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思维模式中的系统思维及其对现代管理学的借鉴价值

【摘要】本文在对一般系统论和《易经》发展历史的回顾的基础上,对比考察和分析了这两种对中西方思维方式有重要影响的哲学。认为古老的《易经》中蕴含着丰富的朴素的系统思维元素,以理、象、数为核心的高度概括的概念,体现了朴素的系统思维方式。而作为一种高度概括的简约的哲学,《易经》对现代管理学具有一定借鉴意义。该借鉴意义包括:让假设决定分析方法,它强调直觉和数据的相互补充,确信综合和巩固,执着集中分析的重要性;理顺分析的先后顺序,强调对绝对必要情况下的分析;忘记绝对的精确,对管理决策而言,追求科学意义上的精确是缺乏效率的;确定困难问题的范围,有目标地克服疑难问题最终也能得出结论,等。

【关键词】易经;理、象、数;系统思维;管理学

“一般系统论”在诞生的不足一百年的时间里,已经逐渐成为了现代人的一种基本思维范式。这种哲学中包含的概念如“系统”、“稳态”、“阈值”和“反馈”等已经广泛渗透到了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而作为已有3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典哲学经典《易经》,则集中折射了东方思维范式。其基本概念如“阴阳”、“道”、“气”等则渗透到中华学术的诸多领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那么,作为两种典型的对现代中国人思维方式影响巨大的哲学,它们是否具有共通性呢?本论文通过回顾这两种哲学的发展历史和基本思想,来解析古老的《易经》是否包含有朴实的以广泛的现代科学成果为基础的“一般系统论”的思想。并希望以国人熟知的易学的基本概念,来探讨其系统论思想在管理学方面的借鉴价值。

1 系统论的形成过程

20世纪20年代,各学科出现了交相互融的局面,哲学和化学进步的促进,使得生物科学也走到了关键时期。传统的机械论观点认为,事物的整体是由部分决定的,部分的性质决定整体。人类的认识只有认识了局部以及它们的作用机制,才能认识整体。加拿大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强调生命现象是不能只用机械论观点来揭示其规律的,而只能把它看成一个整体,1925-1926年间,他提出了“有机体”(organism)的概念。1929-1932年间,卡农形成了稳态的概念。1924年,kohler提出了完型(gestalt)概念。40年代,生理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物理学等各学科、多所著名院校的著名学者,如j.miller, k.boulding, e.fermi, a.rapoport, 都加入了有机主义问题的讨论。这一时期,有机主义思潮逐渐盛行,并最终融合演变,形成了具有独立概念和理论体系介乎生物学和哲学之间的一般系统学。[1]

1950年,贝塔朗菲在1950年第二期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上阐述了一般系统论的基本思想,论文题目为“an outline for general systems theory”。该理论全面吸收了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基本理论,尤其是四五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复杂性理论,自组织理论和自适应理论等。该理论反过来无形中影响了20世纪各个学科的发展。系统思维方式逐渐形成了基本思维范式并渗透到了现代科学和社会学研究中。

1968年,他发表重要著作《一般系统论》,该理论在思想领域内的影响力甚至高于其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价值,有人称系统论“是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又一次‘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是‘思想领域的大变动’的一个重要标志。”[2]是一种“注定要改变人类思维方式的观念”。[3]贝塔朗菲对一般系统论即将产生的重要影响似乎早有预知:“不管怎样,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这就意味着科学思维基本方向的转变。”[4]

在系统论研究者看来,一般系统特性表现为不同领域的结构相似性或同型性、支配各种行为的原理具有一致性,而其实体在本质上有很大区别。“相似的概念、模型和定律经常出现在相去很远的各种领域中;它们都是独立并以完全不同的事实为基础的领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重复发现同样的原理。这是因为一个领域的工作者不知道他所需要的理论结构已经在其他领域发现了。一般系统论将大大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因此,一般系统论看来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一方面,它提供模型,可在不同领域并在领域间转移;另一方面,它又防止模型陷入那些常常危害该领域进步的似是而非的类比。”[5]这些可以看做贝塔朗菲进行系统论研究的原动力。此外,他将一般系统论这一“有用的工具”与人性价值进行了关联,“人性的真正价值不等于生物实体的价值、有机体功能的价值或者动物群落的价值,而是由个人思想发生的价值。”[6]

