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唐标铁柱

近阅省报州报，看到一批考证、评价“唐标铁柱”的文章。其中对唐九征所建铁柱的具置的考证，大体近似。然对于该铁柱的评价，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唐九征所铸铁柱是对边疆社会经济发展破坏的见证，对南诏、对白族先民来说，无疑是根耻辱柱。

唐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唐朝派监察御史李知古，“兵击姚州洱河蛮”。据史书，李知古的任务是讨伐先依附吐蕃，后内附唐朝，未几复叛唐附蕃的浪穹、邓赕二诏。当时唐蕃之间争夺洱海区域控制权的斗争十分尖锐，从维护、维护统一的角度看，唐派李知古征伐降附无常的三浪诏，具有积极意义。当时蒙舍诏（大蒙国）是第二代诏王蒙罗盛在位。大蒙坚持蒙细奴罗的内附，不在李知古的讨伐范围。

据新旧唐书及方志，李知古由姚州进兵，到达洱海腹地邓川，邓赕诏主投降，李知古先受其降，后仍寻找借口把他杀了。李知古“因是欲诛其豪酋”、“重税之”、“入子女为奴婢”，导致“群蛮怨怒”。于是浪穹诏主发兵，在邓川诸蛮的配合下，攻杀了李知古。这个李知古是个刚愎跋扈、贪虐凶横的悍将，完全不采纳他的副手徐坚的阻谏。他的被杀，固是咎由自取。三浪诏由是愈发倒向吐蕃一方。

唐廷因之于景龙元年（公元707年）重新派灵武监军唐九征为姚Q道讨击使，再度发兵洱海。“击姚州蛮，破之”。有没有攻打三浪诏？史书中没有说，惟言“出永昌郡千余里”、“累战皆捷”、“虏以铁索梁漾、濞二水，通西洱河蛮，筑城以镇之”，“九征毁索夷城”、“建铁柱于滇池以纪功。景龙二年还。”这就是唐九征此役的大体经过。

漾濞当时亦为河蛮所居之地，史料中说，时称样备诏，又言属蒙舍诏。二水之上的铁索桥，为南方茶马古道上的重要交通设施，是南诏经永昌出骠国的必经之桥。滇西山高谷深，江水湍急。尤其雨季时江水暴涨，桥便成了两岸交通的唯一通道。云南各族人民为了克服江水对交通的阻绝，曾造过各式各样的桥：竹索桥、藤桥、木桥。南诏时漾濞二水上的铁索桥无疑是最先进的，其安全系数，高于竹桥、藤桥不知多少倍。当时吐蕃势力南下，一度占据剑川一带。吐蕃军队多为骑兵，不可能从吐蕃本土携来工匠，运来铸造铁索的生铁。考虑到南诏此前几百年已有铁的使用〔铁柱会盟时（公元648年）的铁柱可为明证〕，则漾濞二水上的铁索桥，实应为白蛮先民所建。即便是吐蕃所为，也必然是使用当地的工匠、当地的铁。换句话说，茶马古道上的这两座铁索桥、凝聚着白族先民河蛮的智慧和汗水，凝聚着河蛮对茶马古道的贡献。

唐九征是个短视的武官。他以为“毁b夷城”，就能阻挡吐蕃的铁骑，天真幼稚得实在可以。翻开史书，触目皆是吐蕃寇蜀、寇陕的记载，甚至还曾打到长安。那些方向，未闻有“铁索”。元人渡金沙江，用的也只是“革囊”。战争中，有桥可以渡江，无桥也一样要渡江。无数历史事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唐九征肆意毁去铁索，并用所熔之铁立柱纪功，苦了当地民众，苦了依赖茶马古道进行物质交换的各族人民。他们失去了铁索桥，不得不重新依赖竹桥、藤桥。这对当时边疆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无疑造成了极大阻碍。白族先民的智慧结晶被唐九征毁于一旦，铁索的主人保护不了自己的辛勤成果，无疑是一种耻辱。无知而骄横的唐九征居然还在当地立柱纪功，这铁柱，就该是压在当地民众心上的耻辱之柱。

我以为，这才是讨论“唐标铁柱”给我的最大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