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革命性质

[摘要]当历史确定性围绕着经济逻辑形成时，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克服了由近代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定义了的政治经济学模式。这场革命就在于从两个方面断开了由政治经济学统摄的物质生产所具有的经济物化逻辑，以及以实质为既定存在的“经济事实”领域作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模式。它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是通过“把物质生产提升到历史存在论”这种提法予以阐明的。这种提法旨在摧毁由政治经济学规律宰制的话语成为可能，诸如“生产”与“自由”相互辨证的过渡。这里涉及的已不是经济学了，而是历史科学、哲学。

[关键词]马克思　历史唯物主义　政治经济学　经济事实　《资本论》

[中图分类号]B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08―06

一、何谓经济事实

通常我们认为，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这里我想谈谈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所包含着的哲学革命。我们根据下面两个前提来假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

(1)历史唯物主义完全可以选择经济事实作为对人类社会和历史理解的起点，但是为此目的而被我们解读的东西，却并不是经济学性质的，而是哲学性质的。着眼于批判马克思的评论家所谓关于马克思的使命――马克思勤奋探究经济问题，旨在发现社会生活的历史规律，却只是发现社会生活的自然规律――的喋喋不休，这是一个能让人按照马克思自己所指的那个方向的理解。(2)马克思根据经济事实进行的哲学批判，成功地把经济对象概念当作历史概念。

这两个陈述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颠覆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并且满足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批判及其超越政治经济学模式的要求。这样说的意思是：就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超越和决裂的事实，我们只有哲学地理解才有可能。因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已经不再处于西方经济学的模式之中，相反，马克思已经建立与西方经济学根本不同的原则，它使无视现实矛盾的政治经济学之最终消解成为可能。这个原则，就是历史原则。即马克思对经济学的分析只能通过和历史唯物主义联系起来才能进行。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已说过。那段引用频率很高而被人们习惯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是马克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一直从事经济学研究“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是当时马克思所能达到和获得的指导以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前提。在这一“公式”获得之前，马克思还谈了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即他本人的学术兴趣是哲学和历史，但发现光凭借它们不仅解决不了“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而且还无法对“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新思想作出评价，于是，马克思开始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问题解决的入口。这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因为一旦某一学科的“批判”工作的局限性已然显现，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研究结合起来已属必然。因此，若说政治经济学不是独立的学科，而是马克思主义整体的一个碎片，未免有点夸张；但政治经济学从属于社会一哲学，与历史理论互相牵连则不容置疑。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思考从根本上超越了政治经济学的模式。在这一意义上，《资本论》既不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更不是单纯的历史学著作，而是我们能够从中发现马克思的独创因而区别他与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的哲学著作。只要不是从字面上，而是批判性地阅读，《资本论》无疑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应用的典范。列宁说，如果不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么我们可以说，将马克思学说中的两个部分之间，亦即最为重要的经济学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作内在联系的把握，这本身是一件必要的内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

有人曾说过，马克思建构的社会历史理论本身仍然属于经济学体系，侈谈什么哲学前提。或许有人会觉得，把经济事实作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似乎根本无关乎哲学之类的东西，所谓经济事实似乎只有在恰好放弃更加深入的追问与探究、放弃创建理论、放弃哲学概念的生产，方才能够被提出来。这种理解正是经验主义的理论设计。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前提就是培根一洛克的经验主义。按照阿尔都塞的分析，西方政治经济学存在的一个必要方面，就是一个既定存在的同质的经济事实领域。它的认识论基础就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预订了政治经济学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一直统治着经济科学。在经验主义的眼光里，人们总可以用直接看到和感觉到的现象来规定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我们问：对于经验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说，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对象”概念或“经济事实”概念，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呢?按照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事实就是某种在知觉中直接被给定的东西。因此，所谓经济事实，就是指直接经验的事实，亦即直接观察和描述那些“看得见的”经济领域中的经验事实。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深入追究就可以阐明，经济事实肯定与此不同。首先，事实不会经人一看就自己组织起来。依照阿尔都塞的看法，所谓“看得见的”事实必定是“在一定基础上和范围内”，亦即必定是“在某一理论问题体系所决定的结构领域内的一切对象和问题，同样，看不见的事实，作为被排除的事实，也是由问题体系固有的存在和结构决定的。”