在没有确切的科学实证之前,系统思维的发端只能停留在已有科学框架范畴内大胆而缜密的假设。因而,系统思维便具有了冒险精神和预言性。在最坏的情况下,“科学的成就用于破坏和用于建设同样的多”(奥韦尔《一九八四年》)。系统思维的每一步前行都显得具有实验精神,它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范畴论上的实验及应用层面的探讨就不足为奇。也就是在亦步亦趋的探求中,显出了系统思维的蛛丝马迹。

动态、平衡、因果、层次,都是系统论中的基本概念。“在整体状态下,系统的一个扰动就会导致一个新的平衡状态。然而,如果系统分裂为一条条因果链,它们就会独立地存在下去,机构化程度的增大,结果就失去了由于相互关系而存在于系统整体中的调节能力。”[7]系统的调节能力在某种状态下会受到制约,“由于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在一阵骚动之后就还会达到新的静态。系统是自动调节的,但是如果系统分裂为一条条独立的因果链,调节能力就丧失了,各个局部过程将互不相顾地进行下去。”[8]

2 系统思维的特点

系统思维的基本特点包括协同性、动态性、最优性、层次性等。

2.1 协同性。与贝塔朗菲强调的“没有必要在彼此隔绝的不同领域,一再重复地去发现同一原理”一致,20世纪60年代安索夫首次提出“1+1>2”这一最简练的协同概念的解释。1971年,联邦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哈肯(h. haken)提出协同学系统科学方法论。协同学是研究协同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规律的新兴综合性学科,它认为,系统的因子之间是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当中的,当系统在受到外参量的扰动或系统内某一个或几个因子异变时,系统通常便会给出一定的响应。当扰动或异变强度较低时,系统处于相对稳定平衡状态,否则,系统处于不稳定平衡状态。不稳定模式一般控制着系统的宏观行为。因此,系统只有形成总的协同体,系统才能充满活力,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系统功能;反之如果协同性不好,系统非但不能使子系统充分发挥系统功能,还会使整个系统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甚至连生存都会发生困难。

2.2 动态性。系统是动态的,系统内部各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推动着系统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动态性原则就是要探索系统的内外联系及系统发展变化的方向、趋势、活动的速度和方式,还要探索系统发展的动力、应用和规律。动态性原则强调系统开放性。系统的开放性是指一个系统在接纳周围环境的同时与其周围环境也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即它既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又影响着外部环境,它们相互之间不断交换着物质、能量、信息。

2.3 最优性。系统形成、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差异整合的过程。差异的事物能够整合在一起,它们之间必定有同一性、相互需要、相互支持、优势互补,这是整合的前提和基础。最优化原则是在一定条件下,改进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组织,以促使系统整体实现耗散最小而效果最高、收益最大的目标。

2.4 层次性。系统的层次性原理是指,由于组成系统的诸要素的种种差异而使得系统组织在地位与作用、结构与功能上表现出等级秩序性,形成了具有质的差异的系统等级,即形成了统一系统中的等级差异性。系统的层次性又是相对的,任何一个系统,一方面,它需要该系统中的要素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协同整合的统一系统;另一方面,它又是更大的子系统,它在这个更大系统中起着要素的作用,它构成了这个更大系统的基础。不同层次有其不同质的规定性,不同质的系统之间又有联系性,系统的这种双重功能就是一种不同系统之间的联系形式,系统层次之间形成的这种相互联系,使得系统处于不同层次的普遍联系之中,处在某种普遍的层次包含和交叠之中。

20世纪70-80年代,以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哈肯的协同学(synergetics)以及艾根的超循环理论(hypercycle theory)为代表的自组织理论的建立,为系统思维提供了新的解说。国际上有关定量的系统思想发展基本沿着系统工程、系统分析、管理科学这三大学科在发展。

