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商事证据制度的重构及完善

论我国民商事证据制度的重构及完善

[摘要]：

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它与诉讼的实体内容直接相关，对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都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专门的证据法，关于证据制度均是在诉讼中加以规定，司法实践中的证据问题长期处于无章可循的状态，一些当事人利用证据问题搞突然袭击，拖延诉讼，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证据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司法公正与效率的重要因素，证据问题不解决，司法公正与效率的目标难以实现。因此，重构我国民事证据制度并加以完善是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迫切要求，也是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笔者现结合该证据规则对我国证据制度的重构及完善发表个人之拙见。

[关键词]：民商事证据 重构 完善

[正文]：

一、证据规则在民商事审判中的现状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规定十分的原则，可操作性不强，这往往会导致证据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的缺憾，如当事人对举证责任的内容不明确，缺乏举证积极性和风险意识，败诉后又往往将责任推给法院，很容易造成法院的公信力的下降，还有的当事人利用证据问题搞"突然袭击"，严重干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外，由于没有可供遵循的具体的证据规则，审判人员往往依靠经验和直觉分配举证责任，判断证据，影响司法的稳定性和严肃性，这些无疑会成为制约司法公正和效率的重要因素。《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弥补了证据问题中的缺陷，对证据问题作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了坚实的司法依据。

1、当事人自认规则的确立

自认是指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就对方当事人主张的对其不利的事实予以承认的声明或表现，对自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自认一经作出，不仅对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对法院的裁判行为也间接的产生拘束力，自认具有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功能，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自认没有作出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关于当事人无需举证的情形中，规定了当事人对事实的承认和诉讼请求的承认可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这是我国民诉法对自认的原则规定，但这一规定并不全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自认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基本上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的自认规则。自认制度既能免除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也能使相关事实在诉讼中得以迅速的确认，这样无疑大大减轻了当事人收集、保证以至相互质疑证据的负担，也减少了法院对这部分事实的审查之责，更加速了诉讼的进程，因此，自认规则的确立为民事诉讼中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发挥了优势作用。也为司法公正和和效率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2、证人出庭作证规则的确立。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证人出庭作证规则，加之我国公民普通法律意识不强，证人不愿出庭作证成了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大的障碍，在审判实践过程中，绝大多数证人不愿出庭作证，即使一些愿意出庭作证的证人也或多或少受到某种利益驱动或与当事人有一定的利害关系，而不是真正想帮助法院公正地审结案件，有一些证人不愿意出庭，就用小纸条书写证明，而这证明是真是假无法辩明，对这样的证据无法认定，而事实上这些证人往往非常了解案件事实真相，他们不出庭，不利于法院查清案件的事实，有些当事人也因这些证人的不出庭承担了败诉的法律后果，另外，在实践中，还出现了证人作伪证等现象，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法院快捷高质的审结案件，《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重申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对"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形做出了具体界定：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出庭的；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同时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请予以准许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并告知其应当如实作证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证人出庭规则的具体规定，有效的提高了证人的出庭率，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清，既能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公民的责任感，又能保证法院高效优质地审结每一件案件，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法律的尊严。

二、 证据规则在民商事审判中存在的问题

1、失权制度的确立有时也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民事诉讼证据失权制度也称证据失效制度，它是指在法律规定获法院指定的期限内，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没有向法院提出的证据，在期限经过后不得再次提出，当事人因此而丧失证据提出权和证明权的一项制度。证据失权制度，具体而言，应该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期限及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间，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此期间内应当尽其所能第提供自己主张的证据，二是后果，如果第三人在此期间不提供或不能提供相关的证据，则会产生诉讼程序上的法律后果--失权及丧失原有的权利。民事诉讼中的失权是指当事人（含第三人）在民事诉讼中原本享有的诉讼权利因某种原因而丧失。失权与时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所有诉讼权利的丧失与时间的届满为基本原则。可以说人们对诉讼的价值判断最基本的是诉讼的公正性，其次是诉讼的经济性，即当事人不能再提出证据或者提出的证据不能为法院采纳而丧失其证据的证明效力，当事人还因此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失权的制度，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对证据采取的是"随时提出主义"，《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证据失权制度，证据失权制定的确立旨在保障和督促当事人增强举证的积极性和风险意识，及时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提高诉讼效率，实现诉讼效益的原则，相对于证据随时提出，证据失权制度有积极和促进作用。笔者赞成证据失权制度的确立，但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不能教条的适用证据失权制度，应当将证据失权制度作为倡导性的规定，指导我们的审判实践活动，多给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机会，这样既会降低上诉率，减少诉讼成本和当事人的诉累，也能真正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既能保障司法的公正，也能维护社会的和谐，极大的减少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2、法院调查取证范围的具体确立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对"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的范围没有作明确的规定，《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弱化了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职能。《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对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的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限制了法官收集证据的权利，避免了法官收集证据的权力的滥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7条，