譬如说剥削这个概念所指向的事实，并不是可以在知觉中直接给定的，它须经由对一些与剥削理论暗中包含着的相关维度的揭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其他政治经济学认为，如果剥削意指对剩余劳动的占有，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占有，那么奴隶及封建社会的历史经验将使人们相信，这些社会存在着劳动力交换方面的强制性制度，亦即存在着剥削；然而，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由于竞争性市场存在，剥削就不可能存在。这里，依经验主义所言，剥削存不存在，关键看存不存在劳动力交换方面的强制性制度。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罗默则不满于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剥削理论。他认为，马克思看到了这种关于剥削理论的看法对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不再适用，但他却发现“剥削理论通过比人们所想象的更为隐秘的途径仍在管用。即使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剥削仍然是一个逻辑上不矛盾的概念。”所谓逻辑上不矛盾的概念，照我们理解应该同时也是与历史相一致的概念。从历史上看，即使一个社会并不存在劳动力交换方面的强制性制度，剥削仍然可能存在。即使我们对于剥削理论的一个必要方面，即劳动力交换制度的强制性方面已经有了相当好的了解，我们仍然可能无法真正研判一个社会是否存在剥削。就像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错误地认为有了劳动力市场就意味着剥削不可能存在那样，经验主义的经济学家无批判地满足于直接观察和描述那些所谓“看得见的”经济领域里的经济事实，故此遮蔽了隐藏在“物”的事实之下的人与人的剥削的经济关系。在这方面，我们也决不能赞成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如下观点：社会主义消灭剥削的“幻觉”是因为没有建立关于剥削的数学模型。能否成功地把本质上为历史性的剥削概念变成数学，这一点我们并不知道；但我们清楚，对于剥削理论的相关维度没有真正的历史认识，分析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如马克思那样向自己提出如下难题：经济学家怎样才能知道现在的问题已超出要论证既定存在的同质的经济事实存在的问题之外，所以对他们而言就不能成为直接看到并观察到的那些事实呢?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进一步展开这些问题的讨论，但这些问题本身却把我们带到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向哲学提出的问题，也就是带到政治经济学理论表述所不可缺少的哲学概念的生产上来。一句话，就是带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答案中来。这个答案是：经济事实只是在生产方式的概念中构成并通过生产方式概念而显现出来。因此，在马克思那里，经济事实决不等同于可以直接看到的既定存在和可以精确量化的同质事实，而是用生产方式理论概念来说明经济事实。离开生产方式这一较为一般性的概念，我们就无法讨论一个特定的社会一经济系统。就像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也“看到”了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但问题是，关于这种剥削赖以出现的生产方式概念还没有赢获理论存在，因而即便是斯密和李嘉图在地租和利润的“事实”中“看到了”剩余价值的“事实”，剥削的社会历史现实仍然是完全被遮蔽着的。斯密和李嘉图眼中没有剥削，说的就是真正的经济事实隐而不显，相反却只是以价格、交换、工资、利润、地租等所有可以仔细观察的“经济事实”和经验现象的细节来呈现(伪造)历史。当然，这也意味着，他们所处的整个时代根本还不曾设想过一个“事实”只能在和整个生产方式共存的关系中才能“看到”。他们也未曾设想，经济事实的客观性归根到底不过是社会历史现实的客观性的反映。

这实际上很好地回答了关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为什么说了斯密和李嘉图他们没有说了的新东西的问题。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指出了剩余价值从哪里产生的，而马克思却“不屑于说，剩余价值存在的事实是他最早发现的”。现实绝不就是事实，即便是诸事实的集合。我们直接知觉到的某种现成的东西也决不都是真正的现实。就像重农学派最终竟把剩余价值理解成自然的赐予是片面的一样，我们不要忘记那些建立在所谓既定的同质的经济事实之上的经济学判断是一项极其片面的判断。马克思说：“一切经济学者，都在这点上面犯了错误：他们不把剩余价值纯粹地当作剩余价值来进行考察，而是在利润和地租那各种特殊形式上进行考察”。他们必然会生出的理论错误是被既有的经济学范畴束缚所致。

