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真真:拍另类电影现在还未到时机

“一定要活在当下”'

黄真真拍过不少片子，有褒誉，有争议，也有差评。2008年，她与大陆初次合作，在香港故事里硬去大陆和台湾的角色，《六楼后座之家属谢礼》拍得“有点怪，不汤不水的”。两年之前，她初次北上之作《倾城之泪》的口碑也不太尽如人意，还在寻找电影方向的她没能突出自己的风格。但这次，说起即将上映的新片《被偷走的那五年》，黄真真很自信。这是一部融合了她两年大陆生活的作品。

《被偷走的那五年》讲了一段跨越七年的爱情。这样的感情很多人都曾经历过。最初的时候，是甜蜜的傻傻的情侣，后来结了婚，开始为事业打拼，彼此的生活变得很忙，时间偷走了爱情，在一起越来越久，感情却越来越淡，到最后只能看到彼此的不好，最后终于离婚。“我希望能借这部戏去探讨，我们可不可以重头再爱？我们可不可以把爱情保鲜？”

作为女性导演，黄真真天生的敏感和细腻让她擅长拍爱情片。在拍《分手说爱你》的时候她就敏锐地捕捉到当下的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喜欢用手机互相拍、自拍，或者拍食物的现象，她喜欢把这种现代的东西拍出来。到了十年后、二十年后，那时的观众再去看这部片子，就能了解到当时那个年代的生活和爱情的模样。她注重电影的细节，喜欢细腻的表现手法，所以也很喜欢关锦鹏、张艾嘉等导演的爱情片。

谈到自己的爱情观，黄真真不喜欢用“轰轰烈烈”、“平平淡淡”或是“天长地久”来界定爱情，她认为好的爱情可以简单到只是“每天看到对方都觉得，哇，我真幸福啊！”旁观了太多红男绿女的故事，她知道新鲜感终究会消失，每一段感情都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结束，所以“活在当下”才最重要。她用自己的例子来说，“我跟男朋友吃午饭回来，经过一个海报，有肌肉男，我就说，这个身体好像你的身体诶。我们两个就在街上嘎嘎嘎地笑。这个就是情趣啊，大家就是开心，没必要执著，没必要不开心。但是很开心，不等于我们也会永远一起。或许有一天有事情发生啊，有第三者啊，这段感情就会结束，但是起码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保证欣赏对方，大家都有一种甜蜜的感情，要不然很浪费啊。如果跟一个人在一起只是因为习惯，因为我不懂怎么开口跟你分手，这样很浪费。我们应该每天活得比较精彩。”

黄真真对待爱情认真而豁达，对待生活也是如此。

她表示自己对于“最先锋”、“最有个性”这样的标签无所谓接不接受。她提到在《女人那话儿》刚出来的时候，香港有报纸形容她是第一个女导演，“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问她，你今天看了报纸没有？她说看了，我说记者这样说你OK吗？她说，OK（此处语调悠长），怎么说都OK啦，今天是今天的事，明天是明天的事，我只是怕你不OK。我们家是很开的一种性格。所以我蛮幸福的，我从小都被妈妈影响，我不理人家怎么看我。”在采访过程中，黄真真也常常大笑。她觉得自己内心非常自由，每天也生活得很自由，很享受，她也希望在电影里能够表达出这样的性格与态度。“我觉得我也不是追求完美，就是我会尽量在当下把事情做到最好。”黄真真说，“我比较活在当下”。

“给观众新鲜感是电影人的责任”'

作为香港北上的导演，黄真真从爱情片拍起，考虑的还是能不能让观众共鸣。她认为香港和内地的观众很不同，就像《致青春》，虽然在内地很受欢迎，但是在香港很难被接受，因为香港人的大学生活完全不是这样，能够了解，但没有共鸣。而警匪片、爱情片、动作片之所以能香港大陆通吃，是因为背景不那么重要。

黄真真说自己很在乎观众，但并不是讨好观众。“我每一天都留意观众的口味，观众喜欢的方向，但是作为一个电影人，创作不应该跟着观众，讨好观众。”黄真真认为投资人为了赚钱讨好观众无可厚非，但是一个有视野的投资人，应该看得更远一点。只讨好观众的电影或许能够赚钱，但不能成为伟大的电影。“我觉得观众也很喜欢看有共鸣的电影，如果电影可以给他们新鲜感，他们会更喜欢。所以电影应该比观众前一步，给观众新一点点的东西，但也不可以比观众前太多，太前的话他可能看不懂，或者还没有共鸣。”黄真真说。

黄真真认为一部好电影第一重要的是作为电影基础的剧本，第二重要的是由导演、演员和摄影师所掌控的制作，第三重要的是起辅助和补救作用的后期。“如果基础不好，导演不好，演员不好，拍得也不好，这个戏就完全失败了。但是，”说到这里，黄真真顿了一顿，大笑着说，“还有第四部分，就是营销。如果一二三不行了，但是第四你找了一个天才，包装一下，还可以拿一些票房……甚至有的戏差太多，你从来没看过那么差的戏，也会有一帮观众去看的。因为它变成一个话题了，如果我不看，我不可以加入这个话题。把一个戏变成一个话题也是很重要的。不管话题里面是什么内容，不管好还是不好，只要是话题就有人去看。” 不过，在被问到自己新出的电影在宣传包装方面有什么idea，黄真真自信地说，“这个不是我的责任。我觉得我的戏已经很好看，我不需要”。

