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重构的独特历史叙事

［摘 要］ 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进行有效的重述，这是影片《南京！南京！》的叙述目的。影片的编导从一个超越国界的人性视觉来重新对日本人的侵华战争进行审视与质询，本文则对影片《南京！南京！》的叙述视觉、片中的人物形象及一些独特的“有意味”的叙事细节进行具体分析，并从学理的高度剖析一下《南京！南京！》所存在的艺术缺憾。

［关键词］ 《南京！南京！》；叙述视觉；人物形象；叙事细节

如何对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进行有效的重述，这是对导演和演员智慧与表演技能的一个重大考验。影片《南京！南京！》从烟波浩渺的历史材料中撷取有效素材，站在一个超越国界的人性高度来对日本人侵华战争进行理性的重述，使影片成功地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最终统一。电影《南京！南京！》的编导智慧地选取了一条贯穿整部影片的主线，在此基础上再延伸出若干支线，从而塑造出一批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以此演绎再现了南京大屠杀那一幕幕血肉横飞、惊心动魄的场景。笔者在本文中将从影片的叙述视角、人物形象及叙事细节等方面对电影《南京！南京》展开具体的分析，并站在学理的高度理性地对影片中所存在的艺术缺憾进行认真剖析。

一、影片叙述视觉的独特性

席勒在《论悲剧的艺术》一书中说道：“它有权利，甚至于可以说它有责任使历史的真实性屈从于诗艺的规则，按照自己的需要，加工得到的素材”，同时并“在保留自由地处理历史事件的权利下，依然需要遵守严格的自然真实性的法则”［1］。电影《南京！南京！》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艺术地选取了一个普通的日本侵华士兵角川正雄作为叙述人，从他的视角来审视残酷的南京大屠杀这一血腥的历史事件。

以一个侵略者的视角来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进行重述，通过对日本士兵角川正雄侵略者的身份、独特的行为特征的描述及其内心动态的深度刻画，运用超越物理时空限制的电影叙述手法，来达到艺术真实的重现南京大屠杀惨烈的历史画面。同时，角川正雄的侵华日本士兵身份，能够对日本侵略者从战争狂人到精神崩溃的心路历程进行真实深入的刻画，为“侵略者必败”的历史必然性作最好的诠释。

影片《南京！南京！》在对侵华士兵角川正雄进行叙述的同时，还从中国军民对日本军队残暴的嗜血行为的顽强抵抗及难民营内中国受难百姓遭受的日本侵略者这两条支线来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辅叙述，将日本军队残酷血腥的杀戮场景与中国军人陆剑雄等视死如归的英勇抗争及难民集中营内唐天祥们对生存的渴望与为生存而委曲求全的屈辱放在一起进行叙述，从而激发出“不忘国耻”的民族凝聚力和“强我中华”的民族自信心的主题思想。

总之，电影《南京！南京！》以日本普通士兵角川正雄的视角来观照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从而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有效的重述，就好比是剑走偏锋，而中国百姓顽强抵抗的典型场景和对难民营中的中国百姓强烈的求生欲望的准确把握这两条支线对主线叙述的成功补助，将日本侵华军队的血腥的残暴和病态的疯狂演绎到了最大的张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场景在影片中得到真实的艺术再现。

二、影片中人物形象的丰满立体性

电影是以图像呈现的形式为主要特征来刻画人物形象的。影片中的侵华日本士兵角川正雄是一个反差极大地人物形象。对这一形象的刻画影片是通过他在侵入南京中的一系列行为特征和语言行动来呈现的。作为一个普通的士兵，影片准确地抓住了他的身份特征来进行刻画，如他在攻占南京的巷战中惊慌但又机警的表现，侵入南京后在江边展现的全身心的放松心态，与百合子偶遇时流露出来的近乎单纯的羞涩，目睹了南京街头尸痕遍野的血腥残酷场景后的惊恐与茫然，知道百合子死去的消息时的无助与怨恨，用枪残暴地杀死唐小妹时的冷酷与人格分裂，直至最后放走被囚禁的中国百姓自己则精神崩溃而自杀，这一系列的行为叙事，再加上他精神崩溃时狂喊出来的“我要回日本”的言行，将一个残酷血腥而疯狂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从嗜血嗜战到最终的厌战精神崩溃的心理经历生动立体地刻画出来。尤其是角川正雄的这两句独白：“我要回日本”和“活着比死更艰难吧”，将一个侵略者的心理转换过程形象地呈现出来，而最后的枪响，则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士兵对战争的最后抗争。

我们可以看出来，角川正雄从一个战争机器到一个有血有肉有自己特立独行的思想和爱恨情仇的鲜活的人的转变过程是对战争的最大控诉，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战争，角川正雄可能就是一个普通、阳光、单纯、善良的日本青年，他对美好生活与爱情的憧憬都是可以成为现实的，可是，战争将这一切美好的事物毁坏，就如毁掉一座华丽的城池般冷酷残忍。影片对战争的控诉、对战争对人性的扼杀这一主题思想在此得到成功的升华。

片中作为副线出现的人物是南京沦陷后代表中国军民顽强抵抗的中国军人陆剑雄。这一人物的形象同样丰满立体。影片是以两个特写镜头来对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刻画的：镜头一是在战俘队伍中，双臂被缚的他依然与小顺子额头相碰，而且还默契地相视而笑，就如他们在作战时的默契配合一样，这是对友谊的信任，更是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信心的彰显；镜头二是被俘的中国军民被集体枪杀时，陆剑雄高喊着“中国万岁”“中国不会亡”的口号第一个站出来面对敌人的枪口，他是站着死的第一个人，他的英勇为中国被枪杀的百姓们“站着死”做了楷模。就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民的脊梁”这一铁骨铮铮的中国男儿形象被定格在历史的叙述中。