然而,系统思维在经历一个大周期的循环后也展现出一种永不复来的怅惘和与时俱进的张力。诚如贝塔朗菲所言:“我认为‘西方的没落’不是一个假说也不是一个预言——而是既成事实。从欧洲国家发展起来的千年左右的辉煌文化,产生了哥特式大教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莎士比亚和歌德、牛顿物理学的精确结构以及欧洲文化的所有荣耀的事物,——这个历史大周期完成了,不能用人工手段加以复兴。”[9]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思维呈现出一种无限循环、有始无终的升腾状态。

3 《易经》中的系统哲学思维体现

我国学界对系统论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然而,自西方来的以近现代科学为基础的系统论哲学是否在我们古老的东方文化中也有萌芽呢?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探究发现,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已经集体无意识地在运用这些“隐性理论”来指导他们生产生活的实践了。而《易经》则是这些理论的代表著作。

3.1 《易经》的发展和基本思想:《易经》作为群经之首,被古人推崇为“天人之道”、“宇宙的真理”。它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占筮书,同时也是一部凝结着远古先民睿智卓识的哲学著作。

《易经》将宇宙作为系统,在以农为生,生活安定的黄土高原,我们的古人观天察地,发现天时信而不爽,事物有因有果,在这样的生存背景下,逐步产生了一些认知,成为事物变易之道,后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哲学——“易”。

作为一种知过去、测未来的工具,《易经》以象征阳的“-”(又称“阳爻”)和象征阴的“——”(又称“阴爻”)为基本符号,八卦(每一卦由三爻组成)以及八卦中任意两卦交相叠合而成的六十四卦(每一卦由六爻组成)为基本图形,通过对这些卦象的解释,阐述了事物和现象生成变化的法则,被誉为“经典中之经典,哲学中之哲学,智慧中之智慧。”

3.2 《易经》中古人的认知及其朴实系统论思想:在以宇宙为参照的大系统之下,古人在《易经》中所体现出的自身对周围生存环境的认知已经有了系统思维的雏形。朱邦复先生在其经典著作《易经明道录》中将古人的这种认知归纳为四个层面,其主要见解是:

(1)预见性。即宇宙中时空恒定,并称之为命。有一数循环运行其中,此数可谓为时间流程,人乃应运此运数而生,因此,“命”中注定的得失与机缘都是不可避免。以天文而言,地球绕日运行,是为命定,而何时行经黄道之何处,则归之为“运”。当人察知地球绕日规律后,即能预知天象。这种预见,以天体的科学运行为基础,具有先验性,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占卜。而一般系统论也是以生物、化学等为实验参考完成。

(2)规律性。人所生存的二元世界,诸如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有与无,阳与阴等等,都属于相对观念。此外,人所面对的客观实体,即为天与地,因此产生了天、地、人的三才结构。三才结构,各以阴、阳为爻,组合成卦,其排列组合有八种。若以卦、爻、位分别象征某些信息,就可于卦爻的排列组合中,观察出一些复杂的象征信息。如果宇宙变化毫无规律可言,一切皆不可知、不可测;如果宇宙事物变化存在必然规律,人可由规律本身的必然性,观察认知宇宙。

在规律性探寻方面,一般系统论与此有着惊人的一致,“某些原理大致适用于各种系统,而不用考虑这些系统的实质和有关实体。这个事实说明,各个不同的科学领域各自独立地出现相互一致的概念和定律,使得它们在现展中带有明显的平行性。从而,自然科学的不同领域以及心理学和社会学都有诸如整体性、总和、机构化、中心化、层次、静态和稳态、异因同果等等概念。”[10]

(3)象征思维。在经过大量的观察、应用、印证后,人们可以归纳出自然事物中最基本的一些现象及属性。由此一层一层的发展下去,便衍变成象征思维。并得以由简单的表象,推断出更为复杂的情况。

