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学比较分析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乐章集》《花间集》表达手法抒情角度人性意识

论文摘要:柳永的《乐章集》不仅在艺术成就上远胜《花间集》，在表现男女、人的意识的初步觉醒上，更写出了《花间集》所未能表达出的思想。这不仅和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关，更和时代、社会密切相关。《乐章集》的创作丰富了词这种文学体式所表达的内容。

词，原是为配合隋唐时期的燕乐而创作的歌词。因为是合乐的歌词，所以历史上它有“曲子词”的称谓。从文人音乐活动来说，自汉魏以来相和歌、清商乐的创作，到唐宋采诗填词人乐的歌曲演唱，都沿用“依曲填词”的创作方法。唐五代以来，词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一直被文人视为言情的艺术，同时也是“诗之余”娱宾遣兴的工具。

王灼《碧鸡漫志》卷一曰:“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词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自隋唐以来，词的创作题材多局限在男欢女爱、羁旅闲愁等凄迷感伤的内容上，词的风格也显得轻柔、绮丽、温婉、细腻。婉约词一直被奉为正宗。明代徐师在《文体明辨序》中说:“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正。”在创作实践上，南唐二主词以及集温庭绮、冯延巳等人婉约词之大成的《花间集》，代表了宋代之前婉约词的最高成就。他们用委婉含蓄、细密缠绵的表现手法，细腻生动、淋漓尽致地抒写了男欢女爱、伤感别离、风花雪月等婉约派惯常抒写的种种情绪，使宋代之前的婉约词创作达到了高潮。

而把抒情推向极致的，当属柳永。这位“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柳永《鹤冲天》)且又把填词作为第一要务、被仁宗皇帝批为“且去填词”的词史上声名最为显赫的词人，“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以至“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其甚至蜚声境外，相传“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鹤林玉露》卷一三)。对于柳永的词集《乐章集》，历来褒贬不一。在词的发展、雅化的过程中，对其俗的一面的认识似乎已成为柳永及其‘乐章集》的定论。尤其是柳永因失望于仕途，把“烟花巷陌……且惫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作为自己倾心的生活，沉溺于青楼妓院、勾栏瓦肆这些社会下层场所，更触犯了士大夫们的文人风雅。他和那些歌妓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她们创作了大量的词篇。“《乐章集》中，冶游之作居其半，率皆轻浮狠蝶，取誉筝琶。”这也为柳永招来了许多骂名。因其中大多是写情，故人们常把它和写情专集《花间集》一比高下。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二者题材的表达手法、抒情角度上作比较，通过比较，相信高下立现。

一、表达方式迥异

《花间集》和《乐章集》都以男女恋情为题材重心，但表达方式迥异。

《花间集》对恋情的抒写是缠绵、纤柔、婉约的，犹如隔着纱幕，凝望一位羞羞答答、柔柔弱弱的小姑娘。“画楼音信断，芳草江南岸。莺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温庭绮《菩萨蛮》)“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袭枕寒。”(温庭绮《更漏子》)通过对女子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穿着打扮等可闻、可见、可感的外部形象的描写以及对女子内在气质的刻画，表现女子轻柔、和婉、含蓄的感情。“春情满眼脸红绢，娇妒萦“人绕。”(魏承班(诉衷情》)“肌骨细匀红云软，娇羞不肯人鸳袅。”(和凝《临江仙》)“柳丝袅娜春无力。”(温庭摘《菩萨蛮》)……这里的女子“娇羞”织弱，含蓄不语，以一举手、一投足、一肇、一笑、一流拟等细微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情感，韵味悠长，含蓄级绵。

而《乐章集》的第一主题却是男女的直白这一题材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被一个作家如此集中地表现出来，热情而直率，赢得了当时世人的珍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乐章集》云:“盖词本僧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人，虽颇目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因为柳永生活的年代，正是北宋初年经济繁荣的时期，市民享乐意识膨胀，对男女的要求不再遮遮掩掩。与柔弱的小姑娘似的《花间集》相比，《乐章集》则更像一位成熟而热情的，对爱的表达直截而热烈，率真而坦诚《花间集》中很少低级趣味的描写，虽有“锦帐”、“香袅”之类，也大都是以感伤和哀怨的笔触写出;多写离情、相思，少有欢会之情。而柳词酷肖敦煌词，直抒胸臆。“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愿奶奶，兰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为盟誓。今生断不孤袅被。”(《玉女摇仙佩》)在爱的交流中，《花间集》中的女性无一例外都是娇羞、柔弱的，被动地等待爱人的追求。《乐章集》里的女子则缠绵而热烈，勇敢而坦诚，率直而毫不做作，敢于怨恨，也敢于示爱，敢于争取爱的权利。“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忆帝京》)“我前生、负你愁烦债。便苦惩难开解。”(《迎春乐》)而且，此中的女子不仅有情且有欲，“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二郎神》)“待伊药，尤云滞雨，缠绣袅，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锦堂春》)她们泼辣而有自我意识，个个都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情有欲、多层次、多侧面的活生生的女人。这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是不多见的，尤其在《花间集》中，更是不可能出现的。《乐章集》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说，更可触、可感，对人性的挖掘也更直接、更深人。