作为副线出现的还有一个人物形象唐天翔，影片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是很有技巧性、很丰满立体的。唐天翔作为德国纳粹拉贝先生的秘书，是以一副慈善的知识分子面孔出现的。在这场战争带来的人类浩劫中，唐天翔也经历了心灵的涅。唐先生作为一介儒生的代表，他精通外语，为外国人做事，收入颇高，工资准时交给妻子保管，加上小妹和孩子，他有着一个普通而温暖的中国式小家庭。可是，战争打破了唐先生惯常的家庭秩序，孩子被日本士兵残酷地从楼上摔死，自己的小妹则被日本军队拉去当了军妓。唐先生也曾渴望以自己的退让和容忍来维持自己拥有的家庭幸福，可是冷酷的事实用血的教训打破了他的家庭梦，国之不存，家将焉附？因此，唐先生经受了血的洗礼之后成长为一名英勇的民间战士。所以他能够在被绑赴刑场受刑时断然拒绝被蒙上双眼，“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他带着自己平时的眼镜以一副中国人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怒对侵略者的枪口，这是中国人的秉性使然，中华民族的气节使然。民族大义在这一人物身上有着成功的体现。

影片中还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作为难民营中中国女性的代表女教师姜淑云，她是我们这个民族伟大母亲形象的最好诠释。当她勇敢地面对日军的枪口从车厢中认被绑着的男性为家人时，她将我们这个民族伟大母亲的形象演绎得达到了最大的人性张力，尤其是当她再次听到急促的呼救声挺身而出最终却倒在了日军的枪口下时，激发出了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我等当自强，为国做栋梁，举杯咏国殇”的民族精神被激发出来，而对于战争对人类、对人性的摧残及对人类和平的呼唤这一主题则通过这一形象生动地彰显出来。

三、影片中细节的真实与“有意味”性

英国视觉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将艺术“称之为有意的形式”［2］，而在影视剧中细节的真实同样重要，而细节的“意味性”则决定了影视剧的艺术水平。

这种“有意味”的细节形式在电影《南京！南京！》中有着很成功的运用，对影片的艺术张力得到很大的提升。例如，日军侵入南京城后，一名日本士兵为了彰显自己民族的胜利而在南京城的墙壁和柱子上写下“昭和十二年”的字样，被打败的中国军队散兵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时出现在影片中的孙中山大型雕像，枪战结束后日军迅速将孙中山先生的这座雕像推到拉走。这些细节表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思考，中日两国民族精神的象征通过这几个“有意味”的细节得到很好的诠释。

影片在对小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同样采用了这种“有意味”的细节表现形式。例如，在中国百姓的难民营中，一位曾经是秦淮河边的挺出自己羸弱的身体为一名被日本人强拉着去做军妓的陌生女子挡住即将来临的灾难，并握住陌生女子的手对她说：“顽强地活着。”这种社会底层最下贱的身份职业却能有如此大义凛然的民族精神，这一小小的细节反衬出我们中华民族暗涌着的强大崛起力量。这种“有意味”的细节在唐天翔先生的身上同样有着成功的表现。唐先生面对着敌人的枪口以大义凛然而又充满希望的口气对执枪的士兵说“我太太又怀孕了”，“中华民族是杀不完的，中华民族是征服不了的”，唐先生就义这一细节预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与希望所在。而影片中日军在攻占南京后为祭奠阵亡将士举行庆典的盛大场景，则从反面刺激我们想到被日本人屠杀的30多万无辜百姓，同时也控诉了日本一些右翼分子仍不承认其侵华罪行的罪恶。

四、关于影片《南京！南京！》的艺术缺憾剖析

是艺术就总免不了存在种种缺憾，电影《南京！南京！》也无法超越这一艺术的逻辑规律。站在学理的角度认真剖析，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在这部震撼人心的大片中依然存在不尽如人意的缺憾之处值得商榷，现解读如下。

1.影片前半部分残酷血腥的战争杀戮场景与后半部分在难民集中营里的遭遇和对抗，虽然无论从时间还是人物出现的顺序来说都是顺延的逻辑，但是，仔细看来仍给人以断裂之感，这与前半部分占用太长的时间来演绎宏大的战争杀戮场面有着很大的关系。

2.对角川正雄的心理转变的描述稍显突兀。虽然从影片开始已经一步一步地对他最后自杀的心理作铺垫，在片中也有可以寻到的心理发展与思想进程的脉络，但从理性的逻辑来分析，似乎仍然还是缺乏一种不得不杀的客观必然性，这样就给人以逻辑性不太严密的感觉。

3.在电影的结尾部分出现的画面是老赵和小豆子一起走在阳光下的田野里，淳朴憨厚的笑容给人以温暖希望重获自由与新生的感觉，但这种暖色调的画面与刚刚为救他们而牺牲生命的姜老师残酷画面衔接在一起，未免显得有点突兀不和谐。

不过，即便如此，但毕竟瑕不掩瑜，从整部影片来说，《南京！南京！》仍不失为一部发人深省、催人奋进、震撼中国人心的好作品！

［参考文献］

［1］ ［德］席勒.论悲剧的艺术［A］.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6辑)［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00.

［2］ ［英］克莱夫•贝尔.艺术［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4.

［作者简介］ 李明（1966― ），男，河北张北人，张家口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历史教育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