对当事人及诉讼人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也作了明确规定，法官对"确因客观原因"的把握也是非常严谨，这种客观原因主要是指涉及档案材料和秘密材料的情形。严格地把握《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法官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虽减轻了法院的负担，降低了法官的诉讼之责，但对当事人的权利有时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例如：有些婚姻案件中，有时一方当事人就处于弱势的地位，有的女性当事人生完小孩后就在家照顾小孩，对男方在外的一切经营活动和财产多少都不清楚，如果法院教条的遵循证据规则的规定，不调查了解，查询有关银行，那么弱势群体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这就与我国法律保护弱势群体的立法宗旨相悖，因此，笔者认为应限制法官调查取证的范围，以减少法官滥用利用职权的腐败现象，但"确因客观原因"的把握应给予法官一定的取证权，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有效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有力地确保司法公正，公开、公平。

3、"自由心证"的确立有时会引起个案的随意性。

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对证据的运用和判断实行自由心证，《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初步确立了自由心证证据制度，自由心证指的是证据的取舍与运用及证明力的大小，法律不预先作出，而是让法官凭借"良心"和"理性"自己作出判断，并依据心证形成的内心确信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自由心证不仅使法官摆脱了形式主义的束缚，自主地运用和判断证据，而且使法官可以根据证明活动的具体情况和证据材料中得出的结论，对案件事实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认定，但自由心证的运行对法官的要求极高，法官不仅要有丰富得法学理论知识，丰厚的审判实践经验，而且还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在我国，由于不同地区的法官的水平、能力、素质都参差不齐，故对法律的认识水平自然也有所不同，同时，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利用证据认识案件的客观事实往往还会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和干扰，这些因素或多或少都会影响法官对案件真相的认识，有的法官可能难以正确的运用这一权力，甚至可能滥用权力，有时还会造成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由此可见，对证据的裁量权过大，也容易滋生腐败。

4、"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运用有时带有主观色彩。

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证明标准，但在审判实践中，法官通常采用的是盖然性证明标准，盖然性证明标准又分高度盖然性和较高程度的盖然性，高度概然性是指法官从证据中虽然尚未形成事实必定如此的确信，但在内心中形成了事实极有可能或非常可能如此的判断，即法官的心证接近确然，但又未达到确然，《若干规定》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这种标准的把握也是通过法官的心证来予以确认，这往往也会涉及到法官的素质和客观因素的干扰，如同样性质的案件，由于在不同地区由不同的法官审理，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有的结果甚至截然相反，这主要是由于法官掌握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带有主观色彩，有的在案证据是否达到证明标准，是否具有高度盖然性，并不确信，法官就认定达到高度盖然，达到证明标准，从而认定事实成立，这样俨然缺乏严谨性。

5、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申请时间过短。

《若干规定》规定了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但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也就是说要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必须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七天，法理中，这七日时限也许并不算短，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时日显得有些短暂，例如：原、被告双方都在举证期限届满之日递交证据，此时双方才能看到对方的证据，如果一方的举证超过另一方的意料之外，从而形成了其客观上存在针对对方当事人举证再次提供证据的需要，而该证据又恰恰是其确因客观原因无法收集，确需法院调查取证的，而此时已过举证期限届满前7日，根据《若干规定》申请方已丧失申请法院取证的权利，这样，并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笔者认为，对此申请查证的期限，可延至举证期限届满日，这样，当事人可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申请法院调查取证。

6、举证期限届满日与证据交换日规定不够严谨。

《若干规定》对证据举证期限与证据交换都作了具体规定，但对举证期限届满之日与证据交换之日的规定还不够严谨，不太便于操作，根据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这也就是说证据交换之日即为举证期限届满之日，按照这样的理解，证据交换日之后提供的证据应为逾期证据，逾期证据就会产生证据失权的后果，但根据四十条的规定，证据交换一般不超过两次，这就意味着证据交换可进行两次，那么两次的证据交换日就会产生两次的举证期限日，即两个举证期限届满日，而若干规定规定的举证期限届满日只有一个，此后就产生了证据失权，因此，这样的规定往往会使人产生误解且不便于操作