二、我们应当作为哲学家阅读《资本论》

鲍德里亚在其名著《生产之镜》中认为，以为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政治经济学模式必定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打包票：像我们习惯说的，生产力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绝不是不证自明的，相反，它仍然是一种十足的形而上学强制。鲍德里亚质询说，“这就是革命的公式或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公式?几乎没有人对这个最终根据产生怀疑，马克思更是如此。”然而再问，此间根据为什么值得鲍德里亚质询呢?鲍德里亚通过把生产概念把握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认识论”概念，“生产”这枚认识论“镜子”便被加到生产力上，而社会发展的全部内涵则被沉降为经济成长、经济扩张及类似的主张。它们意味着高估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或为了其所谓必要性，而牺牲其他更重要及更多差异性的事物。在这个意义上，阿多尔诺痛陈说，马克思要把世界变成一个“大工场”。那必定是灾难并会导致更大的灾难。那里有一段话说：“技术的生产力在社会上很少受到阻碍，它在固定的生产关系中起作用，同时又不对这些生产关系发生太大影响。一旦生产力的解放同人们之间承受的关系相分离，它也就开始被当作规则受到崇拜。解放也不过是辩证法的一个要素而不是它的符咒。”原来，“解放”具有了“威胁的含意”。这给了以商品交换为核心、从而形成对生产力的崇拜及其将世界变成一个大工场的社会当头一棒。

然而在形而上学复兴满大街横行的今天，鲍德里亚、阿多尔诺等人已经全然忘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最重要的提示：“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他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这个看似简单的“原则”却具有各方面的复杂性。事实上，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解放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价值，并非自明“公理”，有待思想家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进行支持和论证。关键在于，如果政治经济学家多从政治经济学人手反对这个“原则”，那么马克思就是从历史存在论角度予以论证的。那从马克思主义阐释史上被不断探询却使得追问一再搁浅的，乃是这个问题：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激进批判如何能够保证不再导致在世界范围内复活以物质生产的经济逻辑为主导的政治经济学模式?如果物质生产竟是个作为经验实证的、关于人类生产活动某一个领域的概念呢?如果用这样的概念把握物质生产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直至当代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恒提恒新的任务呢?在资本逻辑野蛮怪诞的今天，对这些问题的探询，也许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史上未曾有过的先例。

我们想要再迁就鲍德里亚们一步，来考察他们对马克思的解释。这里牵涉的核心问题是关于对马克思之“形而上学的责备”，涉及到自马克思主义诞生那个时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对其所谓历史分析受制于资本主义起源或者资本逻辑的批评。这里我们自然会想到，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正文和注释中给我们留下的许多同时代人对该著作本身的批评，一直到那些用最高嗓门强调异质性和差异性的死硬的当代西方后马克思思潮代表人物对他的著作的批评，从中可以看到，不少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都没有搞清楚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中的历史存在论前提问题，尤其是它的论证理路及其结论所包含的解决“生产”与“自由”之“此岸”与“彼岸”的历史方案的性质问题。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会产生下面主要的错误判断：马克思主义力图运用经济学的语言进行思考，一般而言它仍然停留在以经济学为核心的18―19世纪，具体而言它仍然未能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叙事构架，当它想成为“科学”(换用“理性主义”一词也一样)的时候，尤其是如此。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探究，特别是从所谓他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说明“他的对象的特点的概念”出发，具体而言是从所谓他没有用明确语言说明“同古典经济学对象的特殊区别的概念”出发，因而也就总是要逗留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体系中，逗留在他们切中的经验实证性的物质生产概念那里。概言之，也就是被古典经济学的“旧的问题结构”束缚着。在他们的说法中，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关键概念(譬如生产)是存在极其严重的、被形而上学宰制的问题，或者它普遍依赖于资本逻辑和市场形而上学。这倒不是说，他们从历史存在论的高瞻远瞩来指责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而是相反，马克思历史科学再次被拽回到了适合于他们熟悉的“认识论”图景中。如果我们逗留在鲍德里亚们的阐释那里，如果我们知道那些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基本概念无非是些用旧了的、带有经济学痕迹的概念，坐在形而上学的火药筒上，这肯定是不舒服的。既然如此，依照鲍德里亚们的逻辑，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解放如果不是像前面交代那般的对立面，以致应指派给它们以形而上学的处分，那么，马克思怎么可能从英国工业条件这样的地方性知识中勾勒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自然规律?即便撇开一般性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不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别关注，支持了他以商品作为分析的起点。然而，其他的更加一般性的概念也出现在他的论述中。较为宽泛的概念，如生产力、产权等概念能否说明其他社会类型?马克思自己批评了抽象的、无限适用的一般性范畴，但他却为什么又要依靠这样的一般性范畴进行论证?他为什么没有完全遵循他自己关于方法论的总禁令?他为何对于采用它们却没有给出恰当的理由?