二、抒情角度不同

在《乐章集》里，无论是到勾栏取欢的士大夫，还是在“秦楼楚馆”里言欢卖笑的歌妓，都有着丰富的情感，都是作为真实的人存在的。

《花间集》中的抒情大都从女主人公的角度进行。这里的词境构筑大多是以女子的口吻摹写物态、抒思，是建立在丰富的艺术想象基础之上的。想象虽然丰富，但毕竟始终隔了一层，与女性的气质、心理不尽贴切。事实上它还是以男性的角度“隔”写女性的心理。另外，《花间集》中的女性在表达自己的时，遮遮掩掩、闪闪躲躲、半吞半吐、欲语还羞，“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裳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温庭绮《更漏子》)“近来心更切，为君思。”(和凝《南歌子》)并且这里的女子独自一人承担了相思的重量与煎熬。“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萍洲。”(温庭箔《梦江南》)“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冯延巳《渴金门》)女子爱之煎熬、思之苦楚，被描写得淋漓尽致。女性纵有千种风情，也不会尽情宣泄，她们总是避却情绪，默默忍受，感情偶有流露，也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对感情、欲望极度地隐忍。而这里的男子，大多以押客的身份出现，显得寡情薄义，其形象是单薄的，苍白无力。男女关系在这里明显是不平衡的:男性高高在上，女性则是低微而渺小的。

而《乐章集》里，相思主要是由男子来演唱的。“追念少年时，正惩风炜，倚香偎暖，嬉游惯。”(《阳台路》)“磋因循;久作天涯客。负佳人，几许盟言，便忍把，从前欢会，陡然翻成忧戚。”(《浪淘沙》)“佳人应怪我，别后寡信轻诺。”(《尾犯》)就是面对仕途的选择，男子也能唱出“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便是有，举场消息，待这回，好好怜伊，更不轻离拆”(《征部乐》)。这里的男子与女子，除去押妓与被玩弄的关系外，更深处却有真情流露。《乐章集》里的男子与女子同样是多情的，而且作者把男女分离的原因归咎于仕途浮名的干扰，把男女情感的相思与封建社会的仕途前程结合起来，从而使《乐章集》中的男女关系有了一些新的社会性质;另外，从人性角度来说，男女主人公的形象都相当丰满，代表着市民阶层的审美意识和感情寄托。特别是，这里的歌妓不再仅仅是作为男子仕宦生涯的调节剂，她们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对薄情郎的怨恨，也敢于直言表达:“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决不隐藏心中所怨;这里的男子也不再仅仅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歌妓的生活，而是与歌妓同命运、共相思，合唱出真挚的爱情来。《花间集》中女子“独倚望江楼”、“肠断白萍洲”的画面，在《乐章集》中叠影而变为男女双方的镜头:“想佳人，妆楼顺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惩凝愁。”(《八声甘州》)变女子的单相思为男女双方的互相思，使一贯作为被玩弄对象的女子有了独立的人格。

鲁迅先生说:评价一个作家，“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且介亭杂文二卷·题未定草》)。柳永之所以能在《乐章集》中如此率真地表现男女恋情与，并且写出人的意识的初步觉醒，与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有关。超级秘书网

宋代统治者历来抑武崇文，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地位，因此，柳永才敢在仕途不济时，以玩笑的态度，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致力于婉约词创作，大胆抒发所思所感。柳永大量创作婉约词之时，正值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商业贸易十分发达，宋代已稳步发展了近半个世纪。从宫廷官员到市井小民，都歌舞欢宴，风流蕴藉。都市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阶层的活跃。现代研究者大都认为，宋人比起其他朝代，更注重自然适意的生活情趣，更注重“浓欢无价”的人生哲学。宋初的“杯酒释兵权”更引发了一代人追求人生的享受，追求生活的情趣，甚而追求感官刺激。生活中已没有轰轰烈烈，也少了许多豪情壮志，只有“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傲岸与“惩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的满足。这是新出现的市民阶层人生观的主要内容。

《清明上河图》中热闹繁华的市井生活就是一个明显的佐证。市民们喜冶游，追求浓欢无价，连清明节也都“论阑买花，盈车载酒，白排千金邀妓”(柳永《剔银灯》)。“倾城，寻胜去”(柳永《长寿乐》)。在这样的人生哲学指引下，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情与欲的追求，相对于其他朝代来说，相对平等也相对开放。宋初社会关系的变动与发展，柳永个人境遇的独特性，使他能够率先唱出真挚的情歌。柳永词中的男女不再是封建礼规的工具，而是人的意识初步觉醒的人，柳永因此而获得了广泛的读者面。

同是婉约词，柳永的词绝不同于《花间集》中的婉约词。他在词中抒写人的意识的觉醒，这是对封建礼规的傲视，同时，也开启了我国市民文学的先河。封建士大夫们虽对柳永不无微词，但实际上也对柳词颇喜爱。同时代的苏轼曾问人:“我词何如柳七?”(《吹剑录》)又说:“近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一《与鲜于子骏书》)钦羡之情溢于言表。直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也不得不承认“永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人，’(《四库全书总目·乐章集提要》)，“词……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可以说，柳永所开俗词先河，也是宋词发展为一代文学必不可少的内容。尤其是由他引发的词创作的雅俗之争，更是形成宋词鼎盛局面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