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监管之下的小额贷款公司

过度监管之下小额贷款公司功能令人质疑

2008年下半年以来，各种经济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体下滑趋势明显，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深度演化，并向全球主要经济体蔓延，中国经济增长前景黯淡。在这种背景下，小额信贷这种本来主要以服务穷人为宗旨的金融载体开始被重视，各地方政府纷纷通过各种鼓励性政策措施，来激活小额贷款公司这种模式，试图给嗷嗷待哺的中小企业送去必要的融资服务，缓解流动性困境，为经济重添活力。不过很显然，相比于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小额贷款模式本身能提供的只能是杯水车薪。而在笔者看来，目前政府机构推出的各种指导意见或者管理办法，行政监管色彩浓厚，对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行为干预明显，这种过度监管之下的小额贷款机制是否能承载哪怕是杯水车薪的功能，都实在令人质疑。

以银监会和央行联合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为例。这份指导意见原则上对小额贷款业务采取了非审慎监管策略，将监管权下放到省政府有关部门；允许小额贷款公司向其他金融机构融资；并且，允许小额贷款公司根据其他有关政策规定升级为村镇银行，小额贷款的法律地位、资金来源、未来前途有了保证。不过，这份指导意见的基调依然显得保守，其中一个条款“单一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虽然是基于分散风险考虑，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主导的强化股权结构分散性的做法，人为地提高了资本组合的交易成本，也不利于公司的有效治理，同时更使得国内外一些真正拥有小额信贷经验和投资意愿的机构望而却步。

以浙江省2008年7月23日推出的《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登记管理暂行办法》为例。这个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大幅度提高了注册资金的门槛，同时规定外国自然人、企业或其他组织不得投资，外商投资企业也不得投资。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只能采用货币形式出资，不能以实物、知识产权和土地使用权等非货币形式出资。无疑，这些限制性条款的合理性是值得质疑的。

以地方政府监管规程为例。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数目，浙江省进行了宏观数量控制。规定试点期间，原则上在每个县(市、区)只能设立1家小额贷款公司，列入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杭州市、温州市、嘉兴市、台州市可增加5家试点名额，而温州市政府7月14日 的《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操作规程(暂行)》中，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人员学历作出了规定，其中，申请小额贷款公司的董事长和主要经营层应从事银行业工作两年以上，或者从事相关经济工作5年以上，具备大专以上(含大专)学历。董事长还应该是具备一定经济实力、有信用(讲诚信)、有一定金融知识、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士。

其实银监会和央行联合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已经就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资金来源，资金运用，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意味着对低端金融服务仅仅开了一道窄门，离学界和业界期待的金融开放尚有很大的距离。而现在一些省、市级政府不断增加的限制性条款虽然其初衷是为了金融安全，但如此一来却把这扇门越开越小，以致在这样的限制性条件下，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门槛越来越高，运作环境越来越不友善，小额贷款模式给予中小企业服务的功能变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起来。

小额贷款与传统的金融服务相比，无论在需求开发、日常经营，还是产品设计、风险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这方面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我们需要向国际上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学习，鼓励外资参与，提高小额信贷企业的经营水平。把外资的门堵死，将不利于小额信贷企业的正常发展。

过度强调限制的监管模式还容易导致的其他一些问题

僧多粥少，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同样拿浙江省为例，由于小额信贷公司具备逐步走向金融机构的前景，因此许多企业和个人热抢这个牌照，甚至出现一百多家企业抢一块牌照的火爆场面。而根据《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操作规程(暂行)》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得是工商信用管理AAA级企业，而且是管理规范、信用优良、实力雄厚的当地民营骨干企业。其他法人、自然人股东应符合《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办法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据媒体报道，温州有近千家企业递交了申报材料。而8月29日的消息是，温州市公示首批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瑞安、永嘉、苍南三地分别由其处的最大民营企业――华峰集团、奥康集团、天信投资集团摘得，之前呼声极高的担保公司悉数落选。而在9月29日，海宁宏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司注册资本1.6亿元，由12位企业法人和3位自然人投资成立，当地民营企业――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主发起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宏达是以纺织业起家，并没有任何金融服务经验。

“筛选标准”不透明，隐患重重如何从数量如此众多的申请者中确定最后的赢家，目前有关政府部门并没有多作解释，对政府机构如何对申报企业进行资质审核和何为最后决定的理由，人们都无从了解，因此那些胜出的未必服众，那些失败的则一定悻悻然。而不透明的过程本身又最容易滋生腐败，这些都将损害人们对政府的认同感。

另外，这种由政府主管部门从无数申请者群体中选择一家的“选美”形式并不能保证那些最具市场生存能力的申请者脱颖而出。从上面的新闻报道其实也可以看出，目前最终胜出的是那些和当地政府机构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所谓“民营骨干企业”。这些小额贷款公司的发起人和主要股东都缺乏金融领域的历练，很容易忽视金融规则和风险控制，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和功能有可能被扭曲，而内部交易则可能大行其道。

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相关主管部门应该重新检视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初衷，参考小额信贷机构发展的国际经验，摒弃那些并不合理的金融安全顾虑，尽快扭转目前层层加码的严格监管模式。同时应该公示一定的准入门槛，配以核准制或者备案制来鼓励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只有小额贷款公司形成方便进出、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态势，才能为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助一臂之力。当然，需要重申的是，小额贷款公司的功能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充分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有赖于金融自由的真正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