从以上这些质询的表述看，情况似乎是：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特有的科学性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即使它否认经济中存在“自然规律”，否认“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也肯定是不得不承认存在着普遍的经济发展规律，有时候，甚至试图承认后者具有“自然规律”的性质。因此，那些马克思的评论家毫无疑问罔顾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辨析而恰好在这种阐释中取得自己的成果：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社会”等术语是“症候性的”，即具有准外在性特征的，它实际上并不能够充当真正意义上的解剖前资产阶级社会的“人体”。在下面的讨论中，他们的真正的洞见紧挨着片面的解释。如果按照鲍德里亚的取向来看的话，我们设想他会借助的一个例子，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例子，就可分析马克思如何被“这个社会”(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模式所宰制的：在那里，马克思从“分工”与生产力的相互促进的视角来理解生产力发展问题，并将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这三个因素之间的矛盾归结于分工的形成。就其关于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而言，大有借“分工”这个名称进行符指的意味：亦即“概念把自身建构为对‘客观现实’的表达，概念成为符号，即成为‘真实的’所指的能指”。

至此已很清楚，在鲍德里亚把政治经济学的所有范畴都带人代码的取向之内，“在所有社会都存在着生产力”必定是令他惊异的。鲍德里亚会质询，这个表达是什么意思?它又能够是什么意思?我们在此获得一种出自他本人的对这样一个说法的阐释：在这样一个说法里，其他社会类型及其自身的特殊性规定一道被资本主义经济学绝对地设定了。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的模式”是被硬加到其他社会类型上去而“幅射开来”的。再看，“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个阐释是否在任何领域(比如社会历史领域)都如天日昭昭?这次，鲍德里亚的这个质询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也是有助于通过下面讨论得出清晰的论点。这里，鲍德里亚毕竟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预先制订了的马克思把大机器物质生产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当作普遍化理论加以思考之前，一种普遍性的思维已然存在于西方文化基因之中了。“马克思主义的蛋”――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就是这样“孵化的”?放到鲍德里亚磨制的镜子上来看，在哲学上，他是有些准精神分裂症似地沿着拉康的精神分析强调了：真性存在乃是符码之规定，而我们对真的东西的谈论只是拟真的方式罢了。至于说，由于被镜子里的人像所影响，通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样一个说法，那只猴子会怎么想?一切社会类型是处于光明还是晦暗(镜像与真人)之中呢?一经鲍德里亚无实质根据的煽动性怀疑，难道不是一切社会类型都模糊在一种自身的无特殊性或无规定性之中吗?这样被给予的东西不就仅仅能够把握为相似的东西吗?这是无可避免的，关键在于，这些设问已经转入了存在论的设问传统，或者，就是在存在论上提出的问题。决定性的问题仍然在那里：如何阐释那超越政治经济学模式、必然属于超出物质生产的经济逻辑为主导的、物化了的社会关系。鲍德里亚们很可能恰恰从物质生产的经济逻辑出发而误解了“物质生产是如何被本体论化”这一问题。通过切近以存在论基本问题为取向的考察，我们认识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决不局限于学科意义上的“历史领域”，而物质生产原本就是人类活动本身，而非人类活动的某一局部领域。