(4)定数与时间变量。定数与时间变量有关,先民在生活经验中,发现天时变化的规律性,因而相信人生也有其一定的法则。进一步又发现在天候的变化下,物性也有相应的迹象,因而有了观察实物,以推测未知状况的行为。比如,龟骨的结构状况与天候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经过处理而能卜出一些征兆,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有系统的龟卜仪式其科学性便不足为奇。

3.3 理、象、数-易学思想中系统思维模式的逻辑符号:理、象、数是《易经》的三个内涵,其重要性如同南怀瑾先生所言:“《易经》的每一卦、每一爻、每一点,都包含着理、象、数三种涵义在内。人处在这个世界上,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不停地在变,只要发生了变,便包含了它的理、象、数。”[11]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象、数建立起了我们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同时,《易经》既然将宇宙万物作为一个系统,“理、象、数”作为渗透其中的“血脉”,其在方法论上的系统思维特质似乎就毋庸置疑,我们不妨从理、象、数的产生说起。

象:“象曰”,《象辞》,“象就是现象。”[12]朱邦复先生认为,在占卜有了某种程度的价值后,先民便追求更有效的方式。文王即利用八卦抽象的形式,根据建立在占卜上的经验,从相对性阴阳消长的角度上,将符合某实例以及推理的辞句,视作每一爻变化的推断。其中最重要的关键,是事物的“表象”以及事物的“成因”之别,表象无穷无尽,却都可由成因排列组合而得。“易”既然强调变化,各爻又是产生变化的因子。所以,据以判断的爻辞,亦必以“成因”表达为宜。这种“成因”必须有代表性,为生活中的实例,且要经过占卜印证。在《易经》中,这种成因,即称为“象”,象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13]这与一般系统论中的“假定”、“预言”是一致的。都是一种科学而又大胆的合理性推测。

理:道理。南怀瑾先生认为,比起“象”的主观性来,理则属于哲学层面。“根据《易经》的观点看宇宙的万事万物——人生也好,情绪也好,思想也好……都有它的原则和道理。”[11]数:“每一个现象,到了一定的数,一定会变。”[11]理、象、数展现出系统全貌。南怀瑾先生的“录音笔论证”精要地揭示其哲学意义,“譬如这个录音带,是录音用的,它能录音,其中有很多理,录音带的样子、大小以及它还会放出声音,就是它的象;这卷录音带,若干分钟可以录完,有若干长,若干宽,这就是它的数。万事万物都有它的理、它的象和它的数。”[11]再比如,我们单单只是听到一个声音就可以断定那人是谁,是什么物体在发声——大提琴还是小提琴,这就是声音的一个“象”,通过它,我们有了分辨力;声音的产生是由于物体的振动,造成空间内空气的波动而共鸣发音,再藉由大气的传播使人的听觉神经感受到的一种物理现象。这就是它的“理”,根据这个“理”,我们可以制造出很多种声音来,比如喇叭、笛子、鼓等等,这些声音原理的应用还会被产业化;“数”的概念我们可以用数码进行解读,当前已经进入数码时代,数码产品的变化无穷我们都深有体会。在计算机中,所有的数据在存储和运算时都要使用二进制数表示,以01为基本模式的计算机存储方式就体现在变化上,其功能之强大可包含万千世界,这就充分印证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的话:“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 “大道至简”,这种将“数”用到最小概念的二进制方式,体现出阴阳最为基础、最为本质的特质。

因此,“理、象、数通了,就能知变、通、达,万事前知了。” [14]由此可见,“万事前知”的前提就是对理、象、数的精确了解。然,理、象、数又相互交融,互成系统。每每之间都有联系,呈现出垂直结构。古人对所占卜的每一个对象都可以从理、象、数三个方面去分析(占卜),认定考察对象存在、因何存在以及最终走向之后,宇宙间万事万物都会显示出自身的一些规律,这些规律的集合就形成了某一特定时期的经验总结及相对科学的认知。人类社会的发展大抵如此。贝塔朗菲认为,生命的形式不是存在着,而是发生着,它们是通过有机体同时又是组成有机体的物质和能量的永恒流动的表现形式。这种“发生”必然随着认知水平的深入而不断产生新的内容。它是动态的,在某一时期又会维持相对稳态。而我们的先民早就通过对自然、宇宙、环境及社会的认知对此有了注解。