三、完善证据规则在民商事审判中的重构

1、完善证明要求制度。

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是证据规则中的两种证明要求，传统证据理论一直认为，客观真实是民事诉讼中应当达到的证据要求，但近年来，国外的"法律真实"、"高度盖然性"、"盖然性占优势"之类的法律规定逐步被我国司法界所接受。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也确立了"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那么，"法律真实"是否适合我国国情的诉讼证明要求？"客观真实"的概念是否还有其存在的价值？对我国证据制度的重构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1）"法律真实"是适合我国国情的诉讼证明要求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民事诉讼的证明要求没有明确规定，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民事诉讼证明与刑事诉讼证明一样必须达到客观真实的要求，但在审判实务中，民事案件最低证明要求为"客观真实"，则存在很多的问题：（1）客观上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由于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决定了无论采取任何手段、方法，任何案件事实都无法原原本本地回复到其发生时的原始状态。因为在每一个具体的诉讼中，案件事实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而过去是不可复原和再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无从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案件事实的真相，因此，对案件事实的完全证明往往就变得不可能；（2）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弱化法院职权，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为出发点和主要任务，而"客观真实"要求法官应查明与案件有关的一切事实，对于当事人不能举证的事实，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收集，在这样的要求下，弱化法官职权，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的目标显然很难实现；（3）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往往会为了保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与真实的案件事实相一致，花费大量精力调查取证，这样，容易导致审判效率低下，浪费有限的审判资源。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客观真实"在现代民事诉讼中存在着的局限性，被司法界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民事案件不能像刑事诉讼那样在控诉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采用无罪推定来结案，法律就有必要确定新的证明要求，使法院有权依据新的证明要求和标准对真伪不明的民事案件作出裁判。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应运而生，为司法界所接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在民事诉讼中正式确立了"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法律真实，是指裁判人员运用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达到了法律所规定的视为真实的标准。也就是说，民事审判只能以证据为基础。证据证明了案件是什么样子，案件就是什么样子，在使用了现有的证明方式或认识手段的情况下，不可能为达到真理性的结论，在法定审限内无休止地去"实践-认识-再认识"。必须以现有的证据为基础，以合理的实体法、诉讼法规则以及证据规则为准绳，及时地作出裁判。

法律真实是在民事诉讼中再现的事实，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而非原 始状态下的实际事实。原始状态下的实际事实，如不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规则进行审查、判断、认定，就不能产生法律上的后果。而法律意义上的事实是事实因素与法律相结合的产物，带有法律价值判断色彩的事实。根据程序公正的要求，诉讼中再现的事实，必须符合法律的形式规定，并受制于法律的评价，在此基础上认定的事实，才是法官据以定案的依据。"法律真实"作为真实评价的标准，它使笼统而难以操作的"客观真实"概念转化为体现司法认知特点和要求，现实而可操作的概念，在审判过程中，要评价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否具有真实性，就必须把"客观真实"标准所要求的"符合案件的真实情况"，转化体现为"符合案件证据情况"的"法律真实"标准。因此，"客观真实"作为评价事实判断真实性的标准，虽然提出了概括的要求，但只有在各种实践领域，在各种具体场合下转化为与"法律真实"相类似的更具操作性的评价标准。才能实现以法律规则为中心而不是以纯粹的自然"事实"为中心的司法模式，是确立法治的权威，建立法治社会的必要条件。法律真实的确立，对保证人民法院及时处理案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符合市场经济对民事诉讼的客观要求。

