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经济机会公平的障碍与排除

摘要：市场经济的重要功能是赋予所有人经济机会公平。严重的经济机会不公平不仅危及社会的安定，而且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相背离。因此，研究经济体制转型期如何实现经济机会公平问题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市场经济；经济机会公平；障碍与排除

一、引言

作为经济社会中的公平，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机会、经济结果的公平。其中，经济机会公平是指社会为人们“提供相同的进入工作、教育和其他社会体系的途径”（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2004），可见，赋予所有人经济机会公平是经济社会的内在要求。

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期，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扩张，为人们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机会，但依然存在着许多阻碍实现经济机会公平的问题。十七大的战略目标之所以将公平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是因为公平体现着“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基本发展理念。从长期看，严重的经济机会不公平不仅危及社会的安定，而且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相背离的。

实现经济机会公平的障碍是多方面的，也会有多种排除这些障碍的政策措施。限于篇幅，我们仅从户籍制度、行业垄断、税收体系三个方面，分析经济机会公平的障碍以及提出排除这些障碍的政策建议。

二、实现经济机会公平的障碍与排除

（一）体现等级制度的二元户籍制度

1958年政府颁布《户口条例》，以法律的形式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有效地将农村人口排斥在城市体制之外，形成了所谓二元户籍制度。通过户籍制度，将城乡分开，将农民排除在城市福利体系和城市劳动就业体系之外。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中指出，经济福利是能与货币尺度建立联系的满足和不满足。显而易见，货币收入的前提取决于工作机会，而工作机会的获得与劳动力市场化的程度有关。但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歧视、人为的分割以及对于人员流动的限制。尤其是金融、电力、邮电、铁路等垄断性行业禁止农民工进入，或者设置了很高的进入障碍。

据估计，我国农村有2亿以上的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二元户籍制度为2亿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设置了进入障碍。尽管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1亿左右的农民加入了流动劳动力的行列，这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农民工进城务工后普遍面临着工资待遇偏低、劳动时间过长、工作环境恶劣、社会保障不全、合法权益屡被侵犯等不公平待遇，同时农民多是城市的“过客”，并饱受因此所带来的各种不公正待遇，如落户、子女入学、就业、住房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元户籍制度“与其说是一种管理制度，不如说是一种等级制度”（宋晶，2005）。在法理上，二元户籍制的确于理不通，于法无依，把它看作是各种“荒唐政策”的“罪魁祸首”也不为过（傅勇，2005）。这一系列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无疑是确切的。

但也有的观点称，因为城市资源的稀缺，二元户籍制度对上述限制是必要的。由于城市的公共资源已经非常拥挤，如果对有限的公共资源自由开放，公共资源会遭受毁灭性的滥用。一旦取消对进城农民的户口限制，本来限于城市居民享受的福利和公共资源将会骤显极度短缺，甚至会对城市带来破坏性冲击（傅勇，2005）。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指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诺思，1999）。因此，持有赞成二元户籍制度观点的偏颇之处主要在于，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的扩展，即经济中产出水平的增加，需要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进步，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进步的前提是市场机制的充分运用。城市资源只有在此条件下，才将由短缺转为充分供给。

还有，城市资源的创造并非是由享受着城市资源的人自己创造的，城市资源的创造离不开“进城农民”，以及“城外农民”的贡献。而体现等级制度的二元户籍制度是将创造城市资源的参与者――“进城农民”、“城外农民”排除在外，这于情于理都是难以解释的。

不过，可喜的是近年来河北、辽宁、山东、广西、重庆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先后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这就为农民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具有排挤性的行业垄断

行业垄断通过将一部分人排挤出该行业，从而使被排挤出该行业的那部分人丧失了在这些行业中的经济机会。在传统管理体制下，电信、电力、铁路运输、航空、邮政、燃气、自来水等垄断性产业的主要业务都是由政府的企业（或机构）垄断经营的。这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性垄断，而不是基于自然垄断的经济性垄断。这种行政性垄断，会导致一系列低效率问题。同时，这种行业垄断因为垄断社会资源而获得了高于其他非垄断行业的收入。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1993～2004年对中国GDP增长贡献最大的十个行业中，五个垄断性行业分别为社会服务（医疗保健等）、金融、电信邮政、电力、教育娱乐。十个行业占全国GDP的36.4%，其中，五个垄断性行业的GDP占十个行业GDP总量的15.5%。不可否认，这些垄断性行业的业绩与其自身经营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这些行业垄断了社会资源，从而通过实施垄断定价实现的，而这种垄断地位又大多是政府赋予的。垄断性行业员工的高收入，主要不是来自这个行业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也不完全是来自他们的努力，而主要是与政府为其设计的薪酬机制有关。1994年以来，垄断性行业的高额利润全部留归企业自行支配，这就为这些垄断性行业员工的高收入提供了重要资金来源。垄断性行业和市场化行业的收入差距，反映出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依靠政府赋予的垄断地位而获得高收入，违背了市场经济赋予所有人“经济机会公平”这一基本原则。同时，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价格与薪酬形成机制也将受到破坏。

