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起，发达国家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劳动力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快速转移，制造业占本国GDP和占世界同业比重持续降低。此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资本乃至实体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逐渐崛起，借此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国即为其中代表。

可以说，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是同时进行的。发达国家将制造业低端环节转移到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过程，正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社会实现工业化改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上完成了分工配置，发达国家借以实现产业升级，提升了经济结构、改善了生存环境、推动了新兴经济形态，部分发展中国家则迅速推进了工业化改造、改善了基础设施、促进了就业，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并在其它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雁阵模式”中成为头雁。如果不考虑财富分配的比例，应该说，两者相得益彰。

去工业化之失

去工业化过程中的制造业流失虽为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升级带来了便利，却也使其失去了不少就业机会。美国制造业的从业人数曾在1979年达到1960万的高峰，之后逐渐下降。2000年后的10年里，该国制造业就业机会的流失速度7倍于此前20年。在生产“离岸”的浪潮中，制造业在美国GDP中的占比从上世纪80年代的近22%降至目前的12%，就业人口从上世纪80年代的近22%降至现在的9%。最近几年，虽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大体稳定在11%以上，但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仍然呈现下降趋势。截至2010年，美国总就业人数为12982万人，制造业就业人数仅为1152万人。在经济上与美国几近同步发展的欧盟，其大部分成员国也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去工业化”的洗礼。欧盟的统计数据显示，1996-2007年，工业在欧盟GDP中的占比从21%降到了18%，工业就业人数在社会就业总人数中的占比从20.9%降到了17.9%，这意味着欧洲因为“去工业化”失去了280万个就业岗位。

虽然欧美国家仍在工业领域占据技术高位，但普遍的“去工业化”依然使其在汽车、钢铁、消费类电子等制造行业的力量相对削弱。近年来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处境维艰，正是其具体表现。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全面爆发，充分暴露了“去工业化”导致经济虚拟化、抗危机能力不足的风险。而新兴经济体借西方国家“去工业化”之机快速推进“工业化”，也对发达国家的全球市场竞争力形成了明显挑战。

从比较优势理论来看，一些相对传统的生产类型从高收入国家向低收入国家迁移，是经济发展中不同经济体问比较优势发挥作用的结果。但问题是，实际的经济运行远比比较优势理论模型要复杂得多，各国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长期维度中的优势发挥、“福利”生产与分配，还有短期维度内的就业压力、经济稳定和政治目标。现实地看，制造业在创造就业岗位和促进技术革新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制造业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制造业研发约占美国工业生产研发的75%，制造业出口约占其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的2/3，这个行业为经济提供了近2000万个高薪岗位。

欧美的再工业化努力

在虚拟经济引领失速、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冲击下，重归实体经济、从战略层面推动“再工业化”，成了欧美国家总结危机教训、调整产业结构、占领全球市场优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和发力点。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美国依靠引领“虚拟经济”风尚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全球市场主导者角色。但作为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的发源地，美国对“虚拟经济”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反思，其“再工业化”战略就是要通过制造业回归来解决就业与经济“空转”问题，刺激经济复苏并进而带动经济向实体化、稳定化的方向发展。美国是个务实的国家，“再工业化”一经提出就迅速转化为实际行动，政府很快推出不少政策措施，加大对通信、环境、医疗、先进制造业等基础性产业的投资，激励金融、IT等领域向实体经济倾斜，推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融合，在加大投入的同时动员社会资本进入航天制造、清洁能源等领域，并且重点引导海外制造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回归本土。

深陷欧债危机的欧盟对制造业的重视也在不断加强，何况还有一个靠制造业立国的德国主导欧洲的危机应对。在这种背景下，欧盟多国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2013年9月24日，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负责工业的委员安东尼奥·塔亚尼公开声称，欧洲需要进行再工业化，重振欧洲经济。

和美国一样，欧洲再工业化也以促进创新为重点，如成立欧洲研究理事会、建立欧洲创新技术学院、实施联合技术倡议等。而法国近期公布的名为“新的工业法国”的工业重振计划，更是明确表示要巩固已有工业基础、加强关键技术的长期投资，使法国重返“全球竞争的第一行列”。该计划包括34个具体项目，覆盖能源转型、医疗健康、数码技术、交通运输等重要工业领域。法国政府将把该计划作为该国5年经济发展规划的重点，其研究结论认为，这些项目将在10年内为法国创造近48万个就业岗位，带来455亿欧元的附加值。

被再工业化斩断的去工业化

总体上看，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老牌工业强国虽然也在虚拟经济的大潮中进行了“去工业化”，但其制造业竞争力依然十分强劲，美国、欧洲国家在商用飞机、高端汽车、通信器材、医疗设备、智能设备、环保工程制造等领域仍占据技术和产业制高点。另外，欧盟还掌握将近半数的全球工业技术标准和产品规则，是相关行业的主导者和规则制定者。可以说，在跨国公司数量、技术实力、知识储备、产品标准等决定全球制造业格局的主要力量上，美国、欧洲都具备“再工业化”的有利条件。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发展中国家赖以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外部条件亦即欧美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同步终止，而且其所依赖的内部条件——成本优势也在不断消弱。这种对比说明，欧美的制造业优势很可能在“再工业化”战略下得到巩固和加强，而发展中国家可以祭出的筹码并不多。

从目前看，欧美的再工业化进程进展顺利。美国已有不少企业明里暗里把制造业务迁回本土，其中既有苹果、GE这样的制造业巨头，也有沃尔玛这样的制造业关联企业。欧洲部分国家的回迁势头也很明显。例如，英国工业联合会2013年9月发表的月度调查显示，在经历过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刷之后，该国制造业于近期迎来了18年来最为强劲的上升势头。2013年9月，英国制造业的产量平衡指数上升到了+33，比上月高出8个点，达到1995年3月以来的峰值。制造业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订单数激增，新订衡值在9月上升到了+9，达到2007年8月以来的峰值，而今年8月该值为0。此外，该国最新的采购经理人调查结果也说明英国制造业处于复苏态势之中。同时也有迹象表明，法国的大企业如雷诺、欧洲宇航防务集团、阿尔斯通等，将在该国工业重振计划的推进中发挥引领作用，当然，和美国一样，中小企业也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欧美的再工业化浪潮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形成了直接冲击，也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升级进程形成了强力挤压。一方面，欧美制造业不仅不再大量外迁，还有回流之势，减少了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另一方面，欧美将较为高端的制造业环节召回国内，与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形成竞争，限制了后者的升级进度，并迫使其固守传统的低端制造业体系，从而与其他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说，西方国家的再工业化是对其去工业化道路的一次否定和修正，它们在固有道路上突然转向，打乱了紧随其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规划，也导致了全球制造业布局的混乱和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