（2）、"客观真实"具有存在的价值

"法律真实"取代了"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予以了确立，那么"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法律真实"的观点是在"客观真实"存在缺陷的前提下，并在对这种缺陷进行批评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法律真实"的确立确实具有进步和现实意义。在审判实务中，多数民事案件经过当事人举证、质证，能够达到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结果，实现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统一，然而，也有部分案件由于双方当事人的证据互相矛盾，有的证明力大小相当，使案件的审理陷入僵局，还有的当事人受诉讼动机和诉讼利益的驱动，"昧着良心"说假话，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隐匿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加之各地区的法官的素质、水平参差不齐，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法官对"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的运用就会陷入机械化、形式化，认为判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否具有真实性，其标准只能是也必须是双方提供的证据所能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而忽视了案件本身的真实情况，即能够发现的客观事实。同时，更忽略了道德、社会、文化等评价标准，而"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要通过法官的"自由心证"体现出来，而这种"自由心证"形成法官内心的确信，往往还要求法官具有道德、社会、文化等各种评价标准，割断了社会的各种评价标准，就会使法官陷入单一性和机械性，形成内心的确信，很难达到公正，更无法实现正义。对"法律真实"机械性的运用体现在审判中，还会出现对本来应询问的事实不去询问，对本可以查清的事实不去查证，而是运用间接证据和证据判断方式来确定，使案件的裁判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损害了实质上的公平，甚至造成了冤假错案。因此，以"法律真实"作为正当化依据也是有一定的缺陷。例如，蔡某和吕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蔡某提供了吕某所立的欠蔡646140元的欠据，并约定15个月内还清，吕提出欠据中的数额是因四达公司将三里干渠小商品一条街的开发权让给吕，吕应上交的款额，也提供了关于开发三里干渠小商品一条街的相关证据，但比照双方提供的证据，蔡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大于吕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此时，如果严格遵守"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和"盖然性"证明标准，那么判吕还钱无疑是正确的，但欠条的成因，即本案真实的客观情况是什么，如果不查清楚，对被告无疑是不公平的，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发现原告蔡某所说欠条是经过几次借款形成，但按照原告所说，无论是按年计算还是按月计算，甚至按天计算，都计算不出欠条中的数字，原告不能自圆其说欠条中数额的形成，此时，法官应最大限度地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而不能依据"法律真实"来进行判决，否则，就难以实现真正地公平、公正，而且，普通的老百姓也难以接受。这样，不利于司法权威的确立，因为司法权威是建立在社会信赖的基础上，脱离社会和老百姓的信赖，司法尊严也得不到保障，法治就成为空话。可见，单纯的追求"法律真实"，是在当事人复杂的诉讼技巧上简单化或不负责任，这种现象不可不防啊。诚然，"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确实为法官提供了可遵循的理论依据，减轻了法官的负担，提高了审判效率，保护了有限的审判资源，但由于"法律真实"的不完善性，法官在运用过程中的机械性、形式性，使"法律真实"作为证明要求，不能真正地实现公正、正义，甚至不能公平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反而成了法官推卸责任的借口和理由。例如，法官对某一案件定案的根据，即采信的证据被相关的事实证明为假，而法官不予采信的证据又被相关的事实证明为真，出现了这一类办案质量问题，我们的法官就以当事人不举证或居中裁判为由推卸责任，如果在一审或再审出现新的证据，并非是当事人客观上故意有证不举造成的，而是审判人员机械地掌握"法律真实"，未能指导举证或正确分配举证责任和主动调查所致，从道德角度评价，法官的"良心何安"？"法律真实"的证明过程，体现出法官的"自由心证"，而法官"自由心证"的过程，恰恰要求法官具有良知（即职业道德），而这种脱节现象的出现，就是法官机械性的掌握"法律真实"，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客观真实"在诉讼证明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存在价值，法官在诉讼活动中应把客观真实作为实现诉讼价值的最终和最高目标，法律真实也应最大限度或可能地反映客观真实，法官所依据"法律真实"所裁判的案件应当心理上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应尽可能的查明案件真相，不能仅仅满足于程序上的公正。否则，案件的裁判结果会背离社会实质上的正义，所以，"客观真实"是"法律真实"的基础和前提，离开这一前提，"法律真实"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3）、应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统一。诉讼证明活动，要最大限度地追求"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统一，不仅要求法官具备对各类证据的认知能力，而且要求法官具备良知、逻辑推理、日常生活经验及高度的责任心。但事实上，仅有高素质的法官，也很难实现两种证明要求的统一，因为不管法官的素质多高，如何的具备良知，也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一味地追求所谓的"实质正义"，有良知法官面对法律的各种限制和束缚，面对着对法官充满了希冀的老百姓，也只能在内心里感到万般的无奈和深深地叹惜了。因此，笔者认为，要真正实现两种证明要求的统一，除对法官提出高素质的要求外，在机制上也应给予一定的保障。