很显然，人们始终可以思考马克思所得出的结论，人们也可能宣称这些结论是可疑的，甚至马克思锻造的武器转而反对他自身，成为资本主义的帮凶。事实便是如此。传统而又充满教条体臭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害怕的怪物吗?人们可以称之为“人类中心主义”或“历史欧几里德几何学”，我们在这里无法详加讨论。需要指出的是，模式从来不会超越自身(哪怕批判性地反观自身也只是导致自身原则的普遍化)，具体说来，政治经济学模式从来不会允许我们超越政治经济学。因此，关于经济学研究的认识之光无论是来自于对象的经验论，还是来自于理性的唯理论，它们都毫无意义地在单纯认识论这个地盘上相互厮杀。这表明，对于如上论证，再次揭示了一个我们提出的原则性的反对意见：即便马克思没有活到今天导致了他无法“看见”鲍德里亚们“还没有更好的术语”而临时称之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阶段，这并不能确证马克思仍然处于政治经济学的概念阴影中。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并不知道有什么不可错的决定性判决，可以依之断定马克思主义者关注今天社会统治的利润和剥削乃是错误的；同样也没有这样的决定性判决，可以依之断定后现代主义者关注符码统治乃是正确的。切不可把理论当流行的时尚。况且，时尚毕竟不是什么实质性的依据。倒是必须追问。今天人们鄙夷物质生产或经济决定论几乎就像鄙夷传统的唯心论，究竟在追寻什么?符号政治经济学到底有没有比商品政治经济学提出更为根本的哲学问题，这似乎尚未定论。迄今为止所赢获的那种传统的“生产主义”确实是靠不住的；然而对于符码政治经济学，连“靠得住”还是“靠不住”还不好说。我们的意思是说，“符码”、“象征交换”这些范畴还根本缺失存在论基础。因此，鲍德里亚们的错误就在于，将一个社会中流行的力量冒充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力量。张一兵指出，它的错误就是把符码“视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基础，进而否定了社会存在的唯一真实现实基础――物质生产。”

细看起来，当前所蔓延的在功利有用性之生产本体论面前的畏惧，其实就是在政治经济学话语帝国主义面前的畏惧。当然，我们今日确实正好处于这样一种情况。因此，以“实证性物质生产”概念为基础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体系”处于瓦解之中，马克思主义者要求回溯到这些概念的本源那里去修正它们。从这里出发便可发现，在“回到马克思”的表面嘈杂繁忙上，谁在今天更细心地倾听并且觉察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革命真实的东西，那他就一定会看到，鲍德里亚们是错误的。我们对此的理解是：尽管在哲学的起始阶段，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受制于其同时期经济学的理论水平，但随着对物质生产过程之内涵的丰富理解，其“法眼”可以“看到”政治经济学认识论之镜不能反映的存在，并将这枚镜子击碎。这不是我们的杜撰，只要我们大致了解物质生产概念如何局限于所谓“卑微的经济学”及历史发展，就可以看到，这一主题设计活跃在马克思哲学的起始阶段，并且在马克思通过把囿于经济学范畴的物质生产(特别是经验实证性物质生产概念)提升为历史存在论的范畴、而把物质生产与人类生存活动状况相联系中达到最辉煌的结果。因此，我们也清楚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哲学革命的性质并不像鲍德里亚甚至阿尔都塞所归咎的那样，在认识论上看得见什么，或看不见什么的问题。我们说，只有历史存在论视野中的物质生产理论，才能超越政治经济学模式的界限。

三、结语

综合以上所述。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之“超越”政治经济学模式的腠理和基本含义，我们的理解是，无论如何，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其他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如果不诉诸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和内涵就无法得到充分的分析和解释。反之则不然。因为前者对于后者是超越的。一切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都必须运用这种“超越的”方法论语境，不过这离搞清楚问题还远着呢。有一点业已澄清：探讨我们应该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哲学的研究的问题无非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景在今天还有待于哲学的深化，从根本上阐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所达到的明确哲学意识的程度”。这乃是因为，一方面，在这个异口同声地宣布哲学的千年统治已经“终结”了的时代，人们很容易指责自己的思想论敌还仍然与“哲学(形而上学)”有某种关系。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某些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大都对马克思为什么将历史唯物主义置于经济和生产的论阈提出由他们的哲学所产生的问题。而这种哲学，即使不是完全拒绝，一般说来也不能懂得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所包含着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今天有那么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被专家解“读”，但读懂的却不多。这个困难恰恰源自于由(哲学)存在论根基处来探究马克思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科学对象本身的存在和特点。我在前面仅仅强调了症候性问题，因为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资本论》的阐释和批判都是着眼于这一问题进行的。我们需要另文作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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