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的《咏怀诗》

[摘 要]阮籍的《咏怀诗》体现了个人人生体验与时代悲剧，而这一心理体验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共同恐惧与无所适从，也适用于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性体验分析。

[关键词]阮籍;《咏怀诗》;现代人生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这本书当中，反复讨论到了这样一个主题：“中国人不是像浮士德‘追求’着‘无限’，乃是在一邱一壑、一花一鸟中发现了无限，表现了无限，所以他的态度是悠然意远而又怡然自足的。他是超脱的，而又不是出世的。”

阮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固定化的艺术形象，是我们在考虑中国艺术史的时候可以跳过却永远无法忽略的一页。关于阮籍，钟嵘有这样的评价：“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冯惟纳云：“籍咏怀诗八十余首，非必一时之作，盖平生感时触事，悲喜怫郁之情感寄焉。”何义门则说：“阮嗣宗咏怀诗，其原本诸离骚。”而刘熙载说：“阮步兵诗出于庄。”而刘勰则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嗣宗m傥，故响逸而调远。”

“诗歌是一种直观感性的语言。”“用现在的话来说，诗歌的意义不仅于让人知道，而在于让人感到。”“诗是真正的绝对真实。”“越有诗意，就越真实。”

在魏鼎移晋那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阮籍能带给我们怎样的艺术与历史真实？恐怕更多我们应该从他的诗中去寻找。

阮籍的诗，现存的主要是他写于不同时期代表其人不同思想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关于阮籍的诗作，说法有所不同，或多少有异，或次序不同，前人曰：“阮集传之既久，颇存伪阙，校录者往往肆为补缀，作者之旨淆乱甚焉。”然而各版虽别，其差多在字句，于全诗大意无损，亦于意境风韵无损，故于此我们可以暂不多加考虑。

一

阮籍的诗能告诉我们什么？

从嗣宗的诗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矛盾的人生与痛苦。在他的述怀诗句里，充满着盛衰无常，修短随化的痛苦;充满着向往事功，曳尾涂中的矛盾;充满着放浪形骸，孤独寂寞的痛苦，充满着心尚儒学，反抗名教的矛盾。他的痛苦与矛盾是密不可分的，在他的每一步足迹里面，我们总能看到痛苦与矛盾的血痕。也无怪乎为什么嗣宗每次酒后，总是“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其二十三）这是很等样美丽的语言！在嗣宗的描述中，生命是如此的飘忽不定，“壮年以时逝，朝露待太阳。愿揽羲和辔，白日不移光”（其三十五），在孤独无助的弱小的人面前，生命是伟大到令人无法承载的存在，“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其三十二），面对这样在生死之间徘徊的命运，他怎能不回忆起“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的感慨，怎能不写出“独有延年术，可以慰吾心”（其十）的无奈诗句？嗣宗将远古的神话与典故溶入诗中，在嗣宗的眼里，生命的流逝与四时的消长渐成一体，再执著的愿念与渴望，壮志与悲伤，都融入“谁言万事艰，逍遥可终生”（其三十六）的故作放达之中。这是何等样的悲哀？这样的放达没有能够让他逃离死亡的恐惧，只能不断加深孤独的他在死亡与生存间那无穷无尽的寂寞与痛苦。

胡应麟这样评价嗣宗：“步兵虚无恬淡类庄、列”，然而在阮嗣宗身上，我们似乎不能这么简单的将他归为虚无恬淡的出尘高士。史论“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然而这是否就是阮籍的本来面目？“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其十五），这自然是意气风发的年少时代;“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其三十八），这显然是英姿勃勃的青年壮志;“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其三十九），这俨然是步入中年之后的功名之念;“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其四十二），这里我们仿佛又看到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老当益壮。在诗句当中，他每每以壮士自比，然而却总是在描述随后的感慨中，叙述这样雄壮生命的潦倒与悲戚。“儒者通六艺，立志不可干”的儒雅文士，结局却是“渴饮清泉流，饥食并一箪。岁时无所祀，衣服常苦寒”（其六十）;“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的英武少年，最后却是“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其六十一）。这是诗人自己逻辑的矛盾么？不是。正是这样矛盾的描写，写出了嗣宗内心的痛苦与悔恨。一边是建功立业的无穷壮志，一边是济世不能的现实尴尬。描写的事功者的悲惨境遇，不过是自己心灵境遇的写照。这样对比的结果，最终凸现出来的，是诗人“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其二十一）的无奈心境，更是诗人放荡形骸、孤独寂寞的诱因。

于是乎，“君宁盛骨庙堂上？君宁曳尾淤泥中？”孤独寂寞的嗣宗无法作出选择。任何选择，都是错误。在魏晋那样心灵觉醒的时代，夹杂在痛苦深渊中的独立人格，只能沉迷于自我心灵的迷茫与孤独。“啸歌伤怀，独寐寤言。临觞拊膺，对食忘餐”（咏怀诗十三首之三），这是诗人对孤独中自己心灵的描写，也是诗人对于时代精神的描写。“逍遥九曲间，徘徊欲何之？”这是诗人对自己的质问，也是诗人对所有彷徨名士的质问。诗人每每将孤独寂寞的感情虚化出来，在诗句中用无奈而又残酷的笔调描写着大时代里每一个人相同而又各自迥异的特殊的痛。诗人或移情于“孤鸟”，或矢志于“失路”，然而，没有一丝苦闷不是诗人在自己人生的悲痛当中寻找出来的自然。

