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炒一盘菜,共端一桌席”

核心提示：305省道，犹如一条神奇的绳线，将房县、竹山、竹溪三个贫困县，穿成了一条美丽的项链。三县地处秦巴山腹地，千百年来，巍巍大山养育了一方水土，却也成为当地人迈向现代文明的天然屏障。为了摆脱贫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大山，满载亲人的牵挂进城打工。然而，在回乡过年时，他们却在自己的家乡迷路了——青山依旧，绿水悠悠，家乡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模样。

三月，军店镇双柏村。

这里不是平常的村庄。

该村隶属十堰市房县，是秦巴山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然而，眼前的景象与往年大不相同：村民们居住的不再是砖木房，而是近180平方米的复式楼，白墙黛瓦，俨然城里人的别墅。一条条宽阔的柏油路穿村而过，村中央的文化广场上，有老人牵着孩子在悠闲漫步。

乍一看，这里跟城里的小区没什么两样。然而，仔细观察，还是会发现不少乡村痕迹：不远处连绵的山脊郁郁葱葱，大片的油菜花吐露着芬芳。小区的人行道上，偶尔还能看到晾晒的稻谷，房子附近的菜园里，几个妇女正在午后的阳光下松土。门口打瞌睡的老人，依然是乡村打扮。

没错，他们依然是乡村人家，刚刚住进小区的农民居民。

不太习惯的小区生活

双柏村的新居民，都是搬迁移民，肖慧珍一家就是其中的一户。去年7月，他们告别了居住多年的老屋，搬到了双柏小区，对于崭新的小区生活，肖慧珍尚未完全适应。

“这里就是走路平稳些。但是，山里有地，这里没地。原来养的鸡可以到处跑，现在没地方养了。”说起这些，她有些想念原来的家。“前年，家里还养了十几头猪呢，去年养了两三头，吃肉没有问题。现在，后面院子里也有个小猪圈，顶多养一头，养多了，蚊子多，还臭。”

肖慧珍今年57岁，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大儿子已经娶了媳妇生了娃，平时在大木县做钢筋工。老幺去了北京，做代办包工，到现在还没说上媳妇呢！”肖慧珍很愿意讲起她原来的老家，在山上的时候，家里住的是瓦房，有4间正屋和2间厨房，除此外，还有七亩五分田和八九亩山林。

“旱地种苞谷，养鸡，水田种水稻，去年产了1000公斤水稻和1000公斤苞谷。苞谷用来喂鸡和喂猪，再种点菜，粮食、菜、肉都有了，很少花钱。”

后来，肖慧珍一家响应政府的移民搬迁和迁村腾地，山上财物被作价15万元。搬到双柏村后，他们按照政府要求，盖起了现在的复式楼。盖楼共花了19万元，刨去作价的15万元，他们卖了4头牛，又借了两三万元，才算住上了新房。

“现在开销比过去多多了！”肖慧珍算起账来，水费，电费，都不便宜。吃饭还要烧坛子气，一坛气就得125块，一个月至少支出四五百块。不过比以前方便的是，家里用上了自来水，为了应付停水，政府还给每家打了一口压井。在后院，记者看到有一大堆码放整齐的木材。肖慧珍解释说：“从山下搬下来的村民都有，是政府给批的，算是补偿。”

习惯了干农活、养鸡喂猪的忙碌生活，如今的肖慧珍明显清闲了许多，除了照看小孙子外，并无太多事。“老头去山上忙原来的地了，政府说要给每家划块地，现在还没划下来。等划下来后，原来的地就该交出去了。”说话间，一位六十多岁的阿婆来串门，一进门就问：“你家地划下来没有？”

对这里的搬迁户来说，最挂心的事莫过于划地了。在等待的日子里，肖慧珍有些忧心忡忡：“我们原来种的都是熟地，听说现在有很多生地，也不知道种下去长不长粮食。”

村委会一名干部告诉记者：“从外乡迁到双柏的有540人，政府按照每人0.5亩的标准来划，确实有生地和熟地之分，公平起见，划地时会采用抓阄的方式。除此外，每家还会再分20平方米的菜园子，让农户种些葱蒜和青菜。头两年，还会免费给农户发化肥。”

这名干部说，原来在山沟沟里住，现在住的是小区，环境变了，生活习惯也得慢慢变。比如，垃圾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处理了。村里出钱请了两名保洁员，负责小区卫生，还请了一名司机清运垃圾。每年仅垃圾清扫、清运（包括人力成本）就要花费7万元。目前，还没有对居民征收卫生管理费。

