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与当代政治生活论文

【内容提要】信息技术在改善人类现实的政治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在影响着我们有关社会政治生活的某些观念，并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后果。分析信息技术对当代政治生活的冲击所造成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信息技术的政治价值，重视协调信息技术与政治发展间的关系，从而使政府在努力推动国家信息产业发展和促进信息技术进步和应用的同时，亦坚持不断地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这些对于塑造政府形象，提升政府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持政治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信息技术/互联网/政治生活/冲击

【正文】

中图分类号：G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02)03-0001-05

在当代世界，信息技术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技术，其价值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充分地体现出来。办公管理自动化的实现、经贸领域的电子商务应用、网络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证明信息技术已经不再是以往人们观念中简单意义的工具，其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的生产力的、经济的与文化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工具”的层次，正在改变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前所未有的伟力，推动着整个世界的发展，即使是最初发明这种技术的人们，也未尝能够意料到这一技术对人类进步所产生的如此巨大的影响。信息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它在改善人类现实的政治生活质量的同时，甚至也在影响着我们有关社会政治生活的某些观念，并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后果，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信息技术使传统的国界概念和国家观念受到冲击

国家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和现实的存在。自国家产生以来，每一个历史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都是从国家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中去理解国家这种政治现象，人类有关国家的概念以及对于国家的基本理解，如国家的独立与的观念、领土完整的观念等，无不源自于现实的国家。然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却使这些长期以来一直指导着我们现实的政治生活的观念受到了冲击。由于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不分民族、种族和国家，没有空间的限制和国界的壁垒，所以，上网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轻易地跨越“国界”，与别国政府或别国公民自由地交流往来，各国政府上网所服务的对象也不一定是本国的公民。于是，传统的与土地密切相连的国家疆界和国家行使空间被打破，网络时代的国家行使空间在领土、领海、领空之外又加上电脑空间，结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回避不了网络环境，各国被愈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谁也不能脱离于网络之外求取独立发展。

互联网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它为全世界人民所共建、共有和共享，并没有谁对其进行领导，所有国家在网上都是平等的。但实际情况是，那些在信息技术方面领先一步的国家，凭借其技术优势可在网上恣意妄为，干涉别国内政；而信息技术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却可能因此陷入国家被横加干涉，国家安全遭受威胁，国家信息疆域受侵犯，国家尊严和利益受损害，国家对内控制和对外国际关系主体地位被弱化等境地，在全球信息争夺战中处于劣势。究其根源主要在以下几点：首先，互联网是美国人发明的，并由InternetArchetectureBoard(IAB)主导和负责管理，它要求所有人上网的前提是必须遵守美国人业已制定的互联网上的统一的运行规则，符合网络通信协议。此外，互联网的服务器是美国的，防火墙是美国的，操作系统也是美国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这决定了我们在技术上受制于美国，在竞争中要依赖美国。其次，互联网上充斥着西方主流文化的声音，几乎是英语一统天下的局面，只要我们上网，就意味着时时遭遇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轮番轰炸，偏偏我们又必须利用网络媒体，这使我们原有的主导意识、价值观念和标准将受到强烈冲击，意识形态界限将趋向淡化，国家将面临网络无处不在的文化性或政治性的颠覆行为。再次，有关互联网的未来发展政策问题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负责，它直接左右着互联网未来的发展方向，使美国占尽先机。最后，要取得一个互联网上的国际域名或公网上的IP地址[1]，需要向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Internet信息中心提出申请，这些共同营造了美国的信息“霸主”地位，使得美国能利用别国对互联网的信赖而在技术上卡住某国，并做出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行为。比如，美国利用“梯阵”计划——卫星信号侦听系统”进行全球范围的监听，而不仅仅是对间谍机构进行监听”[2]；再比如，美国通过微软公司长期跟踪微软客户，以损人利己的欺诈行为赢得信息情报，夺得信息战的主动权。这就是为什么从互联网建立之初到现在，一直是美国人在牢牢地掌握着互联网上的主动权，而其他国家受到牵制的原因。因为“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现时代，技术成了替代军事而调节国家之间的权力和权威分配、利益关系等国际政治生活的主要杠杆。在当今世界上，某个国家技术上的强大，大致预兆了它政治上的强大。”[3](P88)随着各国电子政务建设的逐步开展和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国政府对互联网的依赖性会越来越大，受制于美国的潜在可能性也与日俱增。面对互联网上的不平等，各国要维护国家、信息安全和自身利益，就必须联合起来共辟新的发展途径，以加强“网络国防”建设，反对信息霸权主义。今后，控制跨国信息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即“信息”)将成为国家的重要内容。为此，一些学者提出应深入研究国家信息传播力和影响力究竟能够达到何等空间，以确定新的“虚拟”的疆界——“信息疆域”。