诗人的苦闷，来源于自己人格的对立。身在乱世之中，诗人作为儒者的理想破灭了。当诗人被迫站在自己立场的对立面批判自己心中的道德大旗时，他怎能不痛苦？在他用率性而为的行径打破道德约束的时候，却总是徘徊在自己为自己设置的道德底线之前，他怎能不苦闷？怎能不寂寞？正仿佛批判教会却又相信上帝一样，有的时候，在人的感情中，不能不产生无法名状的悖论与荒谬感。无怪乎嗣宗在教育儿子时会严加斥责：“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

二

是什么样的因素迫使阮籍进入这样的心灵状态？是怎样的社会让嗣宗永远处于这样的矛盾与痛苦之中？

是魏鼎移晋的大时代决定的。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社会职责的放弃，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自我放逐的心灵历程，是一个时代社会底层对自我和宇宙的重新思考。但它不是文艺复兴。它没有古希腊罗马或者文艺复兴时代那样伟大的思想和历史意义，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同于西方在思考着如救赎一般的对宗教、对科学的根源性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重新思考的是具体的社会架构与个人经验性的遭遇，而不是西方传统那样超验性的自我与整体。

“现代社会开始与人把自身从自然中分裂开来的时候。因为它不再拥有一个家园，无论如何它摆脱不了遗弃感。”这样的遗弃感在魏晋时期同样游荡在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魏晋名士们在自我放逐之后也似乎开始追求其高尚而伟大的自由――“逍遥”。这是自由么？不是。两者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自由，不是真正意义上自我精神的觉醒，只是在庞大的政治压力下的苟延残喘。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郁，从根基上铸就了现代人生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的忧郁本源。他们的忧郁，始终只是“对国家或者社会正在面临的危机的觉识”，而不是在“以不可克服的人和世界的分离为基础的”真的觉醒。在这片土地上，缺乏的是一个终极的超越现实约束的最高关注者和寄托者，缺少的是高悬在每个人头顶的那一只上帝之眼，缺失的是人的信仰。正如席勒所说的一样，独立自我的存在，意味着自我真实性的无限扩大，从而导致社会整体性的迷失。本来作为社会和谐统一象征的美消失了。

然而正由于这样独特的地域限制，要在传统的人生中实现这样彻底的消失，很难。每当他走到迷失的边缘时，那“会心处，不必在远”“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的画面，那“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其四）的感觉，终于又将他唤回。毕竟，在这样的国度，找不到自由的精神，更没有为自由献身的精神。

阮籍就是这样，流浪在寂寞与繁华之间。他面对的是“清风肃肃，修夜漫漫”（咏怀诗十三首之三）中无边无际的孤独与忧伤;他遭遇的是“一身不能保，何况恋妻子”（其三）的艰难境遇;他停留在“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其三十四）的人生中点;他感受到的是“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其四十七）的惆怅悲凉。青云掩蔽的，不仅仅是他的前庭，更是他的双眼，他无法看到，无法拨开，也无法离去，只能流浪在背叛与死亡之间的独木之上，走出人生最无奈的蹒跚足迹。于是，哀叹。唯有无声的哀叹。他写出的诗句，也只能是“对酒不能言，凄怀酸辛”（其三十四）的隐约之词。

三

“人生识字始忧患，龙腾神俊染政坛。浮云远山游子梦，淡雨明朝困汉川。”以这四句作阮嗣宗诗的注脚倒也颇有意味。然而当我们放下他的酸辛，拾起我们自己的无奈时，我们还能如此从容么？

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深层次的忧患意识，融合在作为现代人特有的迷惘与悲伤中，写出了我们现在读到阮嗣宗的诗句时那种莫名的心酸与阵痛。我们永远适合，也一定看到的是阮嗣宗当年哀怨已久的“低头留得无边在，又见归鸦夕照中”的残缺与荒凉。

“……在以贫困的时代里，诗人何为？”“诗人与短暂者，他庄严的讴歌酒神，领悟远逝诸神的行踪，留驻诸神的轨迹，于是其同源的短暂者走向转变的道路。”“时代处于贫困并非在于上帝之死，而在于短暂者对他们自身的短暂性几乎没有认识和没有能够承受。”然而在我们面前，贫困或许正是由于上帝缺席的存在。

我们并不能在这里奢谈康德对于崇高的实质那自我在强力自然对象前产生自我超越的定义。缺失最终存在依据的一群人，并不懂得什么是崇高，什么是自我。

“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这是黄侃先生在注阮籍时的感慨。当阮籍痛哭于邻家女灵前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出，他的眼泪究竟代表着谁的痛苦？实在t怀死者，还是在哀悼自己？

然而丧失，真的丧失了么？没有。从阮籍充满人生希望的诗句中我们看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的英气勃发，“壮士何慨，意欲威八荒”的雄心壮志，“王业思良辅，建功俟英雄”的不甘沉沦，哪里是失路的苦闷者？分明一个充满着希望的人生。但在嗣宗面前的，更多的是倡言理想者的虚假，标榜道德者的伪善，他看到的是伟大道德精神在世间的主导者身上的庸俗化与被篡改。他悲愤，他伤怀，他不能不失路。与其说他在反对道德，不如说他在反对道德大旗下丑恶的灵魂。在他的心目中，何尝不无限向往着道德，何尝不向往着至上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