黄真真把拍电影比喻成怀孕生孩子，她作为妈妈只负责生孩子，孩子生下来就有他自己的生命，之后的宣传她就不再插手，交给公司和团队去做。《被偷走的那五年》还未上映，黄真真就说，“然后我又想怀孕了，下一部”。

“拍片要讲timing”'

香港人最爱用timing这个词，黄真真也用它来形容自己筹拍《女儿国》而暂时不得这件事儿。

谈起“女儿国”的走婚制，黄真真兴致一下就起来了，“她们的风气是走婚的，没有夫妻，在这个角度，男人的地位没有那么高，我也不需要男人的钱，男人多有钱跟我没有关系。他们的爱情是很单纯的，因为里面没有结合，我不看你的背景。因为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所以我们见面。没有现实因素在里面，像家庭的背景，教育的背景，你是不是个好爸爸、好妈妈，你漂亮吗这样的因素。因为单纯，所以浪漫。因为单纯，所以没有压力，所以女儿国没有人为了爱情自杀，或者杀人。香港或者很多城市里有很多人为了爱情要生要死，世界上真的有地方是不存在这样的事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题材非常的有趣。不是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而是他们这种精神可以反映出，虽然我们的社会很进步，但是我们犯了什么错？我们对婚姻对爱情这么现实。这个很不好。这个是我想探讨的地方。”一说到这部片子现在还不能拍，黄真真就很遗憾，“‘女儿国’我很早就去了，去过一个月，跟她们喝酒啊什么的，我住在山上面的老人家家里，晚上烧烤啊，我完全了解她们的生活。写了剧本，但怎么样？审批有问题，可能少数民族不太方便。国内的电影公司也不太愿意接。所以我们电影人拍电影要看时机。”

黄真真笑得爽朗，说话也不拖泥带水。她说自己是个开心的人，不在意外界怎么看她，但是提起“你商业了”这句话，黄真真还是显得很激动，“有时候传媒不停地说你改变了，你商业了，我这几天听多了有点激动了。因为你很随便地说哎呀你商业了，求求你们，谁给钱拍这种片？比如说我拍了《女人那话儿》的纪录片，这种题材现在没有人投钱去拍，因为根本没机会在戏院上映。《女人那话儿》成功的原因就是这个女人想说就说，没有审批的问题。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再拍，我说我会再拍啊，这种片子我不会找投资人，我一般自己来，找不到投资人，也没有压力，反而可以保持本来的味道”。

作为新锐导演的黄真真勇于尝试，大众的小众的，港式的内地的，纪录的抒情的，她都拍过，而且跃跃欲试地要拍新的题材。“我还有两个类型我希望死之前一定要尝试。一种就是动作，第二是科幻，因为我心里面也有一两个对未来世界的主题，觉得非常有意思。但是我不急，我希望未来慢慢有机会可以拍出来，和观众分享。”她再一次强调timing，“我觉得拍戏需要timing，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时间是对的就可以做了。现在所有人都情戏，怀旧啊，因为这种片子那么那么赚钱啊。现在这种风气，我拿我的另类出来不是时候。”

“拍电影我可以不睡觉”'

黄真真没有副业，不工作的时候就是看电影，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一天要看三部，不论题材和国别，即使是烂片也要“看看它怎么烂”。她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去泰国的海滩，一边看书，一边想电影主题。电影已经完全成为她的生活，“我前天和朋友去吃饭，整个晚上都在谈电影。它已经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有些妈妈拿出自己小孩的照片，说，看！再看再看！对我来说，电影不是工作。我跟朋友讲话，我就会说这个可以拍成一场戏，他们常常笑我。电影就是反映生活，如果不是每个生活的小节都在留意，电影就失去真实了。”被问及电影占据她生活多少的时候，她脱口而出90%，想了一想又改口，“80%吧，因为我现在都想留多一点时间给我父母家人”。

黄真真表示自己没有兴趣做制片人，拍电影是她最享受的事情。“我的强项就是创作，我很享受。我可以不睡觉，每一天都坐在这里也OK。”说起对电影的热爱，黄真真似乎永远都这么兴高采烈，“我每次都是很投入去拍，没有很分析这一次我要怎么样。我就是带着我的热情去拍。所以有人说我这一次有变化，我就说，诶是吗，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觉得每一部戏都是化学作用，公司啊，演员啊，我啊”。

因为拍过《女人那话儿》这样的片子，所以黄真真一直被看作先锋导演。在谈到两性关系这样的问题时，她也非常坦诚，“性，我从来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不会特别避开，因为我觉得是生活的一部分，和吃东西一样是我们的基本反应。我不会对这个话题害羞。因为我觉得它很自然，所以我也不会那么装”。

记者问起黄真真她对自己哪一部电影最满意，以为会听到“下一部”或者“每一部”这样的经典答案。但黄真真却认真地数起来。她说自己最喜欢的是《女人那话儿》，因为“太特别了”；第二喜欢的是《六楼后座》，因为“感觉是一帮好朋友一起拍电影”；第三喜欢的是《分手说爱你》，尽管中间不太满意，但剧情和拍摄方法都有突破；第四部才是新片《被偷走的那五年》。她诚实地说，“我拍了十一部了，其实中间几部我都不是特别满意”。