二、信息技术使民主政治的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

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的特点，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平等和自由，而人们实现平等和自由权利的形式就是民主。这表明，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必然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众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在逐渐增强，他们有意愿和能力争取民利，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活动，表现为由被动参与转为主动参与，由少数参与转为多数参与，由参与部分转为参与全部，而互联网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渗透和应用恰恰迎合了民主政治发展的需求，为公众参与民主政治生活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为公民行使民利(尤其是信息自由权)和参政议政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未来的选民安坐家中就可以异地投票，实施全民公决；可以把网络作为表达意见，与政府对话，甚至参与政策制订的“通天”渠道。政府也可借助互联网直接倾听到人民呼声，了解群众意见，采纳合理化建议，保证公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合法权益。可见，信息技术的发达确实能为直接民主提供物质手段，同时也将对民主政治的运作机制产生空前影响。这些似乎昭示着，计算机及互联网能不断提高民主的广度和深度。然而，这种直接民主在技术上可行，在政治上却很可能蕴藏着灾难性后果。

首先，信息意味着更多的公开性，公开性意味着更多的民主，于是，为保障公民的民利，政府必须实行政务公开，这本身并没有错误。但是，由于计算机等先进的信息工具可以比手工更巧妙地编辑和操纵信息，并且这些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又没有完善的机制保障，这就难免会存在严重的信息失实和信息膨胀问题。因为政府或者“黑客”完全可以使用欺骗和误导的手段，制造大量虚虚实实、真假难辨的信息而让网上选民无所适从，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投票。例如，在1980年的总统选举中，美国公众就曾亲眼目睹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对国家防务问题所作的极其可怕的结论。他的辩论词里引用大量的数字，认为美国的防务体系存在着所谓的“漏洞”，国家面临着随时遭受攻击的危险。这个“漏洞”是被计算机模拟的战争模型发现的。里根利用这一假定的形势以及公众的焦虑心情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备扩充。后来，在巨大的压力下，里根承认许多事实、数字、假设以及推理都是失实的。然而，等到反对党抓住这些把柄时，国防部早就对新的防线进行了更多的研究、设想和模拟了[4](P246)。这是政府使用欺骗和误导手段的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这种把大量的、公众无法消化的权威信息塞满公众头脑的手法其实是一种有意的和十分有效的政治计谋。正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信息崇拜》一书中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数据过剩绝不是信息源出现没有预料的偶发的过量输出所致，……这是控制社会的策略，是政治家精心设计并且应用自如的一种策略，也是现代政府和社会集团混水摸鱼的伎俩。他们用公众无法消化的大量原始数据混淆公众的视听”[5](P152)。有鉴于此，能否应付网上信息的泛滥问题，可否把网上真实和虚假的信息分开等成为实现“电子民主”的“瓶颈”问题，是实现某些人预言的“民主的重建”梦想的障碍因素。

