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权力理论视阈中的田纳西?威廉斯戏剧

在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作品中有各种各样的不容于社会的人物，比如说，年长色衰的南方美女，依然保有南方淑女的高雅气质，并且仍在寻找这样的高雅风范，却生活在裸的工业文明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里。再如，同性恋者们生于对他们背离常规的性倾向恨之入骨的社会里。而他们的困境通常是由他们不能顺从于主流而引起的，因为不能顺从，他们被排除在主流之外。上面提到的两类人物是威廉斯剧作中反复出现的两类人物。这或许与威廉斯本人的社会经历有关，他生于南方社会并缅怀南方高雅传统，然而却不得不生活于工业化的都市里。同时，他还是一位同性恋者，见惯了主流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敌视、排挤和迫害。

批评界曾认为威廉斯缺乏政治和历史意识，早在1977年，在批评威廉斯不该反复取材于自身经历时，约翰·西门就这样说：“剽窃他人或许是可耻的，然而这至少还表明了一点进取心：因为这表明了作者还知道在他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外部世界……”（Simon，21）西门言外之意是，威廉斯缺乏对外部世界也即人类社会全局的认识，只局限于个人的经历。当代中国批评家中也有人这样评价威廉斯，比如，《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中曾这样评价说：“威廉斯感兴趣的是作为个体的人，而不是具有整体意义的社会。”（王守仁，65）接着，在把威廉斯与阿瑟·密勒进行比较时，该书写道：“相比之下，密勒更倾向于直面现在，反映人们所关注的社会问题。”（王守仁，65）的确如此，威廉斯的作品再现了一个个孤立的人物，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郁郁寡欢、神经质或者歇斯底里，缺乏现实感，无法容身于所处社会。

当把威廉斯戏剧和福柯的作品放在一起读时，读者常常会发现二者惊人的相通之处。因为，两者都对知识、真理和话语控制个人的强大力量以及“同者”和“他者”的关系备感兴趣。联系福柯的权力理论进一步考察威廉斯剧作中的人物境遇后，很容易发现虽然威廉斯着重再现被主流社会排斥在边缘的人物，他呈现的却不仅仅是这些人物的个人生活，他还清晰地再现了社会中运行着的权力机制是怎样排斥、异化和压制它所不接受的群体。了解这些人物的命运，就能更清晰地了解一个社会的政治历史，这正是威廉斯独特的社会历史视角。下文将以威廉斯的两部剧作《欲望号街车》和《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为例来具体分析。

布兰琪与斯坦利：消逝的南方文明与北方工业文明的对抗

《欲望号街车》这部戏剧中象征性地再现了两种力量，即代表主流的工业文明与衰落的南方文明的直接对抗。这两种文明的代表分别是：斯坦利和布兰琪。布兰琪生于南方庄园贵族家庭，尽管她的庄园已经衰落，可她却依然保有南方贵族小姐的优雅，并缅怀着那个逝去的南方世界。剧作者将她置于工业文明的世界里，与斯坦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在功利、现实和拜金主义盛行的工业文明价值观里，布兰琪自然显得格格不入。如果斯坦利是工业文明新生力量的代表的话，那么布兰琪就是没落的庄园主贵族的代表。

福柯一再表明，社会文明通过自己的权力话语不断压制“他者”，排除“他者”，他在《词与物》中这样说：

疯癫的历史可以被描述成他者的历史，所谓“他者（the Other）”就是外来的进入内部的因此必须被排除的东西（以此来消除内部的危险）。排除他者是通过隔绝封闭它（以此来减少它的他者特征）。万物的秩序（the order）的历史可以描述成同者（the Same）的历史，所谓“同者”就是一种文化内部广泛传播的相关联的因此必须通过分类区分和集中以识别身份的东西。（Foucault，Order，14）

根据福柯的定义来分析，斯坦利代表的就是“同者”，而布兰琪代表的就是“他者”。在《欲望号街车》中，上演的就是一出“同者”将“他者”排除出局，以维持现有秩序的戏剧。

布兰琪进入斯坦利的世界之前，斯坦利的世界和谐安宁。在这里，不同的种族混居，有柔和的音乐演奏着，天空也显出特别柔和的颜色。依照工业文明的价值观，这是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在这样的背景里，布兰琪作为一个“他者”的形象出现在斯坦利所在的社区，她的打扮与这里的环境很不相称。布兰琪不仅在外形上与斯坦利所属团体有差异，在心理上她也与斯坦利完全相反：斯坦利追求肉体上的享受，而布兰琪则注重精神上的超脱。

