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分析古代“忠”的观念及其现代启示

摘要：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往往缺乏一种辩证分析事物的思维和能力。对于古代的“忠”，有人认为它就是“三纲五常”而把它批的一无是处、一塌糊涂；有人则认为它教人尊老爱国而把其捧的超凡脱俗、完美无瑕。其实古代“忠”产生于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之下，从当代的眼光看来“忠”的内容可谓是有利有弊、喜忧参半的。因此怎样辩证的去分析“忠”的利于弊，分清其精华与糟粕，从而批判的继承它就成了我们的重要课题和任务。本文就“忠”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和主要弊端展开分析，并试图找到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忠” 内容 作用 弊端 启示

“忠”的观念最初产生于商周时期，王朝的建立与君主的出现为其提供前提，它是为了调节和规范君与臣之间的关系而出现，以政治关系为基础，是古代政治道德的基石，主要体现的是君权。“忠”的内容和要求伴随着传统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得以变化，并最终深深的扎根于每个人的心中。

一、“忠”的主要内容

（1）专一。“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忠经·天地神明章》）“忠臣不事二君。”（卷八十二《田单列传》）[1]要求臣子对君主要专一，从始至终只从命与一个君主。（2）尽职。“故君子之视上也，入则献其谋，出则行其政，居则思其道，动则有仪。”（《忠经·百工章》）臣子应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协助君主治理好国家。（3）无逆。即臣子不得反抗自己的君主，这是忠的最基本要求。（4）无私。“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左传僖·公九年》）“忠者，中也，致公无私。”（《忠经·天地神明章》）臣子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得损公肥私。（5）大忠。“违上顺道，谓之忠臣。”（《申鉴·杂言》）认为臣子应“从道不从君”，“逆命而利君”（《荀子·臣道》）

二、“忠”对古代社会发挥的积极作用

“忠”不仅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国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忠孝原则成为古代中国社会至高无上的纲领，根本原因在于它符合了中国古代社会需要。[2] “忠”对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与国家统一稳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忠”在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忠”意味着全国各地都要承认君主的最高权威、服从君主的命令，这就增强了对整个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君主就是统一国家的象征，地方的分裂和叛乱活动往往会因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而以失败告终。这就使国家政权不易受到强有力的冲击，从而维护了政治秩序的稳定。如果说任何政治系统的正常运作都必须取决于社会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任何当政的统治阶级都以建立和保持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作为最基本的政治目标之一，那么，对于传统中国的统治者来说，忠孝之道的实践恰恰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3]另一方面，当外部民族进犯，本民族面临危难的时候，“忠”往往成为团结和动员民族力量共同抗击外敌的鲜明旗帜。在广大臣民效忠国家与民族的情感支持下，君主可以集结出更加强大力量去平定异族的侵犯、安定边疆，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统一。

第二，“忠”突出了强大的皇权有利于不同利益之间矛盾和民生问题的解决。封建政权的内部存在着许多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比如：忠臣与奸臣、文官与武官、君与臣、皇室成员之间、皇室成员与外戚等等，这些利益主体之间往往会因各自的利益需求产生对立与冲突。“忠”的观念把皇权抬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臣子与皇室成员都要绝对服从的皇帝指示，这样就使皇帝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协调或平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避免因内部的残酷斗争而威胁政权的稳定。同时，强大的皇权也有利于基层民生问题的解决。强大的皇权能够给民众的生产生活提供比较安定的环境，也有利于基层社会矛盾的化解。皇权的巩固会使统治者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发展生产和改善民生方面来，并能够主导全国性民生工作和重大民生工程的开展，即使突遇严重的自然灾害也可依靠强大的力量去调配救灾物资、指挥灾民的重建活动。封建社会的盛世现象无一不是在强大皇权的主导下体察百姓、关注民生、注重与百姓修养生息的结果。

第三，“忠”培养了人们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忠”维护了古代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在此基础上各地百姓从事生产生活，强大的祖国和安定的环境会使百姓产生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对自己民族的自豪感。当有人要打破这种环境时，这种爱国情感就会转化为护国的行动，这是中国始终矗立于世界东方、中华文明没有出现断层、中华民族没有出现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忠”结成了民族文化团结的精神纽带，促使各民族形成文化共识，共同发展中华文化。古代不同地区的百姓可能互不认识甚至是互不交流，但都尽忠于同一个君主，创造共同的华夏文明，同属于中华民族，这种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历代王朝都把完成和维护祖国的统一作为最根本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也伴随着效忠于共同的君主不断得到培养和增强，促使他们会在思想上高度认同争取和维护祖国统一的行动，在这种民族认同感下，谁再想分裂祖国和民族都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也必将被怀有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的人们所唾弃。

三、“忠”所展现的主要弊端

“忠”在其最初的设计者那里似乎每项内容都有其合理性，但随着社会对“忠”的实践，“忠”被部分的教条化甚至被部分异化，正是这些错误的实践使“忠”产生一系列的弊端。

第一，“忠”助长了君主的独裁并使臣与民的权利被逐步边缘化。到了汉代，在贾谊、董仲舒等儒者的推动下，“忠”由原来先秦儒家的伦理范畴一跃成为重要的政治道德范畴，其含义除了对爱民利民、忠信诚实外，进一步强化了对君主和国家的忠诚。[4]董仲舒甚至提出了“三纲五常”的观点，其中就主张君为臣纲，即“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使君臣关系逐步演变为臣对君的绝对服从。在这种绝对服从的关系之下，君主完全处于独裁的地位，个人不但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且直接操控着臣子与百姓的生杀大权，国家大小事情均可由自己随意处理。除历史上少数明君以外，臣子都因害怕招来杀身之祸，而不敢轻易纳谏指出君主的错误，这使得君主的权力丧失了最后的制约。与之相反，报喜不报忧、附和君主的话便多了起来，这就更加助长了君主的自以为是，使君主越来越听不进不同的声音，从而变得越来越昏庸，最终可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是导致王朝的覆灭。广大臣子与百姓都只能沦为君主独裁下的牺牲品。

