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纳往事:斡旋西安事变

时间:2022-06-30 12:57:45

威廉•亨利•端纳,祖先是苏格兰人,1875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政坛最为活跃的外国人之一。1903年,端纳来到中国香港,成为《中国邮报》的一名编辑,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43年的政治生涯。他以最先披露袁世凯和日本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密约、为孙中山临时政府起草第一个对外宣言而声名大震。他先后出任过晚清两广总督岑春煊、国父孙中山、少帅张学良的顾问和的谋士,经历了从清朝覆灭、民国建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是民国史上重大政治事件的见证人。端纳在中国发挥作用最明显的一次,就是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充当调停人。

今年恰逢西安事变发生70周年。我们特发此文,以怀念这位异国友人。

最早营救的使者

1936年12月12日清晨,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采取行动,分别在西安和临潼城内扣押了和军政大员几十人。接着,二人通电全国,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乱作一团。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激烈争吵。何应钦企图通过征讨张、杨“叛逆”,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实力,进而夺取的统治地位。宋美龄则担心仗一旦打起来,张学良和杨虎城很可能会把置于死地。于是她力主先派一个可信赖的人到西安了解情况,然后再设法把营救出来。

宋美龄选定了端纳。一则端纳与张学良的关系甚笃。当初被日本人炸死后,端纳经人介绍赴沈阳谒见张学良,从此,端纳成了张学良的顾问。在帮助张学良易帜、戒除鸦片烟瘾等问题上,端纳功不可没。“九•一八”之后,退守北平的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被迫下野周游欧洲六国,期间又是端纳朝夕相伴。张学良对端纳的才识和忠诚也佩服有加,始终把他当作伯叔老师似地尊敬。用张学良的话讲,两人之间的关系密切到“没有一个词可以来形容”的地步。二是端纳与夫妇的关系非同一般。1934年,当端纳陪张学良从欧洲回国后,适逢发起所谓“新生活运动”。宋美龄为宣传这一运动,请端纳帮助她处理信件和报告。张学良本来不想割爱,但既然委员长夫人开了尊口,他也不好拒绝,最后有条件地只答应端纳为夫妇工作六个月,但最后端纳还是被他们硬留在了身边。人们常称端纳做了的顾问,但其实并无此职。这一点,在1936年12月14日《西安半月记》中已说得很明白:“端纳者,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此外,在淞沪战役期间,端纳陪同宋美龄去前线慰问将士时,由于日军飞机的轰炸,他们乘坐的车辆翻到路边的水沟里,幸得端纳和副官全力营救,宋美龄才得以脱险并得到及时的救治。从此,蒋氏夫妇对端纳信任有加。三是端纳具有的特殊身份。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在政府内不担任职务,不属于任何派别,各方都可接受。

作为“西安事变”后为营救最早派出的使者,端纳也深知完成这项任务的艰难。当时,南京主战派正调兵西进,交通受阻,音讯中断,情况完全不明。但端纳却把此次的重任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并且充满“信心”。12月13日午后,他冲破主战派的层层阻力,带着宋美龄写给和张学良的二封亲笔信踏上了西安斡旋之路。

“第一次希望的曙光”

从12月12日事变发生至25日张学良护送返回南京期间,端纳分别于13日和22日两次飞赴西安,在整个事变解决的过程中,一直是南京和西安之间信息的传递者以及、宋美龄情绪的安抚者。

12月14日下午,端纳辗转洛阳到达西安。在与张学良的会谈中,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判断,目前不仅没有生命危险,而且张、杨对他并无恶意。端纳表示同意张学良提出的主张,并承诺竭力去说服。会谈结束时,他还一再告诫张学良,千万要保证的安全,如果他性命不保,中国必然大乱,这只能对日本有好处。

傍晚时分,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端纳来到了临时扣押的地方。一进屋,端纳就看到躺在一张木床上,拿毯子蒙着头,面向着墙,一言不发。