3.4 《黄帝内经》中的朴素易学系统论思想:

《易经》哲学对中医有重要影响。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黄帝内经》就将《易经》的象数概念进行了最为具象的表现。曲黎敏教授在《黄帝内经.养生智慧》中对此有着最为精辟的解释,“中国的圣人为了说清楚其中的道理,统统采取了打比方的方法,他不去说这个概念‘是’什么,而是说它‘象’什么,在《易经》里画出卦来让你看它‘象’什么,然后去感悟真理……”[15]

中医的系统性也具有标志性意义:“从现代系统学的观点回头看中医的阴阳五行,我们可以发现原来阴阳五行理论,是那个没有仪器和数据的年代,用来描述系统的一种方法……和西方医学相比,中医可以说是运用系统学原理治病的科学。”[16]

《黄帝内经》观察人体和世界具有层次性。在《黄帝内经》中,人体被看作一个总的系统,身体的每个结构为其子系统,生命自身依照道运转。同其他中医理论一样,《黄帝内经》也认为人的身体结构及功能即命运。春天养生,夏天养长,秋天养收,冬天养藏。曲黎敏教授指出,“《黄帝内经》讲养生都是在养东方,是慢慢生发起来的一个‘象’。”[17]春天养生的结果要到夏天才有体现,秋冬亦然。这种连环的后续效应体现出鲜明的层次性,就是在告诉人们“做任何事,都要做这一步时想着下一步,同时要想着前一步。”[17]更为重要的是,理、象、数还体现出一种思维方式的层次性,呈现出纵向的结构,从而使我们可以从深度上认识事物并鞭辟入里。

否卦与泰卦体现出系统论的动态性原则。《易经》卦象里的一个卦——,叫否卦,也叫阴阳离绝卦。意思是阴气下行在下面,阳气上行在上面跑走了,这样就属于阴阳离绝。该卦倒转过来就成为泰卦——,它属于阴阳和合卦,因为阴气是下降的,阳气是上升的,这样“阴阳的交合就是人体两大经脉的一种交合,所以人中这个穴位在人的身体当中就显得至关重要。”[18]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阴阳的交相互生,风水古籍《雪心赋》中云:孤阳不生,独阴不长。阴和阳之间,并不是孤立和静止不变的,而是存在着相对、依存、消长、转化的关系。而所谓“否极泰来”,还传达出一般系统论中的动态性原则。

同时,《黄帝内经》建立了一种动态平衡的最优结构。中国古代五行的顺序是“木、火、土、金、水”,这是一个相生的顺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现在的五行顺序是“金、木、水、火、土”,这个顺序又是相克的: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既然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有自己的司命之所属,中医就完全可以根据五行中相生与相克的命理治愈顽疾。中医讲“不治已病治未病”,头痛未必医头,脚痛未必医脚。比如得了肝病,中医就会暂时把肝放在一边不治,水生木,水是肾,木是肝。肝病很大程度上是由肾精不足造成的,所以就会把肾水固摄住,让肝精充足了,肝病自然好起来。这种最优性组合以及系统的诊疗方式就很好地阐释出系统论中优势互补,相互支持的原则。与理、象、数所体现的纵深思维模式不同,五行各要素之间呈现出一种平面交叉互动的系统论模型,阴阳则贯穿于整个事物运行的始终。这种思维模式就是一种大系统观,它与中国的天人合一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理想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和思维模式,也体现了中国文化强调的“和”的核心思想。而这种“和谐”的大系统观就是一种充满动态平衡的最优结构。