建设城镇带试验区

双柏小区是305公路沿线的其中一个示范点，2010年11月，湖北省下发《关于竹房城镇带城乡一体化试验区建设的指导意见》，随后审定了《竹房城镇带城乡一体化试验区总体规划》，将试验区建设作为省级层面的试点。

按照该省的规划，竹房城镇带城乡一体化试验区，是以305省道为主轴，东起房县城关、西至竹溪蒋家堰镇关垭，这条173公里的公路，将带状分布的城镇群穿成了一条线。这条线覆盖了竹山、竹溪、房县三个县城18个乡镇373个村。

汽车行驶在三县之间的公路上，两侧，群山蜿蜒起伏，山间，大片的油菜花、山桃花开得正艳。305省道沿线，一排排粉墙黛瓦的民居绵延成片。开车的师傅告诉记者，这里曾是上庸古国所在地，因此公路沿线的房屋改造清一色是庸派风格：坡屋顶，马头墙，羊角翘，白粉墙，朱红门，格子窗。

通过多日的走访，记者发现，无论是竹山县柿树坪村，还是在房县古城村，这些原本设施落后的村庄，如今都和双柏村一样，变成了面貌一新的乡村社区。社区内，水电路气房样样齐全，有的还建有图书室、休闲广场和健身器材，村委会里设有便民服务大厅。临河的村庄，还进行了河堤改造。

如此庞大的社区建设和村庄环境治理，资金从哪里来？房县扶贫办副主任张立国形象地回答：“各炒一盘菜，共端一桌席。”原来，各县设有竹房城镇带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在指挥部的统筹下，整合城建、水利等各职能部门建设资金，为城镇带覆盖的片区提供资金支持。

十堰市扶贫办的统计数据显示，两年来，在原有社区基础上，试验区范围内新建农村新型社区81个，人口达2.7万余人。

政府在用“看得见”的手，开始整体规划和布局。该市扶贫办称，针对农户居住的分散程度、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引导现有村庄向中心村集中，适当合并小型村、自然村和偏远村，探索出了迁村腾地、移民搬迁、村庄集并、旧村改造等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目的是以农村新社区为支点实现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

通过以上诸多措施，一方面让农民集中居住，政府统一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另一方面，通过集中分散的土地，实现规模化、集约式经营。在此过程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土地流转。

政府示范土地流转

在房县化龙镇，一条新修的马路通向一座山坡。马路的一侧是连翘基地，另一侧则是面积达1000亩的核桃基地，这1000亩田地正是从农民手中流转过来的，经营者是房县林业站。

每天，刘永泉都要走很远的路，到核桃基地来查看。刘永泉是房县林业站站长，虽然站里请了两三个巡逻人员，但他仍然坚持每天来查看。在和煦的春风里，经过嫁接的核桃苗又长高了，他端详了其中的一株后，很有信心地说：“这棵树明年就能挂果。”

这片核桃基地燃起了刘永泉的热情和希望，他像照看孩子一样照顾着一株株核桃苗。林业站跟农民签了5年合同，按照惯例，核桃3年挂果，5年达到丰产期。“等到硕果累累的时候，也是我们交考卷的时刻。”他告诉记者，林业站流转土地种核桃，是为了给农民做示范，带动农民致富。

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老人们就在田里种些玉米、花生，一亩地的收成只能赚200多块钱。田地流转过来以后，林业站全部栽上了核桃苗。

刘永泉兴致勃勃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1棵树产15公斤核桃，1公斤核桃能卖二三十块，这样算来，一棵核桃树的收益就抵得上农民一亩地的收入。现在一亩地种了60株核桃，你算算，收入翻了多少倍？再说了，这亩地不仅仅种核桃，我们还套种了黑黄豆呢！一公斤黑黄豆也要卖二三十块钱，这又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啊。”

现在，核桃基地的日常管护和嫁接等均由林业站负责，站里就近请农民来施肥、除草。3年后，核桃基地的示范效应就可以显现了。刘永泉说：“等合同到期后，农民看到这样赚钱，想收回土地自己种，也可以。我们会提供技术培训，教授嫁接、防虫等技术。不愿种地或担心种不好的，可以继续流转给我们，我们会根据增收情况，增加每亩的流转费，比如每亩可以增加到600元或800元。”