当听到有人用英文对他说“你好啊,委员长”时,猛地转身坐起来。他做梦也想不到是端纳站在他的面前,顿时激动得流出泪来。正如他在《西安半月记》中所写得那样:“以一异国人而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省视,其忠义足令人感动。”紧接着,端纳趁热打铁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同张汉卿将军谈话以后,我首先向蒋先生告慰,就是张将军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答应这个要求,张、杨两将军还要竭诚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暗指英、美等国)也赞成。蒋先生若能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为这样大大的伟人(说着举起手高高地比划着)。要是不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为这样小小的人(俯下身子用手在地上比划着)。国家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荣辱就系于蒋先生个人心思的一转。”听了端纳这一习话,再看了宋美龄的来信,又联系到张学良、杨虎城对他的态度,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并没有什么危险,也明白了“兵谏”的真实意图。于是,固执的态度渐渐地转变了。在张学良、端纳的陪同下,顺从地搬到了金家巷张公馆附近的高桂滋公馆。

当晚,端纳便将张、杨无意杀害,只是要求其停止内战领导抗日的电报发回南京,他的消息使神情高度紧张的宋美龄等人压在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也廓清了纷传于南京五花八门的猜测。

紧接着,端纳又带着给何应钦停止进攻和让宋子文前来西安与张、杨谈判的手谕回到了南京。至此,一场可能爆发的内战终于避免了。

后来,宋美龄在谈到“西安事变”时,把端纳的这一次西安之行,比喻为事变后发现的“第一次希望的曙光”而对他大加赞扬。

“端纳打下基础,子文兄弟筑好墙,我盖上了屋顶”

端纳在“西安事变”中的第二个贡献是积极支持并促成了夫妇与的会面。事件发生后,由于采取不合作态度,骑虎难下的张学良、杨虎城只好请来了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协助解决问题。

12月17日,当听到中共也派人来到了西安时,急切地问侍卫蒋孝镇:“来人是谁?”蒋孝镇回答:“。”顿时瘫坐在沙发上。

其实,一到西安,端纳就盘算着让夫妇和与见一次面,以利用他的影响促使张、杨早日放蒋。当宋美龄也到达西安后,他立即就此事与她进行协商。宋美龄一想到与共产党征战了十余年,是他们的冤家对头,就觉得心里没有把握。她不停地问端纳:“我该见他吗?”端纳十分肯定地说:“不仅应该见,而且越早越好,这对委员长的安全非常有好处。”很快,在端纳的精心安排下,宋氏兄妹与进行了一次长谈。向宋美龄明确表示,共产党支持领导全国抗日,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经过努力,12月24日,西安与南京终于达成了改组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爱国人士及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

当晚,在端纳和宋氏兄妹陪同下,和终于坐在了一起。寒暄过后,又端起了校长的架子,说曾经是他的部下,应该听他的话。表示,只要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他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宋美龄一再感谢千里迢迢前来斡旋。面对诚挚的言语,也显得很激动,终于明确表示了三点意见: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统一中国,军队受他指挥;由二宋及张学良代表他与解决以前商谈好的问题;他回南京后,可以直接和他谈判。

即使在紧张的谈判日子里,端纳也保持着乐观的心情。25日,是西方的传统节日圣诞节。这天清晨,为了让高兴,端纳还将壁炉装饰成一棵圣诞树。在壁炉上挂着端纳的两只高尔夫袜子,每一只上都系着一根绳。一根绳子的一端挂着一架给蒋夫人用的手提打字机,另一根上挂着供躺椅上用的毛毯。这使得睡觉时还闷闷不乐的蒋氏一家人心情变得愉快起来,终于笑了,这是自他被扣以来第一次露出笑容。

25日下午,张学良不顾身边人员的劝阻,执意护送回到南京。至此,“西安事变”以和平的方式得以解决。回到南京后,宋美龄总结此次事件时,认为是“端纳打下基础,子文兄弟筑好墙,我盖上了屋顶。”端纳也因为营救有功,被南京国民政府授予大绶采玉勋章一枚。