第二，愚忠使臣子盲目忠于君主并镇压进步势力阻碍了社会进步。愚忠是指臣子为君命是从，从忠于国家演变成忠于君主本人，无论君主对与错都绝对服从其命令的现象。这使臣子对君主愚昧地忠实，不想原因，不加判断，只知道按照命令去做事。当君主的命令是错误时也会盲目执行，不会考虑行为本身所造成的后果。愚忠固化了臣子的思想，使他们认为凡是君主的观点都是对的，凡是君主的命令都要义不容辞的执行，从而发展到对君主产生了个人崇拜的地步，这造成臣子缺乏判断是非的基本能力。在历代王朝的末期，当社会矛盾都异常尖锐，广大农民等社会力量往往揭竿而起，而愚忠会使臣子们坚定地站在维护腐朽政权的立场，疯狂的组织力量镇压起义民众，从而成为腐朽政权的帮凶和社会前进历史发展的障碍。面对进步思想，他们会加以清除；面对起义力量，他们会加以镇压。当历史的车轮碾过残破政权时，他们也变成了封建王朝的殉葬品。

第三，愚忠主张君权神授官尊民卑等错误观念不利于思想的解放。中国的皇帝称自己为天子，即认为自己是上天的儿子，是上天派来统治黎民百姓的。违背皇帝的命令被广大臣子与百姓认为就是违背天的旨意，就必然会遭到天的惩罚，比如天通过降灾于世间的方式给百姓以告诫。臣子与百姓就不敢轻易去怀疑君主的决定，只会绝对服从于君主，因此顺民社会逐渐形成，造成中国政治参与性思维的普遍缺失。当臣子认为服从君主就是服从上天的命令时，就会把自己当成上天传达旨意给百姓的使者，因此会要求百姓绝对服从于自己，这就形成了官尊民卑的思想。这一点从古代对官员的“父母官”、“青天大老爷”等称呼就能够看出来。这种思想余毒也造成了当今现实中个别官员认为自己高高在上，进而比享受、讲排场、说官腔、脱离群众甚至损公肥私的现象发生。这些带有封建愚昧和迷信色彩的观念阻碍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也导致人们不能正确的认识政治的本质。

四、“忠”的现代启示

以现代的角度去观察产生并发展于传统社会环境之下的“忠”，必然会发现里面既有使现代人认同和赞赏的观点，也会有让现代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思想。我们所做的应该是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批判的眼光继承古代的“忠”的思想，实现古代优秀文化的传承，并依照现实条件与环境赋予“忠”以新的内涵，在忠国爱民的前提下实现忠的转型，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生活。

首先，全面分析古代“忠”的内容，汲取其中合理的成分实现古为今用。在“忠”的程度上要专一，应是内心的真实感受，而不是只为了得到某种好处的而表现出来的假忠。在职业操守上要尽职，在岗位上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使上级和百姓满意。在价值追求上要无私，强调一心为公、以身作则，不以自己的职务便利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在处理与上级关系上要实现无逆与大忠的统一，一方面要深刻理解上级意图、严格执行上级命令；另一方面也要对上级制定的有损百姓利益的问题决策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做到从道不从上。

其次，实现“忠”的对象的转移，体现时代要求。古代的“忠”强调事君，即绝对服从于皇帝的命令。当皇帝能心系苍生时，臣子的行为还能适当照顾到百姓的利益；当皇帝昏庸无能时，臣子则变成了皇帝搜刮百姓、鱼肉人民的工具。现如今皇帝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忠”的对象由忠君演变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忠于工作岗位等丰富的内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忠于党就是忠于全国人民。忠于祖国就要求忠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这些目标都要通过自己的工作去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应爱岗敬业，忠于自己的岗位，努力在岗位上做出成就，绝不辜负人民的期待。

再次，实现“忠”的方式的转移，抛弃愚忠的思想。愚忠是不假思索、不分是非的绝对服从，这种思想属于忠的糟粕，与现代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必须加以抛弃。现实条件下“忠”的正确实现方式应该是参与、思考和服从三者的有机统一。政策与命令的制定应充分尊重行动执行者和实施范围内人民群众的意见。下级官员作为上级命令的执行者和人民群众意见的反馈者应积极参与到制定的过程之中。在参与过程中，下级官员应认真思考执行命令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情况，分析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真实反映各地的基本实情和百姓的心声，为正确的政策与命令的制定提供准确的材料与意见。在政策和命令制定后就要鼓足干劲、排除万难，力争使政策得到良好的贯彻与落实，使上级命令得到认真的执行。

最后，官员应摆正自身位置，展现公仆良好形象。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官员手中掌握一定的权力，能够动用比普通百姓多得多的资源，加之官尊民卑等古代封建思想的影响，这极易使他们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自我优越感，从而不愿意接近下层百姓听取基层声音。新时代的忠要求要忠于人民而不是背离人民，官员应坚持自己是人民公仆的准确定位，充分发扬公仆精神、恪尽职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展现新时期人民公仆的良好形象，做到令党和人民满意。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任继愈.说忠孝——儒学的回顾与前瞻[J].儒学与当代文明.

[3]葛荃.忠孝之道：传统政治伦理的价值结构与传统义务观[J].天津社会科学，1992（5）.

[4]余仕麟.忠孝伦理：中国人的一种智慧生存方式[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