林业站的打算是，试验成功后，他们将专门成立公司或合作社，以后核桃基地的日常管理和市场经营，全部由公司来操作。在明媚的阳光里，刘永泉仔细查看每株核桃苗的长势。不远处，那条新修的水泥路向地势更高的地方延伸，尽头处是一座新修的凉亭。据说，这里要打造成观光示范区，站在高高的凉亭里，能俯瞰整个核桃基地和山下的乡镇全景。

然而，在竹房城镇带竹山片区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高虹看来，这个核桃基地并不算大，其他乡镇还有6000亩的核桃基地。今年，该县计划再流转1万亩田地，用于核桃、中药材、苗圃等基地建设。

高虹介绍，县里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和个人建产业基地，“建一个500亩以上的产业基地，县里会给20万元的补贴。补贴的项目还有很多，比如农民按照政府的统一标准建新房，1户补1万元，危房改造1户补6千元。去年仅建房补贴就支出450万元。另外，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社区广场等都有补贴。”高虹说，除了整合各类项目资金外，每年县财政还要投入1千万元用于城镇带建设。

种田大户办起合作社

参与流转土地的不仅仅是林业站，政府还鼓励一部分“能人”投身农业，袁涛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竹山县，袁涛早已声名在外，他的584亩莲藕基地已经建成。一到夏天，“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象，吸引不少人前来观光。春天，正是抢种季节，袁涛请了60多个工人，要在1个月内完成抢种。这些工人有80%是本村人，在莲藕基地干活，一天的工钱是80元，还包两餐饭。

该县麻家渡镇副镇长朱名东告诉记者：“像袁涛这样的种田大户，能吸引附近的村民来打工。去年，柿树坪村1900亩水田和1200亩旱地流转给了土地托管中心（村办机构），再由托管中心流转给大户进行规模经营。大户经营不仅改变了无序种植、土地分散的状况，通过品种改良，还能提高每亩的产值。”

在当地人眼里，袁涛是个头脑灵活、敢想敢干的人。原本从事绿松石生意的他，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中看到了农业的商机。随后，他到湖北洪湖、山东台县等地实地考察了莲藕种植基地后，于2010年下决心转战农业。

“第一次流转了158亩，一开始太难了！挨家挨户做工作，通过亲戚朋友说情，以每亩500元的价格提前支付流转费，到了年底，每亩地还会再给200元的分红。”土地流转过来以后，袁涛把所有小田合并为大田，进行土地平整、硬化田埂、修建作业道和灌溉渠，前期投资120万元完成了基础建设。

为了提高产量，袁涛从武汉水生蔬菜研究所的专家那里引进了诸多优良品种，收获期各不相同。“最早的藕带4月份就能上市，有的莲藕在端午节上市，有中收，也有晚收。”

规模经营的成效很快显现出来，袁涛给出了一些保守数字：每亩产量2000公斤，产值1.5万元，粗略算来，584亩的莲藕基地能实现800多万元的收入。袁涛在莲藕基地还套养了泥鳅、黄鳝等，平均一亩能增加2000多元的收入。

去年底，袁涛注册成立了“汇诚专业合作社”，今年又建成了食品加工厂，打算从事莲藕深加工，产品包括藕粉、荷叶茶、泡藕带、麻辣藕片等。他原先的绿松石店虽然照常营业，但袁涛早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未来的莲藕深加工上来。

无论是竹山、竹溪还是房县，当地政府都鼓励农民把土地就近流转给大户。高虹告诉记者，房县化龙堰镇农技站站长刘道运，也成立了合作社，他承包了1万亩地种植连翘。前几年因销路不好，几十吨的连翘囤在手中。直到2011年，连翘涨价了，一年时间连本带利赚了回来。如今，刘道运开始尝试连翘深加工，生产连翘茶叶。

对此，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郭亮在接受《支点》采访时表示，专业合作社一端连接生产基地，一端连接市场，在土地规模经营上确实有促进意义，同时，他们也要面临各种市场风险和竞争压力。要降低市场风险，与龙头企业合作是相对稳妥的方式。

标准化的“春投秋收”

对贫困的山区县来说，抓产业建设永远是重中之重。十堰市扶贫办主任袁新云强调：“我们以培育产业化龙头企业为抓手，发展现代农业，走以工促农、以企带村、农企联姻之路。”

试验区中，“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备受推崇，湖北圣水茶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圣水茶场）是名气最大的企业之一。全县18万亩茶园，圣水茶场覆盖了7万亩。他们的模式是“土地流转+辐射+带动”。