蒙冤出走,落入日军魔掌

端纳十分肯定“西安事变”取得的成果。他在1937年1月给他的老朋友霍克希尔德的信中说:“……重要的事情就是停止了打共产党。内战已自动停止了……所以,从理论上讲,少帅获得了胜利。”遗憾的是,张学良在护送一回到南京,就失去了自由,被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令曾在西安为他安全担保的端纳异常气愤和失望。他几次向替张学良求情,都吃了闭门羹。为此,端纳常为自己的“言而无信”深感愧疚。特别是国民政府从汉口西迁重庆时,对仍抱一线希望的张学良又给端纳写信:“你和子文曾以人格担保我的生命安全。如今我失去了自由,比牺牲我的生命还要悲惨,希望你和子文尽量设法实现你们的诺言,冀希恢复我的人身自由。”张学良的来信再次让端纳心如刀绞,对的背信弃义大失所望。他对张学良说“是个骡子,很难跟他讲、很难把他说服”。

端纳不厌其烦地为张学良求情终于招致对他的不满,并开始冷落他。此外,端纳性情耿直,对旧中国官场那根深蒂固的腐败和无能总爱提出质问和批评,这就难免得罪许多有权势的人。“西安事变”刚结束,南京的亲日派就通过《中央日报》攻击端纳是张学良的同谋,指控他“出卖中国”,要求把他押送出境。戴笠还趁机将他与一日本人的谈话录音通过技术处理后,作为端纳是日本间谍的“证据”呈给,致使对他产生了怀疑。当他再一次呼吁蒋夫人对蒋宋家族大发国难财的劣迹加以“抑制”时,这位他一生最崇敬的蒋夫人却对他大发雷霆:“端纳你可以批评中国政府或别的任何事情,但是有些人你是不能批评的!”从此,他们再也不信任端纳了。无奈之下,端纳于1940年离开了蒋氏夫妇。

此后,端纳在香港的一家饭店暂住下来,不久又到了太平洋上的塔西堤岛,以实现自己儿时畅游大海的梦想。可是好景不常,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端纳急忙乘一艘美国邮轮返航。不料在途经菲律宾马尼拉时,他被日本占领军关进洛斯巴尼斯集中营。端纳隐姓埋名,混迹于其他白人囚犯中。虽然一些人认出了他,然而无一人出卖这位日本人重金通缉的“帮中国人反击东洋的西方魔鬼”。

无尽的中国情义

1945年2月,通过盟军海军情报系统等部门和人员的证实,方知错怪了端纳,于是马上请求远东地区盟军司令麦克阿瑟采取特别营救行动。2月23日清晨,麦克阿瑟将军组织了一次“洛斯巴尼斯”行动,集中营的“囚犯”们还未排好队,几架美机就从天而降,全副武装的美国伞兵包围了集中营,救出了端纳,并立即将他送往美军珍珠港海军医疗中心进行治疗。

日本投降后,亲笔签署了一份电报送到端纳手中,欢迎他回到中国。此时,经过四年的集中营折磨,端纳的身体已受到严重的摧残,他深感自己在世的时光不多。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越加思念中国,于是端纳答应了的要求。当迎接端纳的飞机在上海江湾机场降落时,宋美龄、孔祥熙等人专门前往迎接,他们将端纳安排到虹桥医院治病。经仔细诊断,端纳被确诊患有晚期肺癌。治病期间,也多次去医院探望端纳,并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在端纳弥留之际,宋美龄还亲自在其床侧为他诵读《圣经》。1946年11月9日,端纳溘然长逝,终年71岁。

端纳一生,与中国有无尽的情义。他积极支持张学良易帜,维护全国统一。他坚定不移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暴行,以致日本特工部门专门建立了“W.H.端纳档案”,称他为“中国的幽灵”。他从1903年到香港,到1946年病逝于上海,43年没有回过一次故乡,他的澳籍前妻曾对他说:“端,与其说你是跟我结婚,倒不如说你是同中国结婚。”端纳去世后,根据他生前希望能长眠于中国的愿望,宋美龄专门在宋家墓地辟出一角,安葬了这位在中国活跃了近半个世纪的澳大利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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