其次，一年365天时时在线的网上政府要想就网上即时出现的所有电子政务都做出深思熟虑的判断和及时妥当的处理是不可能的，要从网上“大众”的意见和建议中调查出大众的真实意愿也是非常困难的。一是由于网上直接管理的工作方式和政府与公民间的实时互动对政府的素质、能力和职业道德要求很高，而政府工作人员科技素质普遍欠缺，责任机制有待建立，目前还谈不上满足电子政府的实际运作要求。二是因为网上管理所依据的信息是大众的意见和要求，但这些“大众”通常只局限于那些信息富人们(很多人认同这一划分，即网络时代里的公民至少可以分为信息穷人和信息富人)。因为目前社会上占绝大多数的信息穷人还支付不起利用信息技术所需的设备和上网费用，他们被剥夺了在网上参政议政的机会，这使得信息富人们利用其掌握的很大部分信息设备和信息资源得到了更多的权力，并利用对他们有利的信息来影响公众，操纵政治和决策。正如金枝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的经理、公司精英、军事当局、安全和监视系统都可以利用计算机里的数据来制造混乱、散布神话、进行恫吓和控制别人。他们掌握了绝大部分的信息源和计算机，公众对于信息的崇拜又给他们的优势地位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他们有效利用手头信息的原因是很明显的。这些社会集团占有很多利益，信息要为这些利益服务，计划也要根据这些利益制订。他们手里有一张明确而简洁的日程表：把更多的利润和权力集中到那些已经拥有利润和权力的人的手中”。[6](P247)可见，政府简单地听从“大众”召唤未必就能符合大众意愿和利益，因此，网上民主还只是少数人的民主。

最后，网上过分自由的信息传输有可能引发民主政治危机，使网上民主沦为一场空谈。早期的互联网贯穿着自由，崇尚无政府主义，但是，公民在网上享受其信息自由权(包括信息的获取、加工、处理、存储、传播的权利，以及信息加密的权利)的同时，也会遭遇信息欺骗、电脑病毒、电脑犯罪(包括偷盗行为、色情犯罪等)、隐私权受到侵犯、知识产权争执等一系列烦扰。虽然互联网作为人们未来获得信息和实现社会多种功能的主要载体，会对未来的民主政治运作发挥积极的作用，但计算机的集中和控制信息的能力也较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成为摧毁民主价值的工具。况且，技术专家们在信息自由和信息保护的技术完善方面始终不懈追求，网上的“无政府主义”依然存在，加之互联网又缺乏行之有效的控制和规范，网上的“自由过度”可能使国家“走向一个比古希腊人所想像的更要纯洁的民主，然其结果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乱象”[7](P29)，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如果任由这种“自由”和“民主”泛滥，社会将处于无序状态，不仅造成政府宏观调控失控，信息资源浪费，发展环境恶化，而且会导致政府失灵甚至失败，引发社会矛盾。

正因为上述可能性事实存在，中国在追求政治民主目标时，一方面要以平静的心态和宽容的理性去面对民主化发展道路上出现的所有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强与互联网相关的信息法律和制度建设，规范和制约网上行为，调整网上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把互联网的自由控制在政府的许可之下，把电子政府建设和网上民主发展纳入法制轨道，只有这样，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民利和信息自由权。当然，政府是否逐渐拓展其网上职能还要依据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作参照，这是政府管理权威性和有效性的人员保障。这些既是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同时也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三、信息技术使国家政治生活的现实秩序面对新的课题

在网络时代，信息技术对于社会政治秩序的影响首先是积极的，因为互联网的应用与普及意味着国家可以更加迅速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更加迅速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以更加迅捷的方式传播政治信息和宣传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政治理念，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更加有效的管理。网络时代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生活，在主导的方面是趋于稳定、有序而不是相反。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信息技术的传播与应用对于社会政治秩序产生的负面影响。

