计和研究难度都比较大，对研究 者有很高的技术要求。因此，研究者除了需要具有严谨规范的求实精神、较强的演绎归纳分析能力外，还需要对研究问题能够给予合理假设，需要具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如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

四、提升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的质量

不同的研究方法有其自身的研究价值，没有任何单一的研究和知识发展途径能够持续适用于公共行政的本质及其所处的更大社会环境所需要的广阔研究范围。鉴于量化研究的局限性与运用范围，我们所强调的运用量化研究，是根据公共行政学自身的特点，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给定量分析方法以适当的位置，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此，公共行政学在运用量化研究时，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基本方面：

(一)　公共行政学的量化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当代行政发展观的思想基础，对公共行政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方法论是在特定理念指引下的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的理论体系，它指导着人们如何认识事物和获取知识，它不是具体的方法，而是制定和使用具体方法的元方法。科学发展观就是指导我们认识中国现实和推动中国发展的科学方法论。我国公共行政研究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最根本的是要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创造精神和科学方法，着眼于我国社会转型期新的行政发展实践和发展要求，在全面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体系的前提下，探讨其对于我国行政发展的方法论意义。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公共行政理论创新和方法论是处于互动关系状态的，从制度主义、行为主义到新制度主义，这些都是在方法论意义上提出的，从而指导了西方公共行政的发展与进步。因此，只有不断创新公共行政的方法论才能实现公共行政理论的创新，从而指导行政发展实践。如果没有系统的、发展的观点，把行政现象作为一个孤立的静止的不变的对象进行研究，那么不论运用什么具体研究方法，都不可能正确认识行政现象的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都必然在行政理论上走人死胡同。毫无疑问，运用定量分析方法，也只有以科学发展观这一根本方法为前提，才能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计量，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　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要服务于行政现实问题

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所需要的各种量，来源于客观行政现实。只有经过大量的调查、统计、计算，从现实行政实践中提取真实的研究资料，才能为定量分析的正确性提供基本保证。在某种意义上，公共行政研究主要包括对两个方面的关注：问题与方法。一般来说，问题决定方法，方法服务于问题。因此，公共行政学者在进行量化研究的同时，要以问题研究为导向，形成问题研究的意识，在公共行政领域加强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自觉性和敏感性。实际上，当前我国的社会变革和政府改革与创新，为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提出了许多亟待回答的问题，如：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实现政府职能的优化；如何处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实现民主行政；如何优化公共治理体系；如何提升政府能力；如何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如何实现依法行政，实现法治政府；如何确保责任的实现；如何确保执行力和公信力，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公共行政学研究者予以充分的关注和回应，也需要以理论上的创新作指导。因此，公共行政学研究者要从中国现实的行政场域出发选好研究课题，找准研究的突破口，即选择的研究课题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重大学术价值，这是公共行政学科知识得以增长、理论得以创新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在研究课题的方法选择上，应注重实证研究与量化分析、统计分析等。

(三)　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要与质性研究进行有机结合

公共行政是一门操作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虽然“学术界并不能评价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同属社会科学获取真知的手段，两者不可偏废。”在公共行政领域中，不可能没有“价值研究”，它需要用一种整体的、定性的、思辨的研究方法。另外，公共行政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活动，它有一定的活动程度和规模，具有鲜明的“量”的特征，“定量”能使我们更科学地“定性”，因此定量研究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将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无疑会提升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可信性，从而完成理论研究的艰巨任务。通过国内社会科学三十年来的发展实践可以看出，把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史料中获得的数据尽可能量化、数字化进而统计分析，以弥补质性研究的主观性弊端，同时，也尽可能在以问卷调查为主的量化研究中增加研究者深度访谈和实地观察的实践，以避免过度数据化的刻板并弥补量化研究过度形式化而对社会现象解释力度削弱的弊端，正是包括公共行政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选择和具体使用的主流趋势。

(四)　公共行政学的量化研究需要进一步强化

众所周知，当今中国与西方社会相比，面临着颇为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西方世界已是一个充分的理性化社会，所面临的任务是对理性化的后果进行检讨和反思；而中国尚处于理性化进程中，需要大力引进和推广西方的理性精神。从我国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看，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是实证研究不足，重复研究和低水平的理论研究过多，理论对实践难以起到指导和启示作用。主要问题是：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演绎分析多，综合归纳少；宏观分析多，中观、微观分析少。在我国，真正具有实证探索精神，经过严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训练的学者还很少。反思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在基本的学科规范还没有在公共行政领域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极力推崇“目的性、有效性、可验证性、因果性、论题重要性以及前沿性”等主流社会科学的研究标准，而不是盲目地抛弃或者质疑这些标准。因此，当前中国的行政学应当着力加强方法论层面的创新研究，注重实证研究与量化分析，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的训练，大力提高公共行政研究的质量，从而使公共行政理论更好地服务于行政实践。

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不管是采用量化研究还是定性研究的方法，还是用其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力求选择恰当的方法来得出关于公共行政的真知。尽管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对一切重大和复杂社会进程与现象的把握，绝非仅仅依靠实证研究就能够充分实现的。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忘记了价值关怀的公共行政学必然在其发展进程中遭遇危机，这种所谓危机的最大特征就是无法解答和解决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关于这一点，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因此，对于公共行政学的量化研究来说，必须要以关注人的发展、关注行政实践方式来进行。真正关切行政现实中的问题，才能推动公共行政学上一个新的发展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