中医中还具有协同性。古代的中医将肺和大肠两个器官视为相同的系统,称为“互为表里”。吴清忠在其所著《人体使用手册》中将中医中系统的分析方法进行了很好的阐释:“肺与大肠互为表里的情形也发生在心与小肠、肝和胆、脾与胃、肾和膀胱。这种‘脏腑互为表里’的归纳方法,把原来的十个器官减少到五个体系,人类系统分析诊断的复杂程度立刻大幅下降。这样也有机会用五行中的五个元素,来描述所有脏和腑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19]表里是指身体部位而言,表和里相对而存在,如同阴阳的相对存在。按照阴阳划分,表属阳,里属阴。“互为表里”就是一种能够体现系统论归纳方式的科学范式,在一般系统论那里,这种范式可以有效规避“重复发现同样的原理”的弊端。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易经》具有原始朴素的系统论观点。它通过理、象、数,阴阳和五行鲜明展示出系统论的基本特征——动态、平衡、层次、因果。这些3000多年前我们的先民在把握自然、察知世界中形成的认知是一种充满智慧的思想模式,它对于我们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借鉴意义。

企业管理是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企业管理的目的是尽可能利用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实现“多、快、好、省”的目标,取得最大的投入产出效率。企业经营是指以企业为载体或经济组织的物质资料经营,是指企业经营者为了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而运用经济权力用最少的物质消耗创造出尽可能多的能够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产品的经济活动。

《易经》的系统观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思维模式。经营是管理的方向,管理是使经营的目标更易达成。经营和管理相辅相成,经营是为了更好的管理,管理是为了更好的经营。经营对外,属阳,管理对内,属阴,它们体现出鲜明的阴阳观点。比如一个企业出现问题,就从经营和管理两方面去分析问题,这就是管理上的阴阳论。

现代企业存在问题无外乎管理、经营两个方面,二者之间绝对的分界并不明显。比如经营活动中,销售出现问题往往不仅仅只是体现在销售上,很可能是因为管理出现问题,管理的问题又可能是由于生产活动、营销活动、供应活动、财务活动、人力资源开发活动等一系列企业经营活动引起的。这就提醒企业管理者:在企业运行中,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充分考虑到其复杂性、交叉性和相互间作用,这就是管理学层面上的五行分析。

在对企业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考察后,进入问题的核心分析阶段。我们可以通过对营销基本情况的分析,找出问题出现的原因——理;其表现是在哪方面——象;再进一步,我们可以通过对客户数量、客户质量、客户地域分布、客户新的变化等数字性分析全面把握营销问题的实质,揭示出问题的真相——数。

综上,通过运用阴阳、五行和理、象、数对企业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我们就可以从内部产品与开发、供应链管理、渠道建设、应对竞争者方案等来对营销结果产生影响,从而找到企业管理问题的症结,并最终予以解决。

4 现代系统思维方式中的中国元素

易学并非东方哲学所独享。近代文化交往尤其是后期殖民战争在传播西方思想的同时,也将东方哲学传播于世界。西方世界也曾经掀起“易学热”。邹学熹在《易学易经教材六种》一书中指出,欧洲的爱因斯坦、莱布尼兹、李约瑟都从科学方面,(对《易经》,笔者注)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和实事求是的肯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运用了十一个公式推算时空相对增减之数,据蔡福裔《河洛考》的资料,爱氏曾将河洛数理结合相对论推衍,受到很大启发。他从对中国“罗盘”感到惊讶,到场论结束,都对中国易学感兴趣。如爱因斯坦1953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玛托的斯威策的复信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全都做出来了。”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写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对易学、医学和数学都系统地作了总结和正确地作出评价。他说:“自然科学取得胜利之所以可能,……这就是达尔文、弗莱则、巴士特、弗洛伊德、施培曼、普朗克和爱因斯坦时代。当这个时代来到的时候,人们发现一系列哲人已经铺平了道路——从怀德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从黑格尔到莱布尼兹——而这种灵感也许完全不是欧洲的,而且也许这种最现代的‘欧洲’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受到庄周、周敦颐和朱熹这类人物的恩惠,比世界上现在已经认识到的要多得多。”[20]

5 《易经》系统思维方式在实践中的运用与借鉴

《易经》阴阳五行论就是一种整体观即系统观,其相生相克关系可以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有效应用。