首先，和其他科学技术一样，信息技术也是中性的，把它应用于社会政治生活中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取决于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使用了它。在这一意义上说，信息技术可以为人们所用，但它本身并不能保证一定被用于有利于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目的。在网络上可以形成文化，但是技术本身并不能保证网络上形成的文化一定是有利于社会政治秩序和稳定的，特别是在各种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文化、社会制度并存的当代世界，已经跨越了现实国界的互联网，可以使传统的政治策略和手段失效。它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与稳定的负面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例如，从很早的时候起，墨西哥萨帕塔分离主义分子就开始利用互联网传播其民族分离主义主张，从事反政府、以平民为迫害对象的恐怖活动；9.11事件的嫌疑人，本•拉登组织也曾利用互联网络向其成员传递其进行恐怖活动的指令。可见，互联网自身的技术特征使所有国家在保证社会秩序与信息安全方面都面临以往技术条件下未曾有过的困难。由于现代社会正尽可能地实现计算机化，社会管理也愈来愈强烈地依赖网络和数字信息，而社会如此大规模地由一种极易受到普遍故障、错误、破坏和犯罪企图影响的技术控制，一旦出现问题，社会秩序就会被搞乱，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当然会受影响。由此，国家必须通过制定适合自身国情的策略来达到合理利用技术及其力量的目的。

其次，“全球化冲击下的‘政治民主化’的强势语言，其直接的政治内涵却是针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所谓失败，以及西方价值观和民主制的优越性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的。或者说，是要按西方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重新建构世界秩序。”[8](P105)扮演着政治角色的网络媒体是西方国家在和平条件下对他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外部渗透和影响的渠道，是西方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弱小民族宣传和推行自己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腐朽的生活方式或颠覆性思想观念、强势语言以及其他不受欢迎的内容的新工具。一些别有用心者正是利用当代社会主义在发展中所遇到的挫折和我国的腐败现象不可能一时根治等状况，在网上诋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我们国家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进行恶意诽谤和人身攻击，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这都将对我国的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构成威胁。为此，我们要在网上维护国家的政治秩序，维护公民起码的民主——国家的和人民的生存权，就不能在全球化世界的所谓“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妥协和退让，而是要更加坚定地高举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旗帜，建设面向世界的政治文明。

最后，“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分析，政治稳定的程度与政治文化的性质和结构有非常密切的关联”，[9](P78)也与大众传媒的导向密切相关。一般而言，人们对政治系统优越性的正面认识、对政府行为的赞赏，有利于政治稳定；对于政治系统的缺陷和弊端的反面认识乃至夸大、对政府政治决策的憎恶、对政治生活的冷漠，往往无益于政治稳定。所以，社会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等与网络秩序密切相关。由于网络媒体能将各种政治事件和政治舆论快速传输到世界各个角落，人们调阅信息不受时空限制，所以，网络媒体较之其他媒体，它的影响面更广、速度更快、时间更长、程度更深。还由于政府几乎不可能做到对网上全部信息的性质和内容进行有效的筛选和控制，这就使得网络媒体的舆论效果愈加强大，国家的政治稳定可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剧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留下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一些人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暂时落后，便陷入“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思想误区。实际上，这种由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滞后于生产力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由此带来的对社会主义信念的动摇、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怀疑、主张照搬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全盘西化的观点，都是错误认识造成的思想混乱，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大是大非问题，需要党和政府利用政治思想宣传工具，注意澄清并抓紧解决。如果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被敌对势力所利用，就会贻害国家，甚至造成像苏联一样的后果。为避免我国重蹈前苏联覆辙，我们非常有必要利用网络媒体这一有效工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回答和解释当代世界和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占领互联网上的马克思主义阵地，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

四、信息技术为公民监督政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手段

互联网的应用，进一步增强了公民的力量，给予公民保护民主和监督政府的权利，使信息时代里公民的力量比以往强大得多。具体表现在：

首先，人们在互联网上很容易发现那些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人，与他们交流，把他们发动和组织起来也相对容易和便利。由于网上舆论监督缺乏法规和纪律约束，网上交流的内容和组织的活动难以规范和控制，加之多元文化融合的趋势的出现，意识形态领域中多种观念相互碰撞的局面已经形成，能否实现正确引导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因素。