公司自有茶园1万亩，从2009年至今，又流转了6700亩，同时，辐射和带动了周边农户的5万亩。对企业来说，如此大规模的茶园，田间管理成了巨大挑战。经过长时间摸索，圣水茶场采用了两种方式。

一是由公司提供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在管理上，由村自然小组为单位，由小组长（小组长通常是种田能手）组织人员进行深耕、施肥、打药等田间作业，所有小组按照公司要求，统一时间、统一标准操作，最后，公司按照统一标准进行验收。圣水茶场把5400亩茶园分给100人来管理，大面积茶园化整为零，便于精耕细作。

这种方式被该公司称之为“春投秋收”，公司提供技术和所有生产资料，然后分级收购，农户不仅没有风险，还增加了收入。圣水茶场董事长陈敦桥告诉《支点》记者：“如此一来，农户每年就有3笔收入，一是土地流转费，一亩水田1000元，旱地是一亩500元。二是国家农业直补金1000元左右。三是如果参与田间管理，一个农民一年会有8000元的收入。”除此外，到了采茶季节，农村的留守老人和妇女靠采茶，一天能赚80元以上。

二是把农业产业链和利益分配链平行操作。圣水茶场共有8个分厂，其中的4个承包给村委会。陈敦桥称：“厂房基建是我们的，加工技术由我们提供、村委会负责组织管理。承包以后，我们每年给村委会下订单，他们把加工的半成品卖给我们，收购价全县统一。”

按照这两种方式，几年下来，每亩茶园的产值比之前大大增加。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郭亮及其团队，通过大量走访发现，农业规模越大，风险也越大，圣水茶场通过将田地分片，化整为零，便于管理的同时也降低了风险。

房县神农贡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农贡）也是如此，从农户手中流转了2000亩茶园，辐射了2万多亩。农民把土地流转给神农贡以后，还可以在自家田里打工。公司把流转的土地承包给农户管理，农户再把茶叶卖给神农贡。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发农户种田积极性。

记者走访了神农贡的多个茶园。相比竹山县，房县是四面环山的小盆地，因此这里有大片平整的良田。临近中午，60岁的昝老伯正在茶园里锄地，他告诉记者，两个儿子都去浙江打工了，家里只剩下他和老伴，原先家里有两亩地，一亩茶田流转给了神农贡公司，剩下的一亩在另外一处种水田。

由于是农闲季节，老人就在茶园当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能拿到60元的工钱。”老伴也在这里干活，他说，在这里可以干一个月的活，加上田里的收入，一年的收入有五六千元。“只要不生病，钱够花了。”

据了解，圣水茶场和神农贡公司，都是政府扶持的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周期长，见效慢，还存在一定风险。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政府对龙头企业有很多优惠政策，尤其是每年会下拨数目可观的扶持资金，这对企业极具吸引力。一些企业负责人虽对此观点不置可否，但陈敦桥承认：“公司的5400亩茶园纳入到连片扶贫开发项目，项目资金有600多万元，如果没有项目资金，公司的发展步伐会慢很多。”

在两家公司看来，现在“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只是过渡，将来最理想的方式是订单农业，公司只专注做产品研发和市场拓展。

订单农业新模式

距离十堰市最近的郧县，在产业建设中，除了“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还出现了“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订单农业经营模式。

在该县经济开发区，去年投产的湖北郧府薯业有限公司，利用当地种植红薯的资源优势，从事红薯深加工，产品包括红薯粉条、方便粉丝等。与圣水茶场、神农贡一样，该公司在安阳镇流转了3000亩土地，同时覆盖全县5个乡镇2万亩田地，以此来带动周边农户发展。

而距离郧府薯业不远的另一家企业，却始终坚持不流转土地，不介入田间作业。该企业是十堰渝川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川公司），2007年由十堰市和郧县两级政府招商引资的一家农产品（蔬菜）深加工企业。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覃宇华，原本是重庆万州的农民，在人生的最低谷开始尝试做泡菜，几年后居然成为当地的知名企业。

落户郧县后，针对当地田间地头的农产品，先后研发了五大系列58个产品，申报并获得了3项国家发明专利和3项省级重大科技成果， “武当红” 牌系列产品被评为“湖北品牌产品”和湖北省首届“十大名菜”。