根据阴阳五行的统一性类比理论,戴明循环的p、d、c、a可以进一步升华为o、p、d、c、a循环:目标、策划、实施、沟通、总结。目标需要策划来推动,策划需要实施来推动,实施需要沟通来推动,最后务必通过总结来保持整个目标的成功达成。

阴阳五行系统论与企业管理要素之间可以建立起更为直接的联系。见图1。

图1 企业组织“五行”系统互动模型(吴福平:管理五行的五个要素,致信网/ceo/2006-06/165390.htm)

注:信——信誉度、美誉度,服务的品质和标准等;智——运营策略、创新能力、关键性决策等;人——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程度;顾客的期望满足程度等;财——营业收入、利益分配方式、投资方向和力度等;物——产能(产品和服务的供应能力)、资产的管理、运营能力等。圆中圆弧上的箭头表示相生;五角星上的箭头表示相克。

从五行生克关系来看整个企业管理系统,先说信,企业只有拥有良好的信誉,才会吸引到人——信生人;有更多的顾客,就需要投入更多的产品和更好的服务——人生物;有了更好的生产能力和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就能获得更多的利润——物生财;有了更多的财力,就能有更好的智力投资能力,创新能力更强,有更多外力资源注入,企业管理能力更强——财生智;有了更好的管理策略,更强的创新能力,一般来说就能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企业的诚信度、美誉度就有可能越高——智生信。在吴福平看来,这样就是一个不断增强的相生环路。反之亦反。

《易经》中朴实但是浅显易懂的系统思维对现代的许多学术领域包括管理学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这种借鉴意义在抛弃了易学的玄学成分之后,比之严谨和复杂的现代系统论更具优势。

麦肯锡有很多工作方法都蕴含着丰富的易学系统思维。比如:“不要重新发明轮子”、“甭想把整个海洋煮沸”等都是以现实中我们最为熟知的事物为喻,使复杂的管理学问题不再显得晦涩难懂,同《易经》中的“象”;“发现关键的驱动因素”表明“大部分商业问题的成功取决于众多因素,但其中,某些因素远比另一些因素重要……你所要做的只是去发现那些影响问题的关键因素,并付诸精力。因此,一定要直接钻向问题的核心,而不是一片片、一层层地把问题拎起来。”[21]这种道理性解说在管理学中常常显得不厌其烦,就如同《易经》中的“理”;任何问题都不会永远无边无际,因此要“确定困难问题的范围”,“某种情况下,你保留的一个假设是抛开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进而言之,只要保持正确的方向,把握合适的精度,你最终是能做出结论的。”[22]这就表明了《易经》中的“数”。

麦肯锡在涉及分析方法中的四项原则集中体现着朴实的易学系统观。一是让假设决定分析方法,它强调直觉和数据的相互补充,确信综合和巩固,执着集中分析的重要性,“集中分析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大量分析的重要性,而具体程度则取决于最初的问题分析框架。”[23]体现出系统思维中分析和预言的重要性;二是理顺分析的先后顺序,强调对绝对必要情况下的分析,“要在时间和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解决问题,必须弄清楚哪些分析是绝对必要的,哪些分析是无足轻重的……在假设驱动的所有路径中,找出障碍最少的路径,做出假设。”这是在说系统思维的最优性特点;三是忘记绝对的精确,对管理决策而言,追求科学意义上的精确是缺乏效率的,体现系统思维的协同性,要使系统形成总的协同体;四是确定困难问题的范围,有目标地克服疑难问题最终也能得出结论,体现出系统思维的层次性特点。

总之,如果说一般系统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系统思维方式,那么中国古代文化渗透着的系统思维智慧则在3000多年之后依旧闪现着动人光辉。《易经》为我们提供的简约而高度普遍性的具有朴实系统论思想的概念,在现代科技架构下,仍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尤其是其以“理、象、数”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解析方法,对现代管理学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在将西方管理学视为经典的今天,从根植于国人思想基础的古典哲学中寻找我们的管理哲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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