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物相遇，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争斗。布兰琪想按照自己对美梦庄园的记忆来改变斯坦利的世界，而斯坦利迫不及待地想把布兰琪赶出自己的世界。布兰琪是典型的“他者”的代表，她具有挑战主流的作用。斯坦利是“同者”的代表，他也是其所在群体的统治者。布兰琪的改造力量尽管很强大，然而她南方没落贵族的地位已经使她成为弱者，而她放荡的过去则成为斯坦利彻底打败她的最有力武器。她赖以生存的庄园丧失了，这意味着她旧有生活方式的根基断裂了，在全新的生产方式中，她又找不到合适的位置。这使她在与斯坦利的斗争中注定成为失败者。

最终，作为“他者”的布兰琪被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斯坦利排除出局。《欲望号街车》这部戏剧，生动地再现了“同者”和“他者”两种力量的对抗。

布兰琪的悲剧不仅仅向我们象征性地展示了一个没落文明（南方种植园文明）一步步走向衰亡的过程，更向我们展示了现代社会里各种野蛮残忍的势力对一个奋力想要温柔、优雅和高尚起来的灵魂的无情践踏。

布里克：异性恋社会中的同性恋者

《热铁皮屋顶上的猫》这部作品最彻底地表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作用，其中两种对抗的力量是同性恋者与普遍持异性恋价值观的主流社会。

关于这部剧作，评论界曾批评威廉斯有意在布里克的性倾向问题上故弄玄虚、模棱两可。然而，只要对作品创作的年代稍作考察，就能弄明白威廉斯为什么如此处理布里克的性倾向问题。在作品创作的年代，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早期，整个美国社会充斥着对同性恋的憎恶，对同性恋者的暴力压制无所不在。（Adler，151；Paller，85-86）威廉斯很清楚，在当时如果公开上映一部以同性恋者为中心的戏剧，则必然会激起舆论的强烈反对。要保证剧作的成功，威廉斯就必须对同性恋主题保持低调。然而，如果完全回避，离开了真情实感，威廉斯就无法创作。这导致了威廉斯的写作手法成为欲遮还露，半遮半显。威廉斯关于布里克性倾向问题的模棱两可正是当时同性恋压制政策的产物。

这种在现实中运行着的主流的压制作用在作品中清晰可见。布里克对自己的性倾向问题一直不敢正视。社会的主流舆论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布里克内化了主流关于同性恋的否定看法。在整部剧中，他一般都表现得很冷漠，但是一旦人们提起他的好朋友斯盖普，他就变得异常激动，并开始攻击别人对他和斯盖普关系的任何评价，力图维护他和斯盖普“友谊”的纯洁性，他声称那是种精神之爱，不涉及肉体与金钱。在这维护过程中，他本人使用了很多对同性恋者进行侮蔑的词汇，这透露了他对异性恋社会价值观的内化。然而，他同时却又歌颂他们的这种友谊，认为那是唯一伟大的真实的情感。斯盖普自杀后，布里克生活在痛苦自责之中，他酗酒，辞职，糟蹋自己的身体，一心求死。然而，即使连死也不害怕的布里克却害怕被人称为同性恋，这表现了异性恋价值观的深入人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主流意识形态对人的操控作用有时不需要任何机构的介入，受控制的人有时会自发地成为操纵这种力量的人，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具有强大的舆论压力，它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无处不在的神力，从而纠结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不费一枪一炮却起到强大的规约作用。

综上所述，威廉斯戏剧似乎再现了一个个独立于社会的人物，然而，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些人物之所以远离社会，并非都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细察他们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中运行着的权力机制怎样一步步把这群与主流格格不入的人排除出局。通过展现这群人物的境遇，即通过展现社会对这群人物的反作用，威廉斯使我们看到了整个社会，由此体现了他独特的社会历史关怀。

[参考文献]

[1] Foucault Michel. A Conversation with Michel Foucault[J].Partisan Review，1971（38）.

[2] Simon John. Two from Williams’ Menagerie[N].The New Leader，1977-03-02 （02）.

[3] Foucault Michel.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M]. New York：Vin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1994.

[4] Adler T P.American Drama， 1940-1960： A Critical History [M]. New York： Twanyne Publishers， 1994： 151.

[5] Paller M.Gentlemen Callers： Tennessee Williams， Homosexuality， and Mid-Twentieth- Century Broadway Drama[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85-86.

[6] 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65.

[作者简介]

李笑蕊（1977— ），女，河南洛阳人，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