垄断的存在必然导致垄断价格和利润的产生，当产品的垄断价格高于平均成本或边际成本时，一些消费者就减少甚至不购买这类商品，必然产生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以及经济机会的不均等。同时，允许垄断的存在将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有的学者20多年前就警告说，“收入分配格局严重不对称的国家，常常缺乏社会的内聚力，要动员起来完成特定的目标相当困难。”“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收入分配的格局普遍存在严重不公平的现象，爆发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的潜在可能性很大”（莱斯特．R．布朗，1985）。许多国家和地区由于收入分配的格局严重不公平所引发了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的事实，证明了上述警告确实是发聋振聩的。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单纯的市场制度在解决经济机会公平问题上会出现失灵，这就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从体制和机制改革出发，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地利用生产要素的环境，实现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和机会均等，破除垄断成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当务之急。经济学已经证明，只有尽可能发挥竞争机制的功能，资源的配置才是有充分效率的，才会为所有人提供公平的经济机会。

（三）缺乏经济机会公平的税收体系

近20年来，分配不公平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得到了计量研究的许多证明。例如，Persson和Tabellini1991年利用美国和8个欧洲国家19世纪中叶的数据分析表明，不平等和增长存在显著负相关；Alesina和Perotti1993年对70个国家1996～1985年的数据实证研究表明，财富不平等与社会政治不稳定显著正相关。

财富的再分配应当体现着经济机会公平，而目前的税收制度尚缺乏有效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功能。

据2001年的数据统计，最高收入阶层的实际税率不足0.6%。拥有储蓄总额80%的富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10%（赵维加，2005）。我国暴富群体拥有的个人收入数量非常惊人，45%的边际税率在抑制暴富方面明显有些力不从心（李玉梅，2005）。在一定时期内，即使是市场经济国家对最富有的人的边际税率也很高。例如，美国对1%的最富有的人的纳税税率，1912年为12%，二战期间为91%。这一税率虽然一直在变动，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该税率仍然在60%以上。

遗产税是否开征可能是最受争议的税种。1950年国务院《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要开征的14个税种中包括遗产税，但一直没有正式开征。1994年税制改革，是否开征遗产税仍无定论，致使这一问题争论了十几年之久。近年来，在每年两会上都有不少代表和委员提出开征遗产税的建议。尤其是2005年末至2006年，学术界曾经对是否应立法开征遗产税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当时，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了一篇名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的报告，指出造成目前中国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遗产税的缺失。但随后财政部的有关负责人又在公开场合表示，遗产税的开征条件尚不成熟，近期没有开征遗产税的立法计划。

税收制度存在的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并正在着力解决。在十七大上作报告时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对此前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做出了改变。税收制度的重大突破是2006年废止农业税。农业税曾经助长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拉大了贫富差距，而废止农业税就是解决这一差距的开始。有许多学者也提出了值得借鉴的税收改革方案，例如，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等（李玉梅，2005）。

可以相信，随着税收体系的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对于解决经济机会公平问题的作用将得到应有的体现。通过税收体系改变收入分派不平等的格局，使其趋向于合理的水平，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公平。

三、结束语

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市场化不断扩张，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机会，但仍然存在着不能实现经济机会公平的许多障碍。其中，户籍制度、行业垄断、税收体系等尤其引起社会的关注。因此，依据市场经济为人们提供经济机会公平的要求，排除那些不利于经济机会公平的障碍，对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在经济体制转型期，积极推进改革实现经济机会公平，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2、宋晶.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基于劳动力市场管制视角的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5(10)．

3、傅勇.户籍改革易渐进有序[J].经济学家,2005(4)．

4、莱斯特・R・布朗.纵观世界全局[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5、赵维加.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法律思考[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3).

＊本文为福建省新建本科高等学校《西方经济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教高[2007]4）的部分成果。

（作者单位：仰恩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作者为该单位副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