一踏进渝川公司，一股浓郁的泡菜香味扑鼻而来。在该公司展厅记者看到，除了萝卜、豇豆、榨菜、辣椒等常见的泡菜外，他们还把当地盛产的木瓜做成了木瓜酱、果脯、泡菜等产品。

覃宇华说：“凡是农民地里的菜，都是我们的原材料，就连那些卖不出去的小黄瓜、小萝卜，都可以通过合作社卖给我们。”五年来，公司在郧县及其周边县市和毗邻的河南、陕西辐射发展无公害蔬菜基地3万余亩，“1亩木瓜，以前卖2毛多一斤，还不一定卖出去，现在卖6毛，收入翻了几倍。”

说起通过专业合作社来收购原材料，覃宇华说：“最初我是基地、加工、销售同时做。后来，我把原材料这块交合作社了。每年年底，我给合作社下订单，明年我需要1万吨木瓜，由合作社从农民手里收购。我就只专注做生产、技术、打品牌。”

与该公司合作的“郧县大自然蔬菜专业合作社”，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被授予“国家级专业合作示范社”称号。该合作社理事长陈满芬告诉《支点》记者：“对合作社来说，背靠加工龙头企业很重要。如果不依靠龙头企业，合作社只有自己找市场。市场行情好，就会有收入，能增加土地流转的规模。但如果行情不好，卖不出去就会面临巨大亏损。”

如今，背靠大树的合作社，为了保障渝川公司的原料品质，为种植农户提供种植技术服务，免费提供蔬菜良种和技术手册，并聘请技术专家在田间地头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

郭亮对此模式如此评价：“龙头企业给合作社下订单，合作社对农户提供技术指导等支持，并从农户手中收购农产品，三方利益相互捆绑，互惠互利，这就是典型的订单农业生产经营模式。”

说起未来的打算，覃宇华说：“未来，重点是打造品牌，要把渝川公司建设成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把‘武当红’打造成中国驰名商标。”

“市县对接”探索乡镇旅游

相比竹房城镇带城乡一体化试验区，郧县利用地缘优势，正在积极探索“市县对接”模式，最典型的要数郧县樱桃沟村。

樱桃沟村距离十堰城区仅20公里，是典型的城郊村。多年前，家家户户都爱在房前屋后栽些樱桃树。阳春三月，漫山遍野郁郁葱葱，大片的樱桃花、桃花把村庄装扮得分外妖娆。到了夏天，樱桃、草莓、桃子、柑橘次第成熟。一到周末，城区的人们纷纷带上老人孩子，到樱桃沟来赏花摘果，体验田园之乐。

之前，村里人只是分散种植，随着越来越多的城里人造访，村民们开始连片种植。后来，大家发现这种不占耕地的庭院经济，居然能带动旅游，于是村支书周平等人，率先在村里开起了农家乐。城里人来赏花拍照，或者到田间采摘樱桃草莓以后，一家老小还能品尝农家菜。

周平说：“2007年，樱桃成熟后一公斤只卖六到八元，村里人还要开车送到十堰去。如今，通过扶贫产业形成规模后，城里人都开车来村里买，一公斤能卖十五元呢。”

真正的变化是从扶贫资金进来以后，通过对土地治理、改良品种和扩大规模，使得先前分散的樱桃种植连片经营。其次，通过整合资金，进行河道治理、旧房改造、完善基础设施等，把樱桃沟打造成了旅游景点。

近年来，政府又连续举办“樱桃节”和“樱花节”，吸引了大批游客，随着人气越来越旺，原先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开起了农家乐。该村二组的柳玉莲，婆婆半身不遂，丈夫常年在外，一直是重点扶贫对象。2010年，县、镇、村先后扶持5万余元，柳玉莲也开起了农家乐，每年的收入达到10万元。

多年来一直积贫积弱的秦巴山，在竹房城镇带建设和市县对接的模式探索中，正在快速聚集资金、整合资源，以县城为龙头、以集镇为重点，带动城镇化发展，通过城镇化发展帮助当地脱贫致富。

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参与扶贫搬迁和危房改造的农户，大多是有些“家底”的家庭，还有众多的贫困农户仍然建不起房。在走访中，一些基层干部无奈地说，有些特别贫困的人群，没有文化，没有一技之长，在山上种田种菜还能维持温饱，如果搬下山来，确实面临生存困境。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推进和扶贫对象的进一步减少，剩余的扶贫对象贫困程度更深，脱贫难度更大。而且，返贫问题突出、发展不平衡等仍然是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解决这些矛盾，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