其次，公众舆论的力量变得如此强大，对于一个制度得当且运行有序的民主政府来说，舆论的力量影响是很大的，传媒监督权力也正是依赖于这种令任何公共权力在其面前都脆弱得不堪一击的令人尊敬的力量。以美国为例，信息媒体扮演着举足轻重的政治角色。美国是最先倡议修建信息高速公路并付诸实施的国家，是信息技术强国，IT业的领头羊。但是，在享受政府上网带来的各种便利的同时，美国的国家政策和民主运作也受到网络媒体异乎寻常的影响。这种实例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更是屡见不鲜。他上任之后的海地政策——即对海地难民偷渡来美的处理——即先由竞选时的‘欢迎’到上任后的遣返，再由遣返改为有条件的收容。后来，更声言要武力进占海地，反复无定，主要就是受到传播媒体的影响而造成的后果”[10](P29)。由于对信息化条件下的政府管理缺乏必要的理论和实践准备，美国政府在操纵媒体的同时，常反被媒体操纵，美国外交政策频繁更迭，其后果是影响到美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已引起美国学者和政界的重视，美国已着手研究应付网络媒体的国家战略，以加强政府的力量。

再次，网民的集合优势和能力足以监督网上政府的一切行为，力量也强大到足以破坏政府在网上营造的一切。他们的技术和自我意识决定着他们行动的力量，就是说，如果有足够的技术知识储备，网民可以在网上“为所欲为”。网民支持抑或反对政府，攸关网上政府的运作秩序。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必须建立适应信息化需求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制度。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具有协调各方利益、强制安排制度的权力，是制度的主要供给者。为此，政府应尽快建立健全网上管理组织及体制，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向公众提供有效的管理和优质的服务，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政府能随时监测政府网站的运行状况，并通过对各种数据指标的统计分析，在网站遭受非法攻击时能在第一时间里迅速恢复备份的页面，保证网站的可靠性，保证网上政府的合法性。于是，“由于我们拥有自我控制的可能性这一简单的理由，我们可以选择某种其他的方式。这又使我们走进了政治，走进了需要我们对是否实行自我限制这一问题做出集体决定的领域”[11](P14)。事实上，要规避网络风险和解决网上危机，对互联网进行必要的、合理的、可行的干预，只能依靠财力雄厚、信息资源丰富、拥有众多人才、具有强大号召力和凝聚力且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的政府。面对网络时代，国家政府在当今及今后一个长时期里仍然是组织、管理社会生活的基本工具，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廉洁、勤政、务实、高效”和政府与公民的有效合作是维护国家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后盾牌。为此，国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缘于“技术包含了某些它本来意义上的后果，表现出某种特定的结构和要求，引起人和社会做特定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强加于我们的，而不管我们是否喜欢。”[12](P50)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对当代政治生活的冲击造成了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其后果涉及国家、政治秩序、制度安排、权力分配、科学决策、民主政治、立法和体制调整等多方面，认识到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信息技术的政治价值，重视协调信息技术与政治发展间的关系，从而使政府在努力推动国家信息产业发展和促进信息技术进步和应用的同时，亦坚持不断地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这些对于塑造政府形象，提升政府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持政治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2002-08-05

【参考文献】

[1]InternetProtocal.即互联网协议.

[2]大洋网.美建电子全球间谍网络，Yahoo!科技，2001.4.15.

[3]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此案例选自金枝编著.虚拟生存[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5][美]西奥多•罗斯扎克.信息崇拜[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

[6]金枝.虚拟生存[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7]姜敬宽.信息发展扭曲民主正常运作[J].编译参考，1995(6).

[8]王庆五.全球化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创新[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2).

[9]钱振明.网络时代的政治学和网络政治学[J].江海学刊，2000(4).

[10]姜敬宽.信息发展扭曲民主正常运作[J].编译参考，1995(6).

[11][美]比尔•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12]该引文出自JacquesEllul.TheTechnologicalSystern(NewYork.1980).P155.)参见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