①法官调查取证的范围应相应地扩大

民事诉讼法第64条，对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的范围没有作明确的规定，不利于法官对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的把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15条，对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范围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第17条，对当事人及诉讼人可以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也作出了明确规定，但规定的范围过于狭窄，不利于保护诉讼能力较弱的当事人，严重影响了对案件事实的查清。在审判实践中，还有大量证据规则第15条、第17条规定情形之外的证据需要法院调查取证，对审查可以取得的能直接查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有些证据并不是当事人申请调查的范围之内，还有的当事人素质低下，又没有 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法官经阐明后，当事人仍无法举证的，而该事实确实为认定案件事实所必须的，法官不主动调查，就会使得一些本可以取得的，查明案件客观事实的直接证据得不到收集，证据规则从法律上限制了法官的调查取证权，针对能够帮助查清案件事实的第15条、第17条规定的情形之外的证据，法官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调查取证，对法官调查取证范围规定的过于狭窄，不能实现"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统一，因此，应对法院调查取证范围作相应地扩大。

②、赋予法官相应地自由裁量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问题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为审判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指导，但有些条款规定的过于原则和严格，不利于法官在审判实务中根据案件的需要予以不同程度地把握。例如：证据规则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而原、被告双方在庭前递交的证据往往都是复印件，复印件中的印章不清晰，无法辨别出真假，庭审质证过程中，一方才看到对方的原始件，才发现原始件中的印章是不真实的，此时，申请鉴定已超过法定期限。这既束缚了法官的手脚，也不利于案件事实地真实查清，不能公正、公平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不赋予法官相应地自由裁量权，法官在遇特殊情况时仍机械地运用证据规则，片面地追求"法律真实"，忽视案件的客观事实，就会违反我国民事立法"以事实为依据"的法律基础，因此，笔者认为，在证据规则的适用过程中应赋予法官相应地自由裁量权，有利于特殊情况下案件事实的查清，有利于真正实现"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统一。

③、赋予当事人一定的调查取证权

伴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而出台的证据规则，弱化了法官的调查取证权，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将承担不利的后果。法律强加给当事人举证的义务，却没有赋予当事人相应的取证权利，我国民事诉讼对当事人证据材料的收集仅赋予了当事人两种调查取证权：申请证据保全和申请法院取证。由于这两种方法存在严格的条件限制，适用范围极其狭窄，并不能完全解决当事人证据材料收集难的问题。而且在审判实务中，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证人大都不愿出庭作证，当事人为此承担败诉的风险，这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公平保护。因此，若希望当事人能够迅速收集到查清案件事实的证据，就应赋予当事人一定的调查取证权；要想证明责任发挥作用，同样离不开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如果证明责任是在当事人因为没有调查取证权而导致无法查清，不能反映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使当事人因此承担败诉的后果。这既违背了公平原则，也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在限制法院调查取证权的同时，赋予当事人相应地调查取证权，有利于"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最大限度的统一。

2、完善证明责任制度。

证明责任是证据制度的核心，是民事诉讼的脊梁，所谓证明责任即举证责任是指诉讼上无法确定某种事实（确立一定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获消灭所必要的事实）的存在时对当事人产生的其所主张的有利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法律后果①。这种无法确定在举证上表现为当事人举证不能或不充分，人民法院依职权也无法查清要件事实的真伪，其后果是当事人承担全部或部分败诉的风险责任。如果法院及各方当事人，由于缺乏证据无法明确待证事实是否明确时，就会在诉讼上发生事实存否不明的现象。法官仍须对案件做出裁判，因为国家禁止法官以事实不清为理由拒绝对案件做出裁判。此时，法官必须居于国家设置民事诉讼制度之目的承担裁判义务②，法院裁判的结果，要么是原告败诉，要么是被告败诉，谁应就何种事实负举证责任，在要件事实村否不明的场合，谁应遭受败诉的判决，这种法律问题就是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关于举证责任制度的规定较为简单，权威部门的司法解释也存在局限性，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虽做出了具体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仍很不明确，应对举证责任进行改革，如何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极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举证责任的分担上应遵循如下原则：根据法律或经验法则，或根据法律政策的精神，以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就当事人之间的待证事实，参酌其请求和主张，合理的分配举证责任。照此原则，举证责任的分担，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依法律，法律虽无明文规定但有经验法则可依经验法则；既无法律规定又无经验法则的，则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合理的分配。在实体法对举证责任分配有明确规定的，依规定；在没有明文规定，即发生法律漏洞或规定不足时，在解决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法院可利用法律解释方法予以补充。在损害赔偿问题方面，例如医疗纠纷、交通事故、产品责任、环境公害等损害，法院应在受害人举证责任方面，使之趋于公平。

参考文献：

① 叶自强：《举证责任及其分配标准》，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七卷，第168页

② 陈刚：《举